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40年：回眸与展望（上）（文/张莲 高释然）

 

提 要：本文回顾并总结了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在过去40年里的历时性变化和发展脉络。总结从该领域的被关注度和成果产出、研究主题、理论框架和视角、研究类型和方法的趋势性变化与演进四个方面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国际比较分析，探讨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以期为未来本领域的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40年；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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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教育事业奋起直追的40年，也是中国外语教育不断探索推进、蓬勃发展的40年。外语教育事业发展始终与国家对外开放、发展与改革紧密相连。应该说，改革开放推动外语教育，外语教育助力改革开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教师队伍建设是这项事业成败的根本和起点。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也是如此。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外语教师教育活动和过程的本质，为外语教师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帮助”（张莲 2008：3）。纵观过去40年外语教育事业的变化和发展，国内高校外语教育经历数次大的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国内高校外语教育的发展和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和实践显然是关键一环。回顾历程，分析趋势，总结成就、经验与不足是必要的，在了解研究主题、理论框架、视角和方法选择以及主要观点和成果的基础上，为未来，特别是新时期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和实践提出可资借鉴的意见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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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概括、总结某一学术领域发展历程的方法有很多，如按时间线概括领域主题、理论和方法演进，或者追踪领域内标志性成果文献和领军人物的研究传记等（de Bot 2015）。本文综合时间线和主题线，形成经纬交叉，以对本领域过去40年发展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和判断。基本观点和分析判断基于三个方面的信息和认知基础：1）442篇国内公开发表的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文献；2）笔者作为外语教师、外语教师教育者、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者三重身份的个人观察、体会和判断；3）笔者与领域内相关同事、同行间的交流。其中，研究文献是最主要的数据信息源。为了确保信息源的准确性、相关性和充分性，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步骤完成数据信息的过滤和筛选。

首先，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整理以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为主题的文章。检索范围包括教育学类、语言学类和高校综合性学报中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来源期刊（不包含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检索主题词包括外语（二语/英语）教师教育、外语（二语/英语）教师发展、外语（二语/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外语（二语/英语）教师研究。检索时间区间设定为1978—2018年，检索止于2018年12月。经此程序初选出1,360篇文章，然后，通过阅读摘要、浏览全文，再人工剔除明显不符合检索要求（如主题、类型和质量）的文章。该步骤需反复多次确认，最终保留442篇文章作为本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工具主要采用CiteSpace5.3.R4，但对任何分析结果感到疑惑或不定时均返回相关基础数据库进行反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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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历程回顾和趋势分析。首先是领域的被关注度和成果产出总量。通过统计领域内总发文量可知某一特定领域在特定历时时期的成熟度和活跃度，通常被视作学科发展显性指标之一。其次是过去40年该领域在研究主题、理论与视角的采纳和应用、类型与方法选择上的演进和变化。

3.1 研究总体趋势：领域被关注度和成果产出总量

表1总结了过去40年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领域的总发文量。

表1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领域在CSSCI来源期刊的

总发文量（1978—2018）

从表1可以看出，本领域在过去40年的第一个十年里研究活动为零，但在近十年则是爆炸式增长，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历时差异。图1的趋势曲线图能更直观地表现这种历时变化趋势。

图1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领域在CSSCI来源期刊的

总发文量历时趋势曲线图（1978—2018）

图1显示过去40年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呈现阶段性趋势特征，总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缺席期，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相对于国际上同期本领域研究活跃程度和国内外语教育教学其他各方面研究（如外语教学）的活跃程度而言，本领域研究表现为一种“缺席”状态，成果产出为零。接下来的15年是第二阶段（1989—2003），即初步发展期。第三阶段（2004—2008）是快速发展期。图1、表1均提示，在这短短的五年中，领域研究活力陡增，成果产出较前一阶段有明显增长。第四阶段（2009—2018）即近十年整个研究领域进入高速发展期，成果产出数量呈持续高位，总量几乎是过去30年的三倍，说明本领域在相关学术界被高度关注，活力十足。综合各方考虑，可预测，在未来几年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仍将是研究热点。

3.2 研究主题的变化

关键词（keywords）是研究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实际上可以表达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的研究热点或焦点话题。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对本文基础数据库中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领域研究主题关键词共现

知识图谱（1978—2018）

从图谱中可见，节点（图示为大小不一的灰色方块）代表数据库文献所涉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各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如图2所示，过去40年里，本领域出现的主题热点为（依频次降序）：大学外语（英语）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大学外语（英语）教学、教师信念、教师话语、教师学习、学科教学知识、教师角色、个案研究、教学改革等20多个。这些关键词罗列在一起时貌似杂乱无序，但实际上仍可看出：1）在基础数据库中，大学外语（英语）教师发展研究明显多于中小学外语（英语）教师，笔者通过全文浏览部分数据也确认了这一点，这可能与绝大多数中小学外语教师的研究并未发表在本文所设定搜索范围内的相关期刊有关；2）绝大多数研究是关于高校英语语种教师的教育与发展，非英语语种教师的研究则相对少见。

通过对比两个主要历时阶段（1989—2008和2009—2018）的研究热点可知本领域研究主题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情况。表2统计了基础数据库在这两个阶段文献研究主题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情况。

表2 基础数据库文献研究主题关键词频次统计

（1989—2018）

从表2可以看出，在1989—2008这20年中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与近十年虽总体相似，但也有新的变化。所谓“总体相似”是指本领域从初步发展到高速发展时期的30年里研究热点保持了相对稳定和一致。的确，除“个案研究”涉及研究方法以外，“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改革”“教师角色”和“教师话语”都是持续30年的热点话题。其中，“教师（专业）发展”体现了过去30年国内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实践的主流趋势，即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诉求（刘学惠 2005；王守仁 2018；文秋芳、任庆梅 2010；吴一安 2005a，2005b；吴一安等2007；徐锦芬等2014；张莲 2008，2013；周燕 2005，2008）。“教学改革”则表达了明显的领域研究之时代特征。如前文所言，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外语教育不断推进与改革发展的40年，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本质上是相互调节的关系，在改革的背景下研究教师专业发展实质上是领域内研究主题自然演进和选择的结果（Luttenberg et al. 2013；Zeichner & Ndimande 2008；王守仁 2017；张莲等 2013；张莲、叶慧敏 2018）。“教师角色” 和“教师话语”则是领域内相对具体的重点议题（李海伦等2016；张莲 2016；张莲、王艳 2014；周燕、张洁 2013，2014等）。所谓“新的变化”则体现在近十年涌现出的新的研究热点，如“教师信念”“教师学习”和“学科教学知识”。其他新近出现的热点还包括“实践性知识”“职业倦怠”“学习共同体”等。由此可见，研究主题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从比较宽泛的主题逐渐聚焦到涉及教师教育和发展方方面面的具体议题，显示国内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具体和多样化。

3.3 理论框架和视角的采纳和应用

领域内研究发生重要变化和转向的另一个关键标记是理论框架和视角的变化。图3概括了本领域过去40年采纳和应用理论框架和视角的总体情况。

图3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领域研究理论框架和视角采纳

和应用情况（1978—2018）

从图3可以看出：1）过去40年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采纳和应用的理论框架或视角主要有社会文化理论、反思实践、活动理论、实践共同体等；2）在研究中广泛采纳和应用某一理论框架和视角是近十年才出现的现象，使用比较多的是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活动理论）（Ellis et al. 2010；Engeström 2007；Johnson 2009）、反思实践（Schön 1983）和实践共同体（Wenger 1998）；3）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活动理论）虽是近十年最重要的理论框架，但在较大时间跨度范围内，理论间更替、转折并无明显的历时性阶段特征。

总体来看，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与基础数据库中文献总量相比，理论在本领域研究中的应用力度显得十分不足。数据显示，明确采纳或应用理论的全部文献不足50篇，在总量中占比不足15%。众所周知，上述理论均属本领域（或应用语言学领域）成熟的主流理论，几十年的研究实践显示它们也具备成熟理论的基本特质——简明、解释力强、可证伪，故而成为国内外本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理论框架或视角。那么，为什么在本文探讨的情景下应用力度如此不足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原因与外语教学的“去神秘化”（demystified）现象有关（Grossman 1990；Lortie 1975）。所谓教学（研究）“去神秘化”是指因为学校教育是多数人漫长且重要的个人经历，所以它往往会让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仅熟悉教育教学情景，也能准确解读、分析教育教学现象，包括教师教育和发展现象。如此，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被视作一种生活常识现象，可以通过常识理解、体会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其结果是大量基于个人常识经验、体悟和判断的，缺乏深刻理论解析的“研究”不断涌现。事实上，这也是导致学界普遍认为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既“不必要”，也“比别的学科领域研究来得容易”（张莲 2011：3-4）的主要原因。这对本领域理性、健康的发展当然是有害的。理论来自实践，又回归指导实践，这是学术研究求真与向善的交汇点，彰显知识传承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枉顾、忽视理论的研究倾向正是简化、矮化、颓化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的现实表现。

二是在过去40年中，虽然在领域内有部分自主原创和建构理论的研究，如：吴一安（2005a）、吴一安等（2007）提出的中国高校优秀外语教师素质框架；文秋芳（2017），文秋芳、任庆梅（2011）关于教师专业共同体建设的研究；史耕山、周燕（2009），周燕（2011），张洁、周燕（2018）关于中国老一代外语教师素质和学习框架的研究，以及顾佩娅等（2013，2016）关于教师发展环境的研究等，但总体上仍以采纳和应用国外主流理论框架和视角解读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实践活动为主。在当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大环境下，在系统、扎实、细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高原创意识，努力进行更多原创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3.4 研究类型和方法的变化

第三个领域内研究发生重要变化和转向的关键标记是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变化。表3是基础数据库文献研究类型梳理结果。

表3 基础数据库文献研究类型梳理结果（1978—2018）

从表3可以看出，过去40年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议论分析类、实证研究类和综述类。其中，议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是占比最大的两类研究。虽然在总量上议论分析类研究仍然多于实证研究类，但在近十年里，实证研究的数量明显增长，即从上一阶段与议论分析类研究的量持平到本阶段略超。

在全部208份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研究方法分为量化、质性和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参照Cohen et al.（2011）、Creswell（2009）和Duff（2007）的标准，本文在梳理过程中将混合方法研究界定为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同时采纳并使用了量化和质性混合方法的研究，其他则依据其主要方法倾向归为量化或质性方法，梳理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基础数据库中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

（1978—2018）

从表4可以看出：1）使用混合法的研究明显多于量化研究，也高于质性研究；2）研究方法的选用有一定历时性阶段特征，质性研究在近十年明显增多，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这与当前领域内国际经验是一致的。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1期3—12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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