作者简介
金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所所长，英美文学方向学科带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学术专长：现当代英美文学，专治维多利亚小说与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编辑荐语
金冰教授是国内最早对“新维多利亚小说”予以关注和研究的学者，该文作为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福尔斯的小说为切入点，对文学与达尔文主义的关联性展开讨论，拓展了“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主题维度。
《法国中尉的女人》显然包含许多成长小说的元素。但是，与传统成长小说不同，《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不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绅士的故事，而是描写主人公对社会习俗的叛离以及获得真正个体自由的曲折经历（unmaking of a gentleman; Lynch 58-59）。在我看来，查尔斯的精神成长与心理进化固然与他的情感经历密切相关，但这一过程与他对自然的认知、对达尔文主义内涵的理解以及他的宗教情感同样密不可分。与热衷骑马打猎的传统乡绅不同（查尔斯的叔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查尔斯热爱大自然，对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兴趣浓厚，还是一个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他喜欢以青年科学家自诩，是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早期追随者。他热衷搜集海洋生物化石、尤其是一种被称作介壳的棘皮动物化石。对于安宁在莱姆镇创办的古化石商店十分推崇，并在那里买下各种化石标本。然而，福尔斯借小说叙述者之口指出，“查尔斯自称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并不真正理解达尔文。可是在当时，达尔文对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58）。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达尔文本人对于进化与进步、随机与规律之间的关系等多个问题的表述前后不一。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既是一个包含秩序性的万物相互依存与共生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满偶然与不确定性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在《物种起源》中他写道，“自然选择或者适者生存，并不必然包含一种进步性发展”（qtd. in Jackson 223）。但在《人的起源》一书中他又写道，“人类处于有机世界的顶端”（qtd. in Jackson 223）。正是达尔文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性，使得有关达尔文主义的辩论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 与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查尔斯所接受的达尔文显然是古尔德所说的那种令人心安的等级式进化，这种进化包含着一种隐含价值的分级。查尔斯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财富和社会地位，将自己归入最适合生存的优者行列。这样一个以查尔斯为代表的优适者位于其顶端的“有条有理”的秩序化世界，所遵循的显然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所提出的“自然阶梯”（the Ladder of Nature）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林奈对现存的动植物进行僵化的分类，“他想把不断变动的东西稳定下来并使之固定不变”（52）。欧内斯蒂娜无疑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她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只可能把社会看成是有许多梯阶的一架梯子，并因此把自己的位置仅仅看成是可以迈向据认为是较高境界的一个梯阶”（270）。 达尔文的变异与进化理论将偶然性与随机性引入自然体系，从而用变化替代和颠覆了林奈静止不变的自然观。然而，小说叙述者告诉我们，“达尔文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这个瑞典人的枷锁”，因此查尔斯对达尔文的误读也就“无可指责的了”（52）。这样一种缘于误读的优越感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随处可见。在与格罗根医生彻夜畅谈有关达尔文、赖尔等科学话题并从科学角度对萨拉的反常行为做出分析之后，查尔斯“在凌晨时分终于步行回家——充满了趾高气扬的优越感，觉得自己的智力远远超过别人。”（175）。 对于自己与萨拉的关系，他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责任意识为自己对萨拉的情感辩护，“他本人无疑属于最适宜生存者一类，但是人类中的最适宜生存者更应该对较不适宜生存者担起一定的责任”（177）。当他前往自己日后有望继承的温斯亚特庄园探访叔叔时，“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觉得一切秩序正常……英格兰的这片土地是属于他的，他也属于这一片土地。他必须对这片土地负责，而这片土地所享有的名誉、以及几个世纪来形成的体制都属于他”（211）。而最令他感到惬意的是“乡村永恒不变的宁静环境……一切运作秩序井然，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近乎机械，人们认为这种秩序不应受到干扰，应该永远保持它的仁慈与神赐的特点”（211-12）。
很显然，查尔斯充满优越感的阶级意识不但让他将自己置于进化阶梯的顶端，同时他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带有自然神论色彩的静止不变的秩序体。查尔斯在安德悬崖寻找化石时所看到的自然景象似乎强化了这样一种和谐有序的自然观：
查尔斯饮水止渴，并用浸湿的手帕凉了凉额头之后，开始认真观察四周，至少是试图认真地观察四周。但是他站立的斜坡、眼前的景色、各种声音、各种花香、纯粹的勃勃生机和蓬勃旺盛之势，把他逼进了摒弃科学的境界。他周围的地面上到处有星星点点的金色和淡黄色白屈莱和报春花，两边是繁花盛开的野李树，一片雪白。他刚才喝过水的小溪两岸长满了苔藓，有着欢快绿顶的榆树给它们投下一片绿荫。（72）
这样一幅鲜花盛开、百鸟啼鸣、充满芳香馥郁的自然景象带有明显的伊甸园色彩，这里也的确被称为“英国的伊甸园”（72）。而小溪两岸绿荫环抱的场景让人想起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结尾所描绘的“枝蔓缠绕的水岸”（entangled bank）意象。然而，此时的查尔斯并未意识到，这样一个浪漫诗意的自然只是达尔文式世界的一个侧面。正如格伦德宁所说，更多时候，达尔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变化、竞争和死亡的无序世界。无论达尔文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强调变化，都将存在视为一种持续的变动，静止不动就等于死亡（122-23）。 小说叙述者对安德悬崖“神秘性、虚幻性和危险性”（71）的描写揭示出这个所谓“伊甸园”的另一侧面，“因为有裂缝深壑，随时可能带来危险，倘若有人在这里跌断了腿，喊叫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人听见”（71），而充满分叉的小路与乱七八糟的刺藤都令人产生一种迷失感与不确定感。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安德悬崖，由于偶然的原因，查尔斯遇见了被莱姆镇人称为“悲剧”的神秘女子萨拉并由此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变化的未知世界。 查尔斯最后一次安德悬崖之行促使他更为深刻地体会到林奈式“自然阶梯”的谬误和达尔文主义的真谛。尽管查尔斯此行的目的是去帮助身处困境的萨拉，他还是被安德悬崖沿途的景致所吸引，他看到一只狐狸、然后是一只小鹿从小径上穿过，似乎把他当成了入侵者，“以森林小皇帝般的威严注视着查尔斯”（256）。这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皮萨内洛的一幅画十分相似，“圣•休伯特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森林里遭遇鸟兽。那圣人大为震惊，觉得自己似乎成了一场恶作剧的受害者，他的傲慢突然被大自然最深刻的奥秘——生存的普遍对等性——彻底压倒”（256）。这个小插曲让查尔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早些时候化石带给他的领悟：“一切生命都是平行的，进化并不是垂直向上直至完美的过程，而是横向的”（221）。
查尔斯感到自己正站在大自然中与上帝灵交，他体会到的进化的真谛在于，“生存优先于死亡，个体优先于族群，生态学优先于分类学”（257）。小说叙述者在第二十章的引言部分曾引用丁尼生《悼念集》中的诗句，揭示出冷酷的自然法则，“难道上帝和自然在斗争冲突，而自然赐予如此多的噩梦？她看上去好像多么关心物种，而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在乎……”（175）而此刻查尔斯的感悟却表明，个体存在以其独特的自我和对自由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冷酷的自然法则和决定论的限制，而正是这样一种对进化与自由的更为深刻的认知使得查尔斯并没有如批评家所言被进化所抛弃，继而被存在主义所拯救（Salami 124）。相反，查尔斯精神进化之旅与存在主义自由的实现相辅相成。而福尔斯通过对查尔斯存在主义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精神成长和心理进化历程的描写，将存在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互融合，从后现代主义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中期信仰和思想危机语境下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自我救赎之路。
本文节选自《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自由与进化——《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叙事与存在主义主题”（117-124）。感谢作者同意刊载。因篇幅所限，未提供文中引用来源，大家可在原文中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