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评王佐良先生的英美诗歌研究（文/张剑）（下）

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剑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16年第6期。本文分上、下篇连载，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并登陆中国知网（CNKI）查看。

三

中国读者对英语诗歌是如此，那么英语读者对中国诗歌是否也如此呢？在著名的《论契合》（“On Affinity”）一文中，王公在开篇就举了美国诗人赖特（James Wright）的例子，来说明中美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契合。赖特的诗歌《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As I Ste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 Governor）写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贬谪江西九江、然后又贬谪四川忠州的极不得志的故事。在赖特的诗歌中，白居易从九江逆流而上，经过长江三峡，抵达忠州，其抑郁和压抑的情感尽显无遗。王公评论道，“20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诗人在密西西比河畔写下自己的寂寥；9世纪，一位中国诗人惴惴不安地乘一叶小舟，被纤夫拉着船在长江上逆流而上——你无疑可以感觉到这两位诗人之间的契合。”①

赖特对白居易的讴歌与他自己的孤独和沮丧有很大的关系。赖特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马丁费里市，这个工业化小城镇见证了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工人的生活标准急剧下降，贫穷状况在美国社会迅速扩大。40年代的他加入了占领日本的美军，回国后他进入了大学，师从诗人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雷特克（Theodore Roethke），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在诗歌生涯的初期出版了两本诗集，获得了弗罗斯特诗歌奖，进入了耶鲁青年诗人系列。然而，他感到极度的抑郁和沮丧，不仅仅因为他的婚姻的解体，可能也因为有一种对自己诗艺的不满。

这种不满和抑郁在《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了古中国的一个地方官》中充分表现出来，他发现白居易在贬谪途中的心境与他自己是何其相似：“你在群山之外是否找到了与世隔绝的人们的城市？你是否紧握那根磨损的纤绳的末端，一千年没有放手？”赖特的抑郁来自他心中的一种对目前诗歌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居易是他寻求改造自己的诗歌的努力的一个部分。他不仅阅读和翻译了白居易，而且阅读和翻译了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Georg Trakl）、拉美诗人巴列霍（Cesar Vallejo）、聂鲁达（Pablo Neruda）。他对这些诗人的兴趣也是出于重塑自己诗歌的需要。他说，翻译将“迫使你在自己的语言中寻找对应的语言，不仅是对应的语言，还有对应的想象。这样你将被迫用另一种语言去理解诗中的想象，这肯定对你会产生影响”（Miller 1643）。

其实，在赖特的时代有许多美国诗人都有一种改造和振兴美国诗歌的冲动。在《诗人勃莱一夕谈》一文中，王公记录了他在80年代澳大利亚举办的“作家周”期间与美国诗人勃莱（Robert Bly）的交往，介绍了勃莱对美国诗坛的看法。勃莱认为美国诗歌还没有真正成熟，在技巧上和内容上都仍然依附于英国诗歌。然而，美国人要写出真正的美国诗，就必须摆脱英国的影响，摆脱“英国的韵律和英国的文人气”。美国诗必须扎根于美国的土壤，用美国的内容和美国的节奏来表现诗人的感情。勃莱本人在寻求“新的诗歌的可能性”中，积极地向外国诗歌汲取了营养。他说“美国诗要摆脱英国诗的传统，就要面向世界，向外国诗开门”。②

《想到〈隐居〉》一诗就是勃莱阅读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之后产生的诗艺结果。他在“作家周”上朗诵了这首诗，“这一情景——高大的诗人，古朴的长琴和那说话式的朗诵——都在［王公］的心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③ 与赖特一样，勃莱也向西班牙诗人、拉美诗人敞开了心胸，他翻译了洛尔迦、聂鲁达、巴列霍、特拉克尔等。他对中国诗歌的青睐也不仅仅限于白居易，他对李贺、陶渊明等人都非常热衷，认为陶渊明是“19世纪英国华兹华斯的精神上的祖先”。勃莱说，“我认为美国诗歌的出路在于，向拉丁美洲的诗学习，同时又向中国古典诗学习”。④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赖特和勃莱对中国诗歌的兴趣都反映了他们自身的需求，他们自己在诗歌翻译和阅读上的取舍更多地反映了他们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从中国诗歌中读出来的东西，也正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所寻觅的东西。从而这再次证明了王公在《英语诗歌与中国读者》一文中所推出的观点：一个国家对外国文学做出的反应，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本身，而不是外国的文学。

四

最后，我想把这个王公多次说明的观点运用到他自己身上，来看看他的学术生涯和研究选择。我们前边说了，他在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诗歌，英国浪漫派诗歌、美国现当代诗歌、中国现代派诗歌。用他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我们能不能说：他选择研究诗歌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的审美标准、审美判断和现实需求？王公不仅仅是诗歌研究的大家，他本人也是一个诗人。他一生谈得最多的诗人是英国的拜伦、雪莱、彭斯、麦克德米德；美国的惠特曼、迪金森、勃莱、赖特；中国的戴望舒、查良铮、卞之琳等等。他在阅读那些诗歌和诗人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种寻求榜样的意图？他自己的诗歌是否受到了他所欣赏的那些诗人的影响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

从技巧上讲，王公写得最好的诗可能是《异体十四行诗》八首（1941—1944），在诗中他描写了他与夫人徐序的爱情故事：不是婚后居家过日子，而是恋爱中的激情奔放。“今夜这野地惊吓了我。唯有／爱情像它一样地奇美，一样地／野蛮和原始。我要找着你，／让你的身子温暖了我的。”⑤恋爱中的青年顾不得规矩、得体，“教养”在这里已经不适用了，他们之间只有爱的疯狂。他们不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私家草地”，围着安全的围墙，而是泛滥的河水，“在长林茂草，在乱石里回旋”。诗歌有一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味道，说明王公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他的诗歌里。

在《账单》（1983）一诗中，王公描写了80年代一次旅行的经历，他在诗歌中罗列了他在途中所看到的许多人和事，包括不道德、不文明、不雅观、不礼貌、不环保的现象。在诗歌中，王公对这些现象表现出了一种深恶痛绝，甚至把这些现象比喻为“地狱”。诗歌的题目来自他所熟悉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说，“惠特曼善于开账单，／我以他为师”。⑥王公在此运用了惠特曼的列举手法，把他所看到的丑恶现象列举了出来，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再次说明王公在研究英美诗歌时，无形中是在寻找他的榜样，寻找他的艺术源泉。

在《论契合》中，王公列举了中国学术界翻译的诸多外国文学作品，说“中国特别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的吸引，就是那些在特定时期能够回应中国的需求和期待的因素”。⑦王公说，中国读者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时，在内心深处可能都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一种艺术创新的榜样。

王公一生研究西方诗歌，同时也写了五十多首原创诗歌。他的原创诗歌主要创作于30—40年代和80—90年代。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天赋，但是应该说，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天赋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可以说王公有成为一个大诗人的潜质，只是这些潜质没有被充分培育和发展。最终我们有了一个大学者，少了一个大诗人。在《网与屏》(1990)一诗中，王公对自己一生的成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骄傲，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懊悔，仿佛他虚度了一生似的。他说，渔夫用他的网“网过远海的银鱼，／宽阔的梦，偶尔还有长虹，／手臂无力了，但没有虚度”。而他自己呢？他说，“我只有这些旧本子，／写的是别人的才智，／也曾谱过一点音乐，／歌声却早已停歇”。⑧

脚注：

① 见王佐良著《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中英对照本，梁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第3页。

② 见《王佐良文集》，第646页。

③ 同上，第69页。

④ 同上，第648页。

⑤ 见《王佐良全集》第11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第576页。

⑥ 同上，第614页。

⑦ 见《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中英对照本，第8页。

⑧ 见《王佐良全集》第11卷，第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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