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语言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对自己语言生活进行规划管理时采取的法律法规，是用法律、法规、规章等方式体现出来的国家语言意识（李宇明 2012）。换言之，语言政策体现一个国家对本国语言的态度。 从国家层面上积极制定语言政策，是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后的事情。苏 • 赖特（2012）曾对世界各国语言政策的发展阶段做过总结，认为18 世纪到19 世纪，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欧美各工业化国家首先开始了对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这一阶段的语言政策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精神，共同经济市场所需要的民族共同语成为“国家语言”，各地方言在“国家语言”推行过程中迅速消减。 第二阶段是“二战”结束以后，伴随着非殖民化而来的新型国家的诞生，“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受到挑战，“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语言接触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关注优势和劣势、地位和机会等问题”。尤其是面对20 世纪下半叶全球移民潮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和政府逐渐放弃了强势同化的语言政策，开始将移民多样性的语言与其所传载的文化一样视作一种资源，加以保留和保护。 “冷战”结束是第三阶段的开始，英语国家美国主宰的全球化与新兴民族地区超国家组织助推的区域化相互抗争，使得国家政治中心逐渐模糊，民族自治乃至超国家跨地区合并成为新的世界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语言政策和国民语言权利首当其冲。弱势语言的强化、强势语言的退化、濒危语言的消失已成为这一阶段语言发展的新趋势，每个国家都会根据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来调整语言政策，以适应国家发展和公民对语言权利的诉求。 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正处于上述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明治维新和“二战”结束，是日本国语政策变化的两个关节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旨在规范全国方言的“标准语”地位，“二战”以后，力图沟通方言使用者之间交际的“共同语”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制定国家其他政策一样，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变化同样力图适应其国家利益和社会变革。本文拟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角度探究日本国语政策嬗变及其背后的原因，以冀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19世纪中期，实行近700年的日本幕府时代式微。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从德川幕府夺回了统治权，开始了史称“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除了政治、经济、交通方面的改革，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积极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实行近代资本主义的新型义务教育，宣传西方启蒙思想。明治维新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消除幕府的封建制度及其影响，在各方面实现全国统一，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学者乔纳森 • 普尔认为，语言的统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明治政府想要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实现国内的语言统一。 然而，当时日本实现国内语言统一的难度非常大。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对内实行“幕藩体制”。由于各藩彼此封闭隔绝，藩属民众不能随意离开藩国，使得日本各地方言的差异极大，甚至已经达到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交流的地步。除了语言的地域差异之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语言差异也不小。江户时代普通市民使用的“町人”用语和武士、公卿使用的词汇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成为一种“社会方言”。 因此，面对方言的巨大差异和语言统一的迫切需求，当时就有不少日本学者都提出了有关国语标准的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下三位（岩淵、飛田1975：345-350）： （1）三宅米吉1886年，民间学者三宅米吉在《关于诸国方音》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统一的三种方案：第一是雅言主义，即以古语作为标准，全国的方言都要改为古语；第二是现代语主义，即在京都方言和东京方言中选择一种作为标准；第三是方言多数决定主义，即调查全国方言，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作为标准。 （2）冈仓由三郎1902年，冈仓由三郎在《应用语言学十回讲话》中指出，三宅的方法是间接方法，他提出应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逐渐纠正地方话、导入中央语的方案。 （3）上田万年1895年，上田万年在著作《为了国语》中明确地提出国语的理想是标准语。上田认为当时有教养的东京人所使用的东京话具有成为标准语的资格，并且明确表明在语言问题上赞成采取中央集权主义的方式。 日本学者在评价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时，认为三宅的构想是从社会和经济角度出发，冈仓的方法是教育的角度，而上田的方法是政治的方法。但我们认为，这三位学者实际上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三宅提出的是标准语的语言选择，冈仓讨论的是标准语的推广方式，而上田提出了标准语的方言基础和主导地位。应该说，单独看三位学者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但将这三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标准语方案。 除了学者方案以外，明治政府也积极推进国内语言的统一。政府首先通过调查的方式全面了解国内语言状况。1900年，成立了国语调查委员会，并在两年后开始了以下四项工作：（1）调查音韵文字；（2）调查言文一致体；（3）调查国语语音体系；（4）调查方言和选定标准语。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工作的成果都以报告书和专著的形式公开发行。以此为依据，日本在国语政策和国语教育方面确定了“标准语教育”这一主旨。 1916年的《口语法》中第一次对日本的“国语”做了明确的规定，昭和16年，神保格的《标准语研究》将标准语明确规定为“东京山手地区有教养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这个定义直到二战之前都占有支配性地位。明治政府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标准语就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其成功推广首先要归功于日本政府的大力推行，此外，以下几方面因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国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明治维新之前，诸藩的割据状态造成日本人普遍只有藩国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复苏。到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胜利使得国家和民族意识获得了空前高涨。
2. 学校教育的普及：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教育是传统的私塾、官学模式，学习内容以汉文典籍为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了现代化学校教育体系，儿童的就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而学校国语科教育的主要方针之一就是标准语教育。 3. 传播媒体的发展：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报纸和广播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成为标准语推广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3. 日本标准语政策下的“方言矫正”和“方言扑灭”日本的标准语政策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伴随着标准语的普及，方言废存问题也越发突显。首先从“标准语”这一名称来看，各地方的日语方言都是“不标准”的，应该规范。另外，因为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一切跟标准语不同的各地方言（包括社会方言）则被看作“语言的分裂”，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因此，整个社会似乎用一种近乎仇视的眼光看待方言，明治三十年之后更是出现了要彻底消灭方言的“方言矫正”和“方言扑灭”思想。 所谓“方言矫正”，主要是要纠正方言发音，使之向标准语靠拢。这种方法以发音生理作为理论基础。而“方言扑灭”则是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将方言视为扰乱国家统一的政治祸害，必须要严加根除。这两种思想都对日本社会起到了重大影响，并且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这两种错误的认识才真正得到纠正。 日本国语学者对“方言扑灭”运动普遍评价不高，认为这是一场“令人悲伤”的运动。我们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方言扑灭”运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造成了影响，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般来说，个人的语言选择往往会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语言。以当时日本社会的情况而言，标准语使用者的确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即便不强行“扑灭”方言，民众看到标准语带来的实际价值后也会自觉地选择标准语。强行推广标准语、扑灭方言剥夺了民众的语言选择权，易造成集权威压的气氛。 其次，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不仅承载了一个地域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也寄托了方言区民众的情感。日本“方言扑灭”运动极易伤害方言区民众的情感，实际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导致了“方言自卑”心理的产生。 尽管“方言扑灭”运动存在种种弊病，但是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之下其效果得到迅速显现。到二战结束时，虽然日本各地的方言依然存在，但原本严重到无法交流的方言口音已经消失了。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体制上，改革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实行地方自治；在经济方面，建设民主的经济机构，实行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民主化的三大民主化改革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革除了类似封建帝王的天皇专制主义，废除国家神道，实行宗教和信仰自由。 日本政治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体制的建立，对国语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表现为：（1）随着战后改革民主意识的兴盛，地方和个人权利逐渐得到尊重。民主意识重视平等和对话，一个人首先有选择自己语言的权利，而且不管他选择使用方言还是标准语，都拥有同样的话语权；（2）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持续出现地方分权的风潮。地方分权的一个要求就是尊重地方文化、重新看待方言，也就成为提升方言价值的契机；（3）之前对方言的错误认识得到纠正，民众对方言难以割舍的感情也促使社会重新看待方言。此外随着时间的发展，标准语也在不断吸收方言成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标准语”政策开始逐渐松动，不再像之前那样严格。一个新的概念——“共通语”也诞生了，与此同时一度遭受重大打击的方言也开始走向复苏。 “共通语”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发表于1951年的《白河市及其附近农村的语言生活实态》之中，用来表示方言之间共通的第三种语言，后来其词义范畴变得更加宽泛，现在这个概念更用来表示现实中作为人们沟通交流手段的自然语言。对比概念就会发现，“标准语”的主要特征是人为制定、规范严格，是一种理想化的语言。而“共通语”是自然形成、规范宽泛，是现实中存在的语言，而且它既可以指通行于日本全国的语言，也可以指通行于一个区域中的方言。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已经变得含混不清。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不再对“标准语”和“共通语”加以区别了，二者都可以用来表示以东京口音为基础的、通行于日本全国的语言。但是，在年轻一代的日本人中，“共通语”的使用频率要比“标准语”高一些。 “标准语”与“共通语”最大的区别在于，共通语认可方言的存在，为方言留出了生存空间。因此，日本进入共通语时代之后，代表地域特点、具有地域情怀的方言开始逐渐走向复苏。 从语言发展角度来看，尽管日本语言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共通语化和地方共通语化，但是方言依然在日常生活等非正式的场合使用着。而且方言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所有的方言变化都向共通语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和共通语相比，方言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地方特色和情怀。虽然电视等媒体促进了共通语化的发展，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方言的印象。日本语言政策的变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发展来说很有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制定国语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一方面是为了积极提高国民的语言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各地方言差距极大，在国家需要全面建设的时期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支持交际。到今天，普通话政策已经实施了六十余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社会和学界也产生了一种意见，认为强势推广普通话会挤占方言的生存空间，使方言面临消失的危机。 不少学者对方言的发展前景表示了担忧，认为政府应该保护方言，使之长久地生存下去。社会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音，几年前的“撑粤语”事件就在粤方言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前中国学术界的这种“忧虑”，其实是弥漫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区域化悖行的反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抗拒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过去偏远保守的地方也会积极参与开放的中心地区的发展，以致绝对意义上的中心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发展的趋势对语言影响是：通用语言广泛而迅速的普及，非通用语言（包括方言）在快速变化，导致一些语言人权主义者或生态语言学家产生焦虑。 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对消减我国学术界的一些担忧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国家对普通话的定义是“国家通用语”，是不同方言使用者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地方普通话也属于“通用语”（侍建国、卓琼妍 2013）。李宇明（2014）将汉语分为共同语和方言两大层级，其中普通话是共同语中的第二级，大方言是方言层级的第一级，普通话在汉语层级中的位置远在方言之上。普通话是“超方言”的，与方言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相当于日本的“共通语”。其次，个人的语言选择往往会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语言。跟方言相比，普通话更具权威性，在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方面也具有更大的优势。由个人选择而带来的方言变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语言（包括方言）无时不在变化，既便是语言（或方言）的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也并不新鲜。“在人口变动的某个特定时期以及不同社团互相渗透、接触的情况下，除非使用某种语言的人们有极强的动机来维持这种语言，否则语言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第四，面对方言的迅速变化，学术界可以从共通语推行过程中日本方言学家的田野工作中得到借鉴，重视活方言的调查、整理和保存。这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用科学统一的标准调查收集方言，建立方言有声数据库，对方言的研究保存有重大作用。 总之，日本国语政策的发展演变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我国在语言政策上应着重宣传普通话作为通用语的地位，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加强对方言的调查、整理和科学保护工作，促进我国语言生活和谐发展。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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