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坚守信念 服务国家——从外语实践到语言教育与研究（文/胡壮麟）

“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外语教育发展70年”

专栏导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3）刊登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外语教育发展70年”专栏，邀请3位新中国外语教育的亲历者、引领者和践行者，回顾70年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外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

胡壮麟教授在《坚守信念 服务国家——从外语实践到语言教育与研究》一文中，汇报了对我国70年来高等外语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经历和认识，并对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如何改进和提高我国外语教学提出了建议。戴炜栋教授在《服务国家战略 培养高端人才 推动外语教育发展》一文中，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一直与国家战略紧密融合，服务于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外事等发展需求；我国高校的外语教育一直顺应时代发展的不同需求，坚持培养国家、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史铁强教授在《新中国俄语教育发展——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一文中，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求学和从教经历出发，回顾了70年来我国俄语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专栏3篇文章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回顾历史，探索规律，启迪未来。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外语教育研究前沿》期刊和各位作者谨以此专栏为祖国生日献礼，祝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坚守信念 服务国家

——从外语实践到语言教育与研究

胡壮麟

北京大学

提 要：本文主要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中，我与外语终身结缘的经历。这70年中我对外语学习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即从个人兴趣提高到以外语为国家战略服务。结合我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实践，本文汇报了我对我国高校70年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经历和认识。作为一名外语教师，我认为语言学理论对外语教学和研究具有引领作用。最后，我对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如何改进和提高我国外语教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外语教育；高校院系调整；改革开放；语言学理论；语言智能

1. 外语教育亲历：从语言到专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我还是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圣芳济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时年16岁。次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我为什么要学习外语？我如何认识新中国的外语教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逐步深入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作为一个到处都是租界的国际大都市和我出身于商人家庭这个背景来看，我熟悉当时的主流思想，学外语者可以在洋行里当买办，相当于今天的外企职员。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少年时希望成为像萧乾那样的名记者，所以要像他那样学好外语。我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1950年秋，我一跨入清华园，便看到外文系到处张贴着“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标语和宣传品。清华大学外文系下设俄语、英语、法语三个组。没过多久，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就找我们新生谈话，并明确提出，由于国家需要，我们这一级新生的培养目标是“翻译”，因此不给我们开设传统的有关英美小说、诗歌、戏剧类课程，但我们可以在课外阅读这些书籍。1952年暑期末，学校抽调我们英语组部分学生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经过培训后，我们去广州与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汇合，一起迎接经香港从深圳入境的外宾。这样，我们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去深圳，在车站草棚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接到外宾后，把他们送到广州，再由其他人员接待，陪他们从广州经武汉飞往北京，我们则再去深圳车站继续迎接外宾。同车厢的中山大学外文系学生在与我们闲聊时，不时地说到中山大学外文系为他们开设的课程有“XX世纪英美小说”“XX世纪英美戏剧”“XX世纪英美诗歌”，给人以中山大学外语教学水平比清华大学高一头之感。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学生谈到的Jane Eyre（《简· 爱》）、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Catch-22（《第22条军规》）等小说，我们在课外阅读中并没有少看。令我自己高兴的是，通过参加这次亚太会议，我了解到这次会议的背景。当时美国片面制造对日和约，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另外，美国侵略者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在亚洲区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和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时，我最能体会“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现实意义了（胡壮麟 2019a）。

也是在1952年暑期末，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了工科大学，理科和文科转入北京大学。因此，会议结束后我们没有回到清华园，而是直接来到北大报到。这以后，我第一次了解到院系调整的另一个内容是向苏联高校学习“专业”设置的思想，即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以至具体到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等，“语言”置于“文学”之前。这样，原来的外文系成了西语系、俄语系、东语系，英语属西语系下的一个专业，没有像俄语系那样独立成系[1]。这个变化，我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刚上清华时吴达元先生就已经给我们进行过类似的教育，国家培养目标侧重语言，而不是文学（胡壮麟 2008）。

195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总参二部工作，先后任翻译、参谋，1959年末又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做翻译。1972年末，我从农科院下放到当时归北京市领导的北京大学，从此对外语教育又有了新的认识。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亲身体验了高校的“请进来，派出去”政策，既参加了英国语言学家在北京为英语教师开设的培训班，又于1979年1月被派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学习。我很荣幸赶上了这个时代，也正因为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才能在回国后更好地为我国的外语专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外语专业建设：定位与发展

70年来，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水平经历了一次起伏，那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总体水平下降，到改革开放后逐步恢复和提高。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我国一度出现教学与科研分家的情况，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大学主要搞教学，科研由中国科学院和此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在此情况下，北京大学一些有经验的、外语水平高的教授被调离大学去科学院工作，如钱锺书、罗念生、冯至、潘家洵等。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专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青年外语教师出国培训选拔考试，笔试和口试并重，成绩合格者才能被选派出国进修。我1978年通过了考试，1979年被派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一行9人，组长为后来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胡文仲。

我们回国后，除完成本校教学任务外，多人还参加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更名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等组织，协助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开展工作，特别是制定外语专业教学大纲和讨论专业课程的开设。英语先行一步，其他语种紧跟其后。在讨论大纲时，北大与北外曾强调在本科生三、四年级开设专业课，不然很难保证外语专业的国际标准，或者至少让北大和北外先行一步，摸索和积累经验。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建议很有价值。我们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不仅要会听、说、读、写，而且要能运用广博的知识，适应日后不同岗位的工作需要；不仅要懂外语，而且要具有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

1992年，教育部外语处领导来北京大学召集东、西、俄、英四系的系主任开会，商讨将语言文学专业更名为语言文化专业的设想。当时我们对这个举措的深远意义理解不够，没有更名，事后获悉北外和上外的英文校名都改动了，北京语言大学曾一度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这些都表明教育部领导站得高、看得远，一直在考虑如何让我国的外语教育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外语专业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涉及各个领域，如政治、外交、外贸、商业、科技、教育、文体、旅游等。这就需要外语专业人才帮助其他专业人才掌握一定的外语知识，而且外语专业人才也有必要帮助其他国家培养掌握汉语的人才。例如，即使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如果没有外语专业人才的协助，也很难开展工作。这里还得强调一点，如果说传统的外语专业偏重于俄语和英语等通用语种，那么新世纪对外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则推动了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研究。

总的来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国的外语专业已经从当年的“请进来，派出去”发展成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了！

3. 语言学与外语教育：在应用中引领

外语教学中是否需要语言学教学，以及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究竟起到何等作用，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在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我只能谈谈个人之见（胡壮麟 2018a，2018b）。

我本人作为外语专业的教师，最初对语言学毫不了解。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教育部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同意和协助，从英国聘请语言学家利奇（G. Leech）和教育家纳特尔（C. Nuttal）来华教学，我参加了在北京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班（胡壮麟 1977）。我当时一心想教好英语语法课，因此希望利奇介绍英语语法研究的最新进展。不料，他一再提醒我，如果要懂语法，首先要具备语言学知识，不然他很难把一些问题讲清楚，我们也难以理解他讲课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语言学”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竟然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事后我了解到，利奇擅长交际语言学，而纳特尔则将该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这次培训班影响之深远表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个教学大纲上，英语专业、高职高专英语、大学英语和基础阶段英语的教学大纲基本上都是以交际教学法为理论指导的。

语言学的引领作用更表现在改革开放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众所周知，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实际上包含两个方向：文学方向和语言方向。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高校外语教学长期走的是“文学道路”，通过学习外国文学来学习外语，因此当时我国高校年长的外语教师对开设外国文学课程都很熟悉，但对语言方向的课程却了解不多。如果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惯例只是开设听、说、读、写课程，那么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专外语学校还有何区别？再进一步考虑，比外语专业本科生水平更高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又应该如何培养？开设什么课程？我的老师李赋宁当时担任北大英语系主任，正在为难之际，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有幸出国进修的中青年教师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为本科生逐年开设了语言学、语音学、词汇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篇分析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理论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教育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测试等课程。

最近，我为北大黄必康编写的《英语散文史》作序时，读到黄必康在前言中的一句话：各种散文文类“既有传达事实、表述思想和教育的功能，又有文学陶冶和审美娱乐的功能”（胡壮麟2019b：ii），对我触动很大。这是因为黄必康提出了学习英语的“散文道路”。在这一点上，我有亲身的体验，我所读中学的英语教学就是走英语散文的道路。我读高中时的英语课本采用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 Irving）的散文集《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就读，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三好”号召，在“学习好”，即学好英语方面，我课后再次认真阅读了欧文的这部作品。在日后的工作中我发现，除非日后从事英语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否则英语专业毕业生在政治、经济、外贸、科技、新闻等领域的工作中很少用到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方式，而学习英语散文作品对英语实际使用能力的提高帮助更大。这表现在散文语篇中的词汇都很实用，语篇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合理，长度短小精干。阅读者可以根据自己从事的工作，选择相关内容阅读、学习。例如，从事旅游工作的可多看游记，从事科学类工作的可多看科技类文章，从事政治新闻类工作的可多看报刊评论等。

4. 语言学与社会发展：诠释与推动

语言学研究包括不同理论，如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教育语言学、测试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这些理论都有各自的特色、发展目标和研究重点。它们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某个方面都能起到这样或那样的作用。这里仅就其中若干理论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先谈谈我熟悉的功能语言学，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一词本身就说明了该理论关心的是语言如何表达思想（概念功能）、语言如何进行交际（人际功能）、词语组合如何为表达思想和进行交际服务（语篇功能），这被统称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在外语教学中，还是结合国家社会发展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都能发挥它的应用价值。它在国内受到较多外语教师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缔造者韩礼德的一些主要学术思想源自中国学者，如王力、罗常培、高名凯等，因此较易为国内学者理解和消化，并应用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

生成语言学擅长语言形式和逻辑思维的研究，对语法学、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等起到了很大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机器翻译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自从融合了基于大数据的统计语言学思想后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对电脑和手机用户已能提供即时翻译，翻译质量也大有提高。

由乔姆斯基的学生乔治·莱考夫（G. Lakoff）结合功能语言学而开创的认知语言学近年来已成为显学。认知语言学既回避了生成语言学有时无法解决和回答的若干语言生成问题，又开拓了功能语言学未能充分研究的心理学领域。我们知道，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使用和共同认识，但在外语教学中它难以回答外语教师经常碰到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学生具有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社会背景，接受过同样的基础教育，进入大学后又接受同样的老师和课程教学，但最后在学习成绩上却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认知差异的角度探索。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能正确看待教育语言学、测试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理论的研究目标和用途，并用这些理论解决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直坚持如下的信念：一个外语教师最好不要固守一种理论，而应当把自己看作一种理论“资源”，根据不同问题、不同背景，采用不同理论、不同方法。

5. 新时代：应对新的挑战

不论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外语界都在热烈谈论我国外语教学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外语教师都希望把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做得更好，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胡壮麟 2019c）。

从讨论中我发现，一部分意见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问题，如第一外语的选定、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师的作用等。对此，我只发表我的简单看法，不作深入讨论。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外语从英语转为俄语，改革开放后又从俄语转回英语，是与国家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关。关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我国高校若想成为国际一流大学，那二者就宜合不宜分。

有一类意见涉及今后如何给外语专业进行学科定位，有强调文学的，有强调专业英语、学术英语的，也有强调大学英语的。我对教文学和学文学的老师和学生始终表示尊敬，但从国家需要来说，对文学的需要量相对要少，这是事实。有些意见要求把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改为专业英语或学术英语，我认为最好让有关学校根据本校特色自己决定，如开设外贸英语、外交英语、旅游英语、传媒英语、科技英语等，因为综合性大学很难完成这些任务。对此，我建议外语教师主要承担基础阶段的外语教学，各院系可以让从国外回来的博士或专家用外语给三、四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课。至于大学英语是否独立、如何进行教学，我仅提供以下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学教务部曾经撤销大学英语教研室，把该室教师分到有关各系工作，并根据各系情况，编写结合有关专业的教材进行教学，但在1983年突然又决定把这些教师调回新成立的英语系，恢复大学英语教研室建制。为此，我建议有关学校和感兴趣的外语教师最好访问一下北京大学教务部，了解一下前后情况再作决定。这样有利于更全面地考虑各自的观点，少走弯路。总的来说，我建议今后的外语专业可以多设几个方向，如语言学、文学、翻译、文化、国别研究等，由各个高校自行选择，构建自己的特色，不一定完全按一个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今天经常能接触到慕课、微课和其他网络课程，希望有关领导对外语教师经常进行这方面的普及教育，因为许多外语教师都是文科出身，对外语教学中采用的这些新技术不太熟悉。

最后，我就外语教育中语言智能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1983年，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加德纳（H. Gardner）提出了“ 多元智能”（multipleintelligences）理论。他在《思维框架：多元化智能理论》（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提出，传统的心理测量学有关智能的观点过于笼统狭窄，事实上人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智能，即多元智能。他先后具体地谈到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智能和存在智能（Gardner 1983）。这个理论说明了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音乐家、语言教师、运动员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其在智能的掌握上存在差别。它也说明同样的外语专业学生为什么有的发音正确，朗读清晰；有的口语流利，善于交际；有的博览群书，知识面广；有的语法概念强，正确无误；有的擅长逻辑思维，论辩有理有据，论文录用率高，等等。

正是这个原因，语言智能研究和应用十几年来在我国从事大学外语、高职高专外语和基础阶段外语教学的老师中受到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特别是近一两年又受到教育部和许多高校的关注，各类语言智能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有关语言智能的学术会议多次召开。我更认为，在外语教育中，语言智能如能融合其他多元智能，将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外语教学水平，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Gardner, H.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胡壮麟，1977，纳特尔女士介绍的一些教材编写原则和外语教学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6）：42-62。

胡壮麟，2008，我与中国英语教育[A]。载胡壮麟（编），《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9-27。

胡壮麟，2018a，语言学与中国外语教学四十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4）：803-805。

胡壮麟，2018b，改革开放开启了我的语言学之道[A]。载庄智象（编），《往事历历，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8。

胡壮麟，2019a，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外语教育[N]，《21世纪报》，2019-04-01。

胡壮麟，2019b，序[A]。载黄必康（著），《英语散文史（16世纪以前至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i-iii。

胡壮麟，2019c，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再出发[J]，《山东外语教学》（1）：45-46。

作者简介

胡壮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学、外语教育。电子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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