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漫步 | 第二站：伦敦，去泰晤士河堤岸散步

宽阔笔直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建筑，这是我们熟悉的城市的样貌。随着近代以来资本积累所引发的空间变化，城市，代替乡村，成为人们最为熟悉的空间形式。而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与学者，每当在城市空间中漫步，便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其中新的景观与空间呈现。他们的解读赋予了城市空间更为深刻的意义，也使城市在他们的笔下永恒。客居巴黎的本雅明对这座城市本身投注了研究的热情，乔伊斯和伍尔夫则在作品中安排他们的人物一次次在都柏林与伦敦的城市空间中漫游。在他们的研究或作品中，城市空间不仅仅是故事上演的舞台，其本身就是意义的生产者。

城市空间漫步的第二站，让我们来到伦敦，到泰晤士河堤岸散步。

第二站：伦敦，去泰晤士河堤岸散步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有生活能赋予人的一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显然是这句话的支持者。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人，喜欢在伦敦街头漫步，在散文《街头漫步：一场伦敦探险》（“Street Haunting: A London Adventure”）中，她以买铅笔为借口，在冬日的傍晚横穿了半个伦敦城。伍尔夫也安排她笔下的人物在伦敦街头漫游，与伦敦的街道和公园、路旁的长椅和雕塑对话。在她的小说中，泰晤士河堤岸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地名，年轻男女时常来到这里，或是独自沉思，或是互诉衷肠，这段河畔步道被伍尔夫赋予了某种积极的解放意义和功能。

霍乱后的兴建

泰晤士河堤岸由三部分组成：北岸的切尔西堤岸、维多利亚堤岸和南岸的阿尔伯特堤岸。三段堤岸建造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要追溯其建造历史，还要从伦敦的霍乱开始讲起。

1831年，源于印度的霍乱传到英国，1834年进入伦敦，并迅速流行开来，最终致使六千多人丧生。这次霍乱平息后不久，伦敦又在1849年和1854年接连爆发了两次霍乱，遭受了惨痛的损失。

当时的人们认为，霍乱是通过垃圾和粪便产生的瘴气（miasma）传播的。直到1854年第三次霍乱爆发，伦敦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指出，霍乱是通过水传播的。斯诺的调查发现，使用布罗德大街上的公共水泵的人群霍乱发病率最高，而使用干净饮用水的人群中霍乱病例较少。此时的伦敦已经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然而，在繁华的表象之下，这座大都市的排水管网支离破碎，所有的雨水和污水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不洁的饮用水造成了数次流行病的爆发。伦敦人终于意识到，改善这座大都会的供水系统和排污系统已迫在眉睫。

斯诺制作的霍乱传染地图（Snow，1855）

1855年，在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的推动下，大都会市政工程局成立，负责伦敦排污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1858年的“伦敦大恶臭”再一次坚定了当权者改善首都下水道问题的决心。于是，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被委以重任，为伦敦构建新的下水道系统。

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相当激进，“他计划在伦敦中心区建造一个完整的拦截污水的地下管道系统，将城市污水排送到大都会之外，并在泰晤士河两岸建造堤道系统，以确保污水与供水的分离。”在泰晤士河两岸，巴泽尔杰特需要由西向东各建造三条下水道。下水道铺设完成后，进一步沿河岸修建三条堤岸，也就是维多利亚堤岸、切尔西堤岸和阿尔伯特堤岸，在泰晤士河回填约52英亩的土地。一来可以改善河道航行，二来堤岸开辟出了新的道路，可以缓解河岸街和舰队街的交通拥堵状况。巴泽尔杰特的伟大工程解决了伦敦的排污问题，泰晤士河堤岸宽阔的步道和精致的花园也成为许多人心中典型的伦敦风光。

伦敦下水道建设

19世纪初的泰晤士河堤岸

城市空间中的异托邦

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中，伍尔夫常常安排她笔下的人物到维多利亚堤岸散步。维多利亚堤岸西起威斯敏斯特宫，东到伦敦城的黑衣修士桥，位于伦敦最繁华的市中心。但是，堤岸却颇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意味：河滨步道面向开阔的泰晤士河，花园和树木将它与繁华喧闹的城市隔开，堤岸成了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幽静之所。在莉丝贝特·拉松（Lisbeth Larsson）看来，泰晤士河堤岸是宽阔的大道、优雅的步行街和城市绿洲的矛盾的结合体。

维多利亚堤岸最西端

维多利亚堤岸最东端的黑衣修士桥

借用拉康的术语，堤岸是城市空间中的“异托邦”。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家宅中恪守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范，但堤岸似乎成了一个可以僭越种种道德约束的地方。在伍尔夫写作的时代，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青年男女并不能自由地会面，但他们可以在堤岸散步交谈：这里不至于太过私密，同时又能避开公众的视线。

堤岸自带优雅的格调，是中产阶级散步休闲的场所。然而，到了晚上，这里又成了流浪者的主场。在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探案故事中，这里上演着见不得人的交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中也提到，维多利亚堤岸是流浪者过夜的选择之一，而且在这里过夜必须要早睡，因为“长椅不多，有时候会没有地方”。

“矛盾地方”的现代解放功能

拉松借用吉莉恩· 罗斯（Gillian Rose）在《女性主义与地理学：地理知识的局限》（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一书中的术语“矛盾地方”（paradoxical place）来指称伍尔夫作品中的伦敦市中心，认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既定性别秩序在那里被暂时搁置，却又尚未被新的体制取代，因而这一“矛盾地方”充斥着多样性和新的可能性（Larsson：12）。

维多利亚堤岸就位于这一“矛盾地方”的范围之内，在写作中，伍尔夫为它赋予了一种现代性的解放功能。小说《夜与日》中，伍尔夫经常安排主人公到维多利亚堤岸散步，小说中具有转折性或突破性的重要情节往往就发生在这里。

《夜与日》是伍尔夫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于1919年。《夜与日》的故事围绕四位主人公展开：凯瑟琳·希尔伯里，玛丽·达切特，拉尔夫·德纳姆，和威廉·罗德尼。女主人公凯瑟琳出身名门，威廉与她门当户对，是理想的未婚夫人选，但她最后却和出身较低阶层的拉尔夫走到了一起。玛丽则放下了对拉尔夫的感情，投入到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工作之中。

小说中玛丽的最后一次漫步从她的办公室所在的罗素广场出发，经查令十字街，最后到达维多利亚堤岸。坐在堤岸的长椅上，玛丽解开了对拉尔夫的心结，决定彻底放下他。玛丽对于爱情的幻想在这次散步中宣告结束，她从长椅上起身，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对于拉尔夫和凯瑟琳来说，伦敦市中心是他们经常漫步的区域，“仿佛他们关系的每一次变化都必须前往该区域或者在该区域散步”（Larsson：45）。当拉尔夫决定向凯瑟琳倾诉他的感情，他选择散步到维多利亚堤岸。在这里，拉尔夫克服了羞怯，改变了平时咄咄逼人的语气，向凯瑟琳倾诉他的爱意。

正如拉松所说，在泰晤士河畔的堤岸，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消融了，主人公愿意敞开心房，感受并接受一种改变的力量（Larsson：64）。

参考文献

Hill, Dave. The Embankment. Stories of London, an Additional Set of Postcards of Old London.< http://stories-of-london.org/embankment/>

Larsson, Lisbeth. Walking Virginia Woolf’s London: An Investigation in Literary Geography. Trans. David Jone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陈丽，《空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三联生活周刊，《166年前的那场大霍乱，伦敦做对了什么？》<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3-15/doc-iimxyqwa0599745.shtml>

唐娜·戴利、约翰·汤米迪，《伦敦文学地图》，张玉红、杨朝军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西蒙·詹金斯，《薄雾之都：伦敦的优雅与不凡》，宋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想要阅读更多对伍尔夫的空间研究，可移步陈丽教授的《空间》一书。本书探讨了空间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渊源，追索其批评实践，力图绘制一幅近年来空间文学批评的地形图，以清晰地展示标志性的术语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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