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新进展（下）（文/于翠红 刘件福）

作者

山东工商学院 于翠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件福

本文原载于《现代外语》（双月刊）2015年12月，第38卷第6期。本文分上、下篇连载，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并登陆中国知网（CNKI）查看。

提要

认知语言学探索语言、人脑和心智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众多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本文在对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新进展进行系统综述的基础上，提出认知语言学可为二语习得提供连贯、适切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参考，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化又可丰富和检验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推动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和完善。本文同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认知机制、研究范式

2.3 构式认知机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形式与意义的规约，构式作为形式与意义的配对储存着语义、句法和语用知识，是对语言进行结构性描写的最自然的基本单位（Goldberg 1995）。Ambridge et al. （2014）以成人和年龄介于3.0—3.6 之间的儿童为对象，利用三组不同的听力材料对只具有不及物属性的动词（如laugh）的不合法句法表达（*Bob laughed Wendy） 进行强迫选择指向任务（ 如Bob made Wendy laugh or Bob laughed at Wendy） 研究，发现两组被试选择致使构式识解的比率高达82%，进一步证明语言加工是以用法事件为基础的，构式作为与语言使用者主观认识、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等百科知识紧密联系的功能性编组在语言认知操作中具有重要作用，“语言习得与使用的研究都可以从构式语法研究中受益”（Goldberg 1995：6）。 语言是由一个个语言项（即构式） 相互作用和制约而形成的系统，“构式的形式和意义配对对于探讨跨语认知路径和词汇化取向具有重要作用”（于翠红 2015）。由于二语是在母语概念型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母语构式势必会对二语习得产生影响（Cadierno & Robinson 2009; 许莹莹、王同顺 2015），尽管构式加工机制会伴随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而获得优化，但二语构式会直接与一语构式进行竞争，母语负迁移不可避免。 Bardovi-Harlig （2002）、Ellis （2003）等基于跨语言习得中的构式认知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二语构式习得路径与一语相同，均遵循“惯用语→低域模式→构式”这样一个“三步曲”，即学习者首先习得大量惯用语，然后在概念图式作用下将之整合为域，后者作为创造性构式的基础经反复使用、巩固和加强获得表征图示，形成具有能产性的构式。MacWhinney （2008，2012） 在其“统一模式”中提出语言习得的目标是习语性，该模式将母语与二语习得和加工汇集一体，强调程序化和组块有助于将语言组织成一个连贯的、共同激活的神经环路，学习者基于直觉便能辨别声音或单词组合。然而，受动词、论元、构式及其原型性与形式-功能映射的多重影响，对二语习得者而言，构式认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构式动词及其句法框架间互动匹配产生的多个具体表达进行抽象，尤其当动词允准多个论元存在（如双宾句） 时，该问题则更趋复杂。构式语法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向研究二语习得中构式与动词的关系，即从动词的参与角色与构式的论元角色能否融合这一层面寻求解释。Bencini & Goldberg （2000）调查了二语学习者英语双宾句的认知路径，发现论元构式是句子理解真正的心理语言范畴；董燕萍、梁君英（2004） 基于不同英语水平中国学习者英语双宾句意义理解的研究提出，中、高级水平学习者倾向于依据论元构式进行句义识解，而初学者则更容易受动词的影响。Tyler et al. （2011） 分别使用构式法和动词法对二语学习者英语双宾和致使移动两类典型构式认知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证实，在句法结构识别和产出两方面构式教学法效果更佳，习得更持久。Boers & Lindstromberg （2009）、Littlemore （2009）等旨在优化二语教学实践的研究均发现，以构式（或多词单位）为核心进行的词汇教学不仅能够帮助学习者超越词项真值语义条件得出形式⁃意义相对客观合理的解释，还有利于克服动词中心论，从构式整体出发更好地探寻人类认知规律，构建通达开放的理想认知序列模式。

2.4 隐喻观照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认知语言学坚持语义的中心地位，提出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联系的基本方式就是隐喻，“无论语言使用者处于控制性或自动化意识状态，隐喻都渗透语言和交际的全过程”（Littlemore 2002）；同时指出隐喻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认知现象，其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运作机制是以跨域映射为基础的概念整合。整合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将语言视为“强有力的和标示不足的一组提示（prompts）”，将语言现象与意义置于竞争性优先原则制约下，通过认知空间动态整合，对语言中存在的现象-意义构建过程做出认知阐释（Ruiz de Mendoza & Pena 2005：252）。 概念整合理论倡导通过探究概念与心智间的活动，揭示语言即时或实时的综合性话语理解和管理机制，为研究隐喻的指称晦暗性、预设等问题提供了理据。Littlemore（2002，2009）较早将认知语言学概念运用于二语隐喻习得研究，提出隐喻加工与学习者的视、听、动觉脑区以及其物质文化世界密不可分，隐喻识解和运用能力是学习者语言基本知识及生活体验概念框架博弈的结果。由于不同语言认知结构和概念化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单纯的结构和特征描述不足以提供一套隐喻辨认规则，概念整合理论的四空间网络结构图通过挖掘隐喻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清晰展示概念的系统投射和推论结构，对语言中隐喻认知的意向构建和解读路径做出有力阐释，为二语习得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Jin （2011） 基于母语者和学习者语料库对英汉两种语言空间概念表达开展了一系列词汇隐喻化拓展策略研究，提出二语学习本质上是隐喻化的，隐喻能力有助于学习者更加有效地加工并习得词汇。 借助概念整合理论，研究者对二语者习得具有语义新颖性及不可预测性义项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进行考察，关注其隐喻性认知特征和路径，为评估和预测二语能力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Maryam & Vahid （2014） 利用波斯语母语者英语议论文写作语料库对开放型和闭合型两类隐喻进行研究发现，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闭合型隐喻的使用频次增多，但开放型隐喻的使用频次并未因此而增长，而后者则成为语言水平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从微观上看，词义是语言发展的必经之路，学习者通过概念整合网络模型了解词汇语义背后的形成机理，有助于延伸词汇语义场，更好地把握形式与意义间的联系。从宏观上看，概念的组合和完善往往涉及文化背景知识和个体体验的应用，其文化和认知差异对概念整合具有重要影响（Lu 2011；Rosborough 2014）。隐喻认知理论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能够促进多个心智空间的信息映射，激活词汇语境意义预设条件，既有助于融合二语习得中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对跨语意义转移和衍变做出连贯、系统的描写和阐释，拓展和丰富学习者感知、描述和重组现实世界的手段和方法，还能为二语使用中的偏离或非自然性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对建立新的二语习得模式和研究范式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

3. 结语：思考与展望

从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初具规模，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渐趋活跃，两大领域的互补和对话为广大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崭新的研究视角。伴随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不断获得规则制约下的人类思维和行为普适性及特异性等丰富数据的支持和检验，相关研究范式的应用疆域日益扩大。然而反观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尽管对具体语言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成果比较丰富，但针对语言各维度进行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如果缺乏一定的实践数据佐证，相关认知假设和理论模型的应用价值就难以获得修正和广泛应用。其次，理论成果与教学点之间仍存在不匹配现象，认知语言学虽对一些传统语言教学较难讲授的语言现象，如介词、情态动词、双宾结构、部分隐喻类别等，给予了独具匠心的描述和解释，但仍有大量语言现象缺乏适用于教学操作的具体方案，且教学方案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构建全面的学科框架为二语教师提供教学认知库的呼声日渐强烈。最后，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影像，强调身体和大脑是心智、范畴、概念、推理的基础，然而由于基于语言理解和加工的大脑神经激活和神经模拟研究还比较有限，当前对于哪些因素抑制或激活了认知运作机制，这些机制又有如何在神经层面获得实现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大量研究证明利用认知理论和概念指导二语习得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操作的。认知语言学能够对语言现象做出更加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有理据的分析和阐释，使二语习得研究脱离语言形式的窠臼，转向学习者的认知发展过程及在线语言加工机制，为深化二语习得研究，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和方法。二者间的互补和交叠不仅有助于传统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化，还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新的语言事实和现象。今后，该领域的研究范式和主要学科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 开展基于学习者语料库及其多维语言能力分析的实证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好地反哺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2） 充分利用日趋成熟的Eye-link、ERP 和fMRI 技术获取直观的二语加工神经生理机制和脑电数据，为认知语言学和二语习得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支持；3） 将二语习得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多语习得研究，促进研究视角从二元语言观向认知的语言多元性、类型学转化。应当认识到，尽管认知语言学并“不能为二语学习者提供轻松、有保障的捷径”（Tyler 2012: 4），但可以为复杂语言现象的本质和结构提供可及性和完整度都较高的分析工具，启发教学工作者更好地切入语言知识点，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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