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笔译研究：学科的诞生、成长与成熟（下）（文/韩子满）

接上篇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笔译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产生了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全过程。本文阐述其中三方面的突出成就、三个特别值得坚持的主要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几点不足。

关键词：改革开放；笔译研究；学科成长；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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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深入与拓展期

这一时期大致开始于2003年，到2009年基本告一段落。期间哲学思潮兴起，研究领域快速拓展，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发展，笔译研究学科快速成长。

哲学思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有关翻译主体性的探讨。主体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讨论，主要关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哲学意味不强，也很少参考哲学思想。2003年，《中国翻译》第1期集中推出了三篇探讨翻译主体性的论文，都提及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明显参照了当代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同年第3期及第二年，《中国翻译》又刊发了几篇文章，就翻译中的主体性加以分析。自此以后，主体性一直是国内翻译界比较关注的话题。

哲学思潮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解构主义思想的普遍关注，并由此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审视，推动翻译观念的更新。1999年郭建中发表《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介绍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特（Roland Barthes）的翻译思想，虽然介绍很全面，当时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学界大规模关注解构主义是在2000年之后，讨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论文开始增多。许多翻译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频频提及德里达，其中吕俊和蔡新乐的多篇论文影响尤其大。还有学者用解构主义思想来分析传统的翻译思想（王东风 2004）。《解构主义与翻译》（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一书也于2004年引进国内。

哲学思潮第三个表现就是哲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翻译研究，并出版了有分量的专著。国内关注翻译问题的哲学家并不少，但出版专著讨论翻译问题的，此前却没有。本时期，有两位哲学家出版了专著，或从某一哲学视角讨论翻译问题（李河 2005），或以哲学家的视角对翻译问题作较为整体性的考察（单继刚 2007）。两部著作探讨的内容和视角虽然和翻译学界不完全一致，其着眼点也不是要解决翻译研究问题，但客观上从另外的角度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思考，当然也可以看作是翻译研究。

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表现为应用翻译研究和中译外研究的兴起。2003年起，有关应用翻译研究的讨论日益增多（如方梦之 2003等），随后两年两部应用翻译教程出版（方梦之、毛忠明 2005；贾文波 2004）。具体应用领域翻译的研究，如经贸翻译研究、法律翻译研究等也迅速发展起来。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翻译》刊登的有关新闻翻译、财经翻译、政论翻译研究的论文开始增多。2003年起，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并已形成制度。中译外此前也一直有学者关注，但没有形成气候。进入本时期，研究成果明显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翻译》刊登的论文来看，仅就文学翻译研究而言，2005年中译外研究的论文数量首次超过外译中研究的论文，之后几年有所反复。2009年之后，中译外研究一直大幅领先外译中研究。全国中译外研讨会自2002年起也每两年召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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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对象创新期

理论与对象创新期始于2009年，持续到现在，实际是上一时期的延续，研究深度和广度持续加深，但哲学性的研究明显减少，原创性理论集中涌现，文学文化外译成为研究热点，翻译教学研究异军突起，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瞩目，笔译研究作为学科已经成熟。

本时期原创性的本土理论纷纷涌现。最早出现且形成广泛影响的是生态翻译理论。通过胡庚申和许建忠等学者的努力，生态翻译学很快就赢得众多学者的响应，涌现出数量可观的专著（如岳中生 2018）及论文。西方学者虽也积极关注翻译与生态的问题（Cronin 2017），却比国内学者晚得多，且无法断定西方学者是否受国内学者的启发。其他原创翻译理论还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

还有许多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的理论或概念加以修订甚至扩充，提出新的概念或是拓展应用的范围。比如，西方翻译学界自20世纪的“文化转向”之后，出现了多种“转向”说，如“权力转向”“小说转向”等。国内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转向”，如“社会心理学转向”，为西方学者广泛接受的“语用转向”等。语料库翻译学也是如此。虽然学界一般认为，语料库和翻译研究结合始于英国的莫娜·贝克（Mona Baker），西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一直发展很快，国内的语料库翻译研究者大多也会提到西方学者；但不可否认，国内的语料库翻译研究在应用广度上已经超过西方，不仅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还广泛应用于政治文本翻译、科技文本翻译等领域。同时，研究深度也有所加强，不仅有译者风格研究，还推出意识形态研究，提出语料库批评译学（胡开宝、李晓倩 2015）。

文学文化外译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外译研究，包括有关当代中国文学外语译文、中国文学外译译者、中国文学外译策略与政策的研究。2007年《大中华文库》引发了第一波文学外译研究热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更强烈的第二波热潮。中国文学外语译本，特别是英译本成了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文学外译译者，尤其是葛浩文等海外汉学家迅速成为翻译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有关中国文学外译策略与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译者选择、传播模式等问题展开，并进行了多场争论。二是典籍外译研究，同样围绕典籍的外语译文、外译译者以及外译策略与政策等展开研究。研究对象最初主要是文学典籍，特别是四大名著以及古典诗歌和戏剧，后来逐渐扩展到哲学典籍和科技典籍的翻译。三是政治、法律、旅游等当代非文学文本的外译研究。当代政治文本的外译研究主要围绕中央文献的外译展开，如政府工作报告等的翻译，天津外国语大学还设立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博士点，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政治文本的外译。

翻译教学在20世纪就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出版专著（穆雷 1999），还有学者在21世纪初出版专门研究英汉翻译教材的著作（张美芳 2001），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本时期，翻译教学研究更加活跃，相关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2009年至2018年的大多年份里，《中国翻译》刊登的翻译教学方面的论文都超过总发文量的十分之一，有的年份中甚至达到五分之一。专著的数量更是大幅度增长，以“翻译教学”及“翻译教材”为书名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里分别能检索到82部和15部，绝大部分都是2010年以后出版的。以翻译教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增长也很快。翻译教学研究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的增长上，还体现在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上。翻译教学研究开始重视教学理论（如陈亚红、檀锐 2016；陶友兰 2013）；研究的内容也拓展到专门领域的翻译教学，如科技翻译教学研究等（如吴鸿志 2017）。

本时期国内外翻译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在国外期刊，包括西方主流翻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外出版的翻译学术著作也越来越多，许多还在主流商业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交流的也越来越多，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熟悉，以往国内翻译研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逐渐被打破。我们不仅做到同步了解西方翻译界同行的研究，自己的研究也能够很快为西方同行所熟知。国内的翻译研究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早在2013年，西方有学者在提到翻译理论的发展时就注意到，“中国学者在过去10年里用英语发表了大量有关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推动翻译理论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Williams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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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经验与不足

40年里中国的笔译研究变化巨大，称得上是中国版的“成功故事”，成就有目共睹，经验值得回味，但教训也需要警醒。

值得注意的成就有三项。一是推动学科的发展，催生翻译学这一学科，又推动其成长直至成熟。翻译学科最初是文学、语言学研究之下的从属学科，如今与二者并驾齐驱，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的五大研究方向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翻译研究自身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翻译研究学者自己作了扎实的研究。从横向来看，虽然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比西方起步要晚，但成长的速度超过了西方。20世纪末有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许钧 1996：3）。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差不多追回了这20年，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小了。二是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特色”翻译学赋予了新的含义。虽然中国的笔译研究一直积极学习西方，但自主创新历来也是中国翻译学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且越到后期成绩越突出，最后一个时期在理论和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是促进国内的翻译教学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教学的推动，又会反哺翻译教学。国内的翻译教学，无论是授课模式，还是教材的编写，许多都受益于翻译学研究。有的直接在教材中引入理论的内容，有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贯彻到了教材中（如孙致礼 2003）。还有更多的教材和教学，都受翻译教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如穆雷（1999）、张美芳（2001）、陶友兰（20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取得这样的成就，至少有三条经验值得我们坚持下去。第一，密切关注实践。早期的翻译实践总结和后期研究对象的拓展，都反映了研究者对翻译实践的强烈关注；学科意识的觉醒和翻译教学研究的兴起则有翻译教学实践驱动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主要为理论探讨的西方理论评介和哲学性翻译探讨，大多也都结合中国的笔译实例来进行。重大的研究突破，更是直接来自对翻译实践的关注，如文学文化外译研究就是因为学者们关注文学文化外译实践而兴起的。这种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西方学者的少量研究（如Campbell 1998；Pokorn 2005）。第二，紧密联系行业，与翻译行业保持良好互动。早期的翻译研究者进行的大多是文学翻译研究。研究者积极联系文学译者，发掘整理他们的翻译思想。应用翻译研究兴起后，与相关行业联系更为密切。学界与行业的联系中，中国翻译协会的作用尤其突出。第三，借鉴他人成果，博采众长。中国的翻译研究一方面不断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使得我们的研究不仅不再明显落后于西方，还有了自己的独到之处，显示出特色。

当然，我们的笔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发展中应作为教训加以警醒。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于翻译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准确，主要表现为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区别不清楚，过分追求理论创新，对于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却视而不见，部分学者对翻译的认知甚至远远落后于翻译实践和翻译行业。笔者曾将这种对理论创新的迷信称为“理论创新的焦虑”（韩子满 2015：13）。此种现象，在前几年层出不穷的各种“转向”中表现最为明显。这种只迷信理论创新，却忽视新翻译现象的学者不在少数。2015年，多位学者疾呼要“重新定位”翻译，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另一个不足与此相关，即过于关注文学翻译，对非文学翻译关注不足。虽然40年来文学翻译研究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但非文学翻译研究整体上仍然比较薄弱，众多的学者仍然挤在文学翻译研究这架独木桥上。还有一个不足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总结、梳理乃至阐发还不够。继恢复与整理期出版的几本论文集之后，王宏印（2003）和张佩瑶（2010）等学者又分别出版专著或编著，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阐发和翻译，但与评介西方理论和提出新理论相比，这方面的成果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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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相对于我国悠久的翻译史和翻译研究史，40年虽只不过弹指一瞬间，但却是中国笔译研究成长最为迅速的40年。篇幅所限，以上梳理挂一漏万，也只能对主要的成果和思想进行粗线条的分析，勾勒出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一些学者及其成果难免有所遗漏，这绝不是轻视，而是本文重点在于描述发展过程，对于个人的贡献无暇顾及。我们深信，只要能保持目前的势头，坚持上文提及的经验，同时克服不足，我国的笔译研究必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外语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1期20—26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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