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我国外语测试安全规划路径研究（文/王立群）

提要：在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外语测试的安全问题成为外语测试规划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外语测试安全的概念和内涵建构既要考虑测试技术层面的安全问题，更要研究测试社会层面的安全隐患。我国外语测试安全规划路径应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构建中国外语能力测评体系；从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重视在外语测试中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从语言安全的战略高度扩充我国外语测试的语种类别；从人才安全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进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的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国家安全战略；外语测试安全；规划路径

1. 引言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国为维护国家安全而提出的一系列战略主张、规划与目标。具体而言，指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国家利益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进行判断，进而决定通过何种方式或步骤，如何配置和使用国家资源，来应对各类安全威胁，保障和增进国家利益（徐英 2018）。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内涵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我国外语测试的实践，特别是大规模外语测试的实施，应该在国家安全观的统领下展开。外语测试安全表面上看只关乎语言安全，属于文化安全的范畴，但实际上，外语测试安全更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政治安全的特征。另外，由于测试具有评估与选拔人才的功能，外语测试安全还与国家人才安全不可分割。因此，我国外语测试安全规划应该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下，综合考量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语言安全和人才安全问题，服务于国家安全大局。外语测试安全规划路径研究成为目前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2. 外语测试安全的概念及其内涵

2.1 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涵

国内学界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基本依据《国家安全学》（刘跃进 2004）中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即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含义。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与侵害的客观状态。外部的威胁与侵害可分为自然与社会两大类。自然威胁与侵害主要指地震、台风等不可抗灾害。鉴于国家安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社会威胁与侵害指处于一国之外的其他社会存在对本国造成的威胁和侵害，主要包括来自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及个人的威胁和侵害。其次，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国内的混乱、动乱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疾患，都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生存，造成国家不安全。

从上述概念可以归纳出，国家安全的内涵是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主要指来自外部社会或组织的安全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与疾患（主要指由国家内部各类社会活动引发的安全威胁）。国家安全更多地强调社会层面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这为我国外语测试安全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

2.2 我国外语测试安全的缘起及概念

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外语测试安全研究对象多指以高考英语为代表的教育考试和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代表的社会化外语测试。其安全内涵指测试运行中的保密规则，测试实施中无作弊、违纪等现象发生，考试秩序正常、安全（黎登辉 2014；翁玉椿 2012）。如近年来对试卷印制和监印的风险防控（陈玫 2019），对监考信息化系统的开发（肖国亮等 2019），对保障考试质量和安全的休哈特图（Shewhart chart）的推介（杨志明、黄先开 2019），均指向外语测试的技术安全领域。外语测试的技术安全是测试安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在高度社会化的时代，这种传统的安全观忽略了外语测试中社会层面的安全内涵的建构。

随着公众对外语越来越重视，人们对外语测试公平的诉求日趋强烈，大规模考试的高利害性备受关注。小的安全管理问题影响测试主办方的声誉，而大的安全管理问题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为测试中的漏题、替考、作弊等现象会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当这种不满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就很容易引发公众与政府的矛盾，甚至冲突，导致社会动荡。近年外语测试中出现泄题、替考等现象，引发了公众对外语测试甚至测试中外语科目设置的不满。在每年的两会上，都有代表提出要取消高考英语科目，把中小学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这些建议虽然有些过激，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外语测试实施及外语课程建设应该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变革以应对此类呼声。为了回应社会上对原有考试招生制度的不满和要求改革的呼声，2014年我国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国家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则是为了满足公众对高考外语改革的需求。2018年6月开始实施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下简称《量表》）是我国今后英语教学与测评的纲领性文件，对规范我国英语测试，确保测试公平公正起到基本保障作用。目前，教育部正在试点推行高考英语科目的一年多考模式，有效缓解了英语测试引发的不满，满足了公众对英语高考利益的部分多元诉求，是对国内安全考量的结果。考试安全关乎教育公平，涉及各方利益，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姜钢2013）。从国家安全维度来讲，外语测试的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测试安全内涵应重新进行建构，而且要较传统意义上的考试技术安全更加丰富、全面。

概而言之，结合我国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我国外语测试安全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外语测试安全包括外语测试技术层面的安全和社会层面的安全；外语测试不能引发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或动乱；外语测试更不能招致国外各种语言文化的威胁或侵害，要确保测试主体的语言意识形态不受影响，防止威胁国家的语言安全、文化安全、人才安全，乃至总体国家安全。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外语测试社会层面的安全更具隐蔽性和挑战性，本文主要讨论我国外语测试在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及规划路径。

2.3 我国外语测试安全的内涵建构

2.3.1 外语测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建构

外语测试安全的内涵建构主要表现在外语测试不能使测试主体的意识形态受到威胁，甚至被迫改变。随着现代测试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外语测试的发展，外语测试对外语教学的反拨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整个国家外语教育中的权重和影响日益增加，对外语学习的引领作用也在逐渐增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2017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学术表现及英语学习行为白皮书》（以下简称《2017雅思白皮书》）中宣称：浸入式英语学习模式（平时喜爱读英文书、看英文电视、接触英文广播和歌曲）才是雅思考试制胜的法宝。事实上，外语测试的设计、发展和改革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备考的过程是传递、深化，甚至巩固测试主体意识形态信息的过程。浸入式英语学习模式必将对备考者母语及其代表的本国意识形态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最终造成文化同化，这对于外语输入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蔡基刚 2009）。美国托福考试近年来推出的“少儿托福”和“青少年托福”考试发展势头迅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青少年的英语学习，但这种低龄留学现象对青少年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2.3.2 外语测试中的文化安全建构

外语测试中的文化安全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建构。

第一，从国家层面而言，外语测试对文化安全的影响具有基础性、潜在性和长远性。因此，外语测试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应得到充分体现，并进行长远规划。外语测试应维护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等重要文化要素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防止任何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侵蚀、破坏，甚至颠覆，确保国家享有充分的、完全的文化主权。制订外语测试战略规划、建设外语测评体系、搭建管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国家文化安全，以保证外语测试的理论和实践对国家文化安全不构成冲击、破坏（曾敏 2015）。

第二，外语教育和教学具有文化教育的功能，因此，作为检验教学成效的主要手段，外语测试对被试者具有文化引领和导向作用。被试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等文化因素深深蕴含于各类语言符号的能指范围之中，被试者在外语测试实践中能自觉自愿地实现自己“三观”的良性建构。另外，外语测试应充分考虑外语文化和母语文化之间的均衡和生态发展，将测试内容设计放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逻辑框架中，以保障文化安全为基础和起点，充分体现和渗透文化安全的原则，提高测试人员的文化安全意识，有效规避测试实践中的文化安全隐患。

2.3.3 外语测试中的语言安全建构

语言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和文字的权利不受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和侵害。语言濒危问题是语言安全问题的核心，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日益成为当今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语言安全主要指把英语作为外语的主权国家的母语所面临的英语威胁。这种英语威胁主要来自主权国家的外语教育规划和政策，其中，外语测试脱不开干系。

外语测试中的语言安全观源自语言生态观，即外语测试既要保证外语语言安全，更要确保母语安全，不可以通过体制化或非体制化的方式具现和突出外语意识及其优势（曾宏伟 2008）。在我国外语教育的整个考评系统中，英语考试贯穿始终。中考、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托福考试、雅思考试等突显了英语在外语测试中的强势，甚至霸权地位，并在客观上削弱了汉语作为母语的稳固地位（彭爽 2014；曾宏伟2008）。英语作为外语，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汉语的母语地位，我国的汉语安全问题凸显。

外语测试中的语种单一问题也是引发语言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虽然外语测试的语种规划从属于外语教育的语种规划，但对某一外语语种的过度测试将助推单一外语语种教育与教学的无限制发展。自1984年英语成为高考科目以来，英语科目考试从无到有，计分权重有高有低，名目杂多。这些措施虽然推动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外语教育中英语教育一枝独秀，甚至占据霸权地位，极大地影响到其他外语语种的教育及语言安全。

2.3.4 外语测试中的人才安全建构

对国际人才的评估和延揽是外语测试安全建构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领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国家人才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因人才流失而产生的人才安全问题（戴长征、乔旋 201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托福考试和雅思考试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选拔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才，助推了其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尽管我国频频发力，但仍存在严重的“人才逆差”，面临留学、移民、人才三大赤字。《2017雅思白皮书》显示，中国的雅思考生主体以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重点大学的本科生为主，且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院校的雅思考生平均总成绩（6.5分梯队）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0分梯队）一个分数梯队。85.4%的考生参加雅思考试是为了出国留学，申请移民或出国工作的考生占出国留学人数的一半。雅思考试和托福考试等外语测试实则为欧美国家招揽了大量的本科以上学历人才，导致我国人才的严重流失和短缺，影响了国家的人才安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国际留学生来源国、美国第二大海外移民来源国，大部分高端人才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海外。

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的回归率和滞留率在2∶1时是合理和有利的（赵琪 2005）。自1978年到2010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达190.54万，而只有63.22万人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100多万人才留在了国外，回归率和滞留率为1∶2，我国的人才安全受到极大的影响（乔旋 2012）。这些与托福考试、雅思考试等外语测试的强势推广和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地位的崛起，更多留学人员愿意回国就业。新东方发布的《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46%的留学意向人群明确表示没有移民计划，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38%的人群表示尚不确定，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人才安全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仍不容乐观。

3.我国外语测试安全规划路径

3.1 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国家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

语言测试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技术层面的活动，从而忽略了其对测试主体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以雅思考试和托福考试为代表的外语测试，更被认为是高大上的国际权威语言测试，容不得半点的怀疑和否定。“三大同心圆”理论中的中心国家（英国、美国）热衷于普及英语，但他们看中的不是英语语言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可以影响一个社团的价值观、信仰和实践等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辛斌 1996）。国家安全部门、教育部门、相关专家等应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国家外语能力测评体系的构建，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对策，把外语测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一，遵循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语境下的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充分考虑英语测试对测试主体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测试内容的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等诸多方面进行认真研判，既强调学习者听说读写译等能力的协调发展，又重视其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能力；既要引导学生关注异域文化，更要提高其本族文化自信，确保学生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

第二，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平衡母语意识与外语意识的生态发展，防止“一边倒”现象。既不能使外语测试内容过度政治化、中国化，也不能过度西化，测试内容中的母语与外语占比应适度。

第三，在完成英语能力等级考试与国际接轨，得到国际认可并为我所用的目的之后，应尽快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测评体系的建设，开发相应的量表与外语能力等级考试，确保考生的意识形态不会过多受到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袭。

3.2 从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重视在外语测试中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

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的双向系统，既有外国语言和文化的输入，又有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输出，唯此才能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样，外语测试也并不是仅仅对外国语言和文化的单方面检测，而是对外语和母语双语双文化的评估，应将中国文化融入外语测试中，检测学生如何使用流畅的外语表达和建构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话题，从而实现外语和母语的双向交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坚决杜绝外语测试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发生（从丛、李联明 2008）。

近年来，我国主要英语测试明显突出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考查。例如，2017年全国高考英语I卷书面表达部分设置了考生教外国朋友学习汉语、学习唐诗和了解唐朝历史的情境。2019年全国高考英语III卷阅读理解B篇介绍了中国文化对国际时尚的影响。近两年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写作和翻译试题中也加大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考查。在注重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和增强文化自信方面，高考英语科目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走在了前面，我们期盼即将实施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也会重视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

3.3 从语言安全的战略高度扩充我国外语测试的语种类别

外语语种的数量是衡量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重要维度（文秋芳 2019）。美国具有处理500个语种的能力，可以为公民开设200种语言课程，“关键外语”也有8个语种之多（宋晖、张文璇 2018）。据统计（Wei & Su 2012），我国大约有4亿人学过英语，出现了英语“一语独大”的局面，这种不合理现象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截至2017年4月，我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45份双边或多边教育合作协议，目前我国共有35万多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出现了“多语种留学”的火热局面（人民网 2017）。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短缺导致外语测试语种严重不足，非英语语种测试的考试人数又极少，对国家安全形成了一定的隐患。全国大学外语考试中，除英语四、六级考试之外，其他开考的语种仅有日语、法语、俄语、德语四个语种，且报考人数极少。

为应对英语“一语独大”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语种留学井喷的现状，我国对外语语种的战略需求必然要求我们科学规划外语测试语种，以适应国家安全的战略形势。政府部门应依据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增加“关键外语”语种测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语语种测试，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确保国家安全。

3.4 从人才安全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进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的国际化进程

近年来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剧增，一直占据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留学人数排行榜的榜首，中国人才的国际化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从人才安全的国家战略看，中国也因此流失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影响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留学人才安全问题成为国家人才安全的重点领域。

从外语测试层面尝试解决人才安全隐患的根本点是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的国际化。姜钢（2016）在谈到中国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的预期目标时强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与国际知名英语考试及语言量表的对接将满足毕业、升学、就业、出国等对综合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多元化需求。这一定位明确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应具备的国际化功能，即与国际接轨，与国际知名考试体系对接，并得到国际认可（林蕙青 2015）。可见，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应该并且必须在出国留学人才的选拔和掌控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政府部门可以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和《量表》为平台，选拔并掌控出国留学人才，降低人才流失率，确保国家人才安全。下面是具体实施模式。

2019年底，教育部考试中心已完成与雅思、普思考试和托福考试的对接研究，为我国《量表》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得到更广泛的国际认可奠定基础，并必将促进英语测试的“量同衡”，推动不同英语测试结果的国际沟通与互认。之后，政府部门可以尝试用《量表》或中国英语能力等级考试的某个等级（如七级）来代替雅思考试或托福考试，重拾当年中国EPT（Th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考试的初衷，以提升政府对出国留学人才的掌控能力，创立中国外语考试的民族品牌，并走向国际。另一方面，这种掌控也覆盖了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使政府具备了“通晓力”，这是国家语言能力涵盖的主要维度之一，与总体国家安全有着密切关系（文秋芳 2016，2019）。与此同时，政府还应科学布局和配置各级各类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留学资源，建立国家级留学人才安全预警机制，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对留学人才安全进行评价并实施安全警戒。

注：本文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0年第3卷第1期24-29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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