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笔译研究：学科的诞生、成长与成熟（上）（文/韩子满）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笔译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产生了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全过程。本文阐述其中三方面的突出成就、三个特别值得坚持的主要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几点不足。
关键词：改革开放；笔译研究；学科成长；发展阶段
1
引言
及时总结、梳理以往研究一直是翻译学界的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初，Bassnett & Lefevere（1992：vii）宣称“翻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成长起来，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成功故事”，这是对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总结。一些著作和工具书，如《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Gentzler 1993）、《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Snell-Hornby 2006）等，更是西方总结其翻译研究成就的具体成果。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不断总结翻译研究的成果，曾经有学者每年都会梳理上一年的翻译研究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还推出了专门的著作（许钧、穆雷 2009a），当时还有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后30年间国内翻译研究的情况（许钧、穆雷 2009b）。这一传统对于认识过去、推动学科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也应进行这样的总结。
理论上，只需在30年回顾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最近10年的情况即可。但考虑到口译研究发展迅猛，有些学者甚至已经将其看作单独的学科（如Pöchhacker 2004：31），而近些年笔译研究加速成长，成果众多，有必要对笔译研究和口译研究分别进行总结。此前的各种回顾总结，或按照发展特点展开（如郭建中 1999a），或按照年度或大事件展开（如许钧、穆雷 2009a），对时间段的划分比较粗线条，未能充分展示国内翻译研究的时间脉络。因此，笔者参照《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的做法，根据实际情况，大致以10年为单位，对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这40年里从诞生到成长、成熟的过程作一番梳理。
2
恢复与整理期
恢复与整理期大致开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7年。笔译研究重新启动，经验总结和反思不断出现，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梳理掀起高潮，西方翻译理论开始为学者所关注，翻译研究逐渐制度化。笔译研究作为学科，开始萌芽。
大量探讨翻译经验的学术论文在这一时期发表。最能代表笔译研究成果的是1984年出版的一本专著和三部论文集。专著是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这是我国第一部翻译通史，梳理了五四运动之前我国历史上主要的翻译活动。与此前的翻译史著作，如1960年出版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相比，该书考察的时间更长，考察的翻译活动更加多样，考察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在翻译研究刚刚恢复的年代，该书不仅帮助翻译界人士形成完整的中国翻译史观，还让学者们对翻译研究应该关注什么有了较统一的认识。
三部论文集是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翻译协会”）、《翻译通讯》（现《中国翻译》）编辑部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翻译论集》收录了从汉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共180余篇有关翻译的论述，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广泛收集了大量的古代译论，其中许多译论的原文，至今也不易找到；二是编者自己的理论意识很强，明确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是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 1984：19）。两部《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894年至1983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翻译论文。虽然这些论文发表的年代并不久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多数论文也不易找到。一些在1949年前发表的期刊论文至今也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
还有一部特殊的论文集体现了当时国内学者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努力，即1983年出版的《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该论文集虽只收录了14篇文章，且篇幅都不太长，但涵盖的内容丰富，既介绍了多位当代欧美理论家的翻译思想，也介绍了苏联学者的翻译思想；既介绍了当代学者的翻译思想，也评介了如泰特勒（A. T. Tytler）这样的古代学者的思想。介绍的翻译思想既有文学翻译方面的，也有《圣经》翻译方面的。虽然论文集主要局限于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对当时西方影响更大的文化学派理论完全没有涉及，但足以说明学界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国外。
1979年《翻译通讯》创刊，1982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1986年《上海科技翻译》创刊。这几件大事标志着国内的笔译研究进入了制度化阶段。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不仅是翻译行业组织，也是翻译学术组织，成立之初就吸引大批翻译学者加入，许多入会的翻译家同时积极从事翻译研究。之后，协会设《翻译通讯》为会刊，并组织多项翻译学术活动。这两本期刊的创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专门的发表园地，推动了大批翻译研究人才的培养。有了固定的期刊，研究就有了制度化保障。
3
对外借鉴活跃期
对外借鉴活跃期大约始于1987年，基本结束于1996年。这一时期的翻译经验总结更加深入，研究的理论性明显增强，借鉴国外翻译理论成为一时热潮，为笔译研究学科化奠定了基础。
虽然翻译经验总结仍然是主流，但总结得更加深入，更有理论性，涌现出各类翻译教材。有学者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翻译教材（绝大多数是笔译教材），“多以‘教程’、‘技巧’、‘手册’为名，极少见到过去那种经验式、漫谈式、初探式的书名”（张美芳 2001：12），说明此时的教材编写者，已不仅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还考察他人的翻译，归纳更为系统。与以往笔译教材主要关注文学翻译明显不同，当时还出现了针对专门领域的翻译教材，特别是商贸和科技领域的翻译教材，且理论成分明显增加；许多翻译教材都引述翻译理论家的一些观点，比如《英汉翻译概要》在介绍翻译的定义时就引用了奈达（Eugene A. Nida）1965年专著中提出的观点（靳梅琳 1995：１—2）。
本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翻译理论研究著作，研究的理论性空前增强，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翻译原理》。在《自序》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说：“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只是到了现代语言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开始逐步建立真正的文学翻译理论。”（张今 1987：7）与之前的文学翻译研究明显不同，该书作者旨在建立一套文学翻译的理论体系，许多章节的标题都包含“思想性”“真实性”这样的字眼，且广泛引用国外的翻译理论，包括奈达的理论等，理论导向明显。作者还广泛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不过，广泛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特别是当代翻译理论，才是本时期笔译研究的主要特点。除了教材和理论专著广泛引用西方翻译理论之外，专门介绍西方理论的论文和专著也频频出现。专门评介西方翻译理论（主要是奈达翻译理论）的论文在主要外语和翻译类期刊上不断发表。奈达是该时期翻译论文中最常提到的人名。1984年《奈达论翻译》就已出版，并在翻译界引起很大反响。后来《新编奈达论翻译》又出版了，一时间，奈达成了翻译理论的代名词，国内翻译研究界也经历了从“言必称奈达”到“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杨晓荣 1996：8）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其他国外翻译理论也纷纷被译介到国内。对国外理论借鉴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西方翻译简史》。这部书名虽然为翻译简史，其实理论的内容更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翻译理论史。
4
学科意识觉醒期
本时期大致开始于1995年，结束于2003年，突出特点是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受到空前关注。翻译学理应是一个学科，而且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这个观念逐渐为人接受，标志着笔译研究学科的建立。
有关建立翻译学的讨论早就开始了。1951年，董秋斯就提出要写一部大书，名为“中国翻译学”（董秋斯 1984：543）。但此后很多年里，这一话题很少有人提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谭载喜等学者纷纷撰文，对建立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深入的论证，并提出多个略有不同的翻译学框架。1995年争论达到高潮，张南峰的论文《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在《外国语》发表，很快引起学界关注。同年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将“翻译学”作为学科来讨论的专著。之后讨论翻译学的著述越来越多，其中谭载喜于2000年出版的《翻译学》一书影响尤其大。
围绕翻译学的学科地位，还有一场论战。有学者大力推动建立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明确表示反对，双方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辩论。2000年，《外语与外语教学》专门组织双方进行了论战。从后来的相关讨论来看，支持建立翻译学一方的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此后，“翻译学”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翻译研究的统称，都被广泛接受。另外，虽然论战中支持方经常援引西方翻译学科的发展作为证据，但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学者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场学科大讨论有着中西互鉴的视角，但并非是按照西方学者提出的框架进行的，中国学者的观点主张、思维方式和理论来源迥异于西方学者，属于我们自己对翻译学学科理论的构建”（蓝红军 2018：8）。
几乎同时进行的另一场论战也有力地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建立。大约从1997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认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有人把这两派称为“中国特色派”和“普遍理论派”（鲁伟、李德凤 2010：11）。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取得了胜利，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该论战在21世纪初也逐渐平息。在一个问题上两派是有共识的，那就是翻译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双方辩论再激烈，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分歧。
翻译研究学科意识的觉醒在现实层面也得到了实现。2003年，国家批准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翻译学二级学科。学者的学科意识在教学制度上得到了呼应。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1期20—26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未完待续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