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评王佐良先生的英美诗歌研究（文/张剑）（上）

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剑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16年第6期。本文分上、下篇连载，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并登陆中国知网（CNKI）查看。

一

王佐良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他的学术生涯的起步是在清华大学，应该说他学术上真正的成熟是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在那里他撰写了英文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1975）。对于王公来说，清华大学是他的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后来也一直居住在清华大学，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从1949年9月回国，到1995年先生去世，他在北外整整工作了四十多年。可以说，他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是在北外度过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十五年中，他一共出版了十六本著作，差不多是一年一本。

王佐良先生的著作全集（2016）由外研社出版，一共十二卷二十六本，加上他主编的著作十二本，一共三十八本，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英国文学研究、美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研究、文体学研究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著作全集，我们会发现他的研究重点是英美诗歌，而不是其他。在他的二十六本著作中，只有两本关于戏剧，即《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和《莎士比亚绪论》，另有两本关于散文，即《英国散文的流变》和《并非舞文弄墨》，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小说的专论，只有一些小说简论，散布在《照澜集》和其他集子中，并且这些简论确实很简，常常一个小说家大概有600—800字的介绍。

李赋宁先生在谈到王公时说：“我们在昆明上大学四年级时，燕卜荪先生讲授当代英美诗歌。佐良对英诗的浓厚兴趣，他后来对英诗的研究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都与燕师的启发和教导有关。”①燕卜荪是现代英国批评家，著有著名的《复义七型》，曾经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现代诗歌，影响了王公那一代中国学者和诗人。王公自己在《我为什么要译诗》一文中也说，他译诗“主要是因为［他］爱诗，原来自己也写诗，后来写不成了，于是译诗，好像在译诗中还能追寻失去的欢乐”。②

应该说，王公的大部分研究精力都用在了诗歌上。他撰写了《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诗的境界》，编辑了《英国诗选》，翻译了《彭斯选集》和《苏格兰诗选》。即使他在讨论翻译、文体学和比较文学时，他举的例子都是诗歌。比如在《论契合》、《翻译：思考与试笔》、《论诗的翻译》、《风格与风格的背后》等都是如此。在他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中，他也主要负责诗歌部分的撰写。除此以外，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一生创作了至少52首原创诗歌。这些都可以说明王公的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王公的英文论文《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English Poetry and the Chinese Reader”）应该说是他写的最优秀的论文之一，既有分析的力量，也有总括的高度，给人印象深刻。在这篇文章中，王公对比了中国与日本学术界对英国“玄学派”诗歌的认知差异：日本对玄学派不以为然，而中国却对之兴趣盎然。为什么呢？王公说，这是因为玄学派诗歌的特点早在中国唐代诗歌中就有所体现，它所使用的奇喻、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等等手法，都在中国读者心中能够激起一种回响。玄学诗歌不能激起日本读者的回响，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学中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王公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③

王公的这个观点与“读者反应论”很相似：他认为，我们选择读什么外国文学？我们对什么作品感兴趣？都不是简单的选择，它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想得更深入一点，我们会发现，它可能还反映了我们自身的评判标准、审美标准，甚至反映我们自身的意识形态与现实需求。王公举了几个例子，来证实这个观点，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第一，拜伦的《哀希腊》在中国很流行，翻译版本有七种之多，胡适、闻一多、卞之琳、马君武、苏曼殊、查良铮、杨德豫，都是大家的译文，各有特色。另外，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英国文学和英国诗歌教科书中，都收录这首诗。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西方的教材，如《诺顿英国文学选读》，我们就找不到这首诗。在研究拜伦的《唐璜》的文章和专著中，评论这首诗的文字也非常稀少。可能不是因为这首诗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它对于西方的意义不如对于我们中国的意义那么重大。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但是在近代都衰落了。20世纪初的中国和19世纪的希腊一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哀希腊》对于我们中国是如此重要，因为我们也有希腊那样的希望摆脱殖民和奴役、振兴国家的梦想。王公认为，这首诗的流行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反抗满清王朝压迫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的蔓延导致了满清王朝的灭亡。”④

王公举的第二个例子是雪莱的《西风颂》。这也是一首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诗歌，王公本人就翻译了这首诗，在他之前郭沫若也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译本。王公说这首诗“启发了整整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⑤ 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和西方对这首诗的理解，我们会发现双方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的评论的确充分理解到这首诗的革命性，充分理解它对破旧立新的渴望，但是西方更倾向于把这场革命视为内心的革命，或者想象力的革命，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在中国，这首诗正好契合了我们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这是人们对革命胜利后即将到来的美好明天的期待。王公认为，雪莱本人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这首诗在中国能够达到如此完满的效果。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王公在文章开始时所提出的那个观点，即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我们中国很重视这两首诗歌，是因为它们表达了我们想表达的思想和愿望，它们反映更多的是我们的现实需求。

在另一篇英文论文中，王公再次提到了这个观点。这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时刻》（“The Shakespearean Moment in China”），它主要向外国读者介绍1986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的莎士比亚戏剧节。文章一开始，他回顾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翻译史，提到了林纾、田汉、卞之琳、朱生豪等。但是他主要想要说的是，北京和上海的莎士比亚戏剧节真正把莎士比亚带到了中国，甚至把莎士比亚进行了中国化，因为戏剧节上演了京剧版本的《奥赛罗》、昆曲版本的《麦克白》、黄梅戏版本的《无事生非》、绍兴戏版本的《第十二夜》和《冬天的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改编剧目是对莎士比亚的创新，但是王公认为，改编这些剧目的最大动力其实不是创新莎士比亚，而是为了复兴中国的传统戏剧。王公说，戏剧节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莎士比亚能够帮助中国戏剧走出困境，为中国戏剧提供新的、同时又是熟悉的剧情和人物”。⑥ 这说明了什么呢？还是那个观点，即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

脚注：

①见《王佐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序。

②同上，第491页。

③见顾钧编《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81页。

④同上，第82页。

⑤同上。

⑥同上，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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