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章 | 石油“大撤退”
文 | 王勇
新一轮“石油危机”缘起
油价暴跌，金融动荡，经济衰退，需求锐减，新一轮石油危机已经来了。
2020年的开启方式不同寻常，在过往的四个月时间，全世界都在见证历史。疫情全球性爆发，原油价格闪崩，能源大国的恩怨情仇集中演绎，一只只“黑天鹅”扇起翅膀汇聚成席卷全球的风暴。
国际能源署（IEA）4月石油市场报告指出，全球数十亿人正在经受着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全球经济承受着自19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企业破产，失业激增。“即使下半年放宽旅行限制，我们仍预计2020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比2019年每天减少930万桶，这将抹平近十年的增量。”
作为原油市场的风向标，布伦特与WTI自2020开年以来“跌跌不休”，WTI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出现负油价的历史性现象，布伦特也在经历16美元/桶的低价位。
“油价暴跌，金融动荡，经济衰退，尽管不确定能否定义为大萧条，但综合以上情况来考虑已经是一轮石油危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董秀成告诉记者。
新一轮“石油危机”如何酝酿而成？背后究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主导，还是供需失衡的压迫？谁能成为这轮危机中的受益者？
能源和国际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石油既是金融和实物商品，又是政治博弈的工具。从历年国际油价的波动看，大国博弈是石油市场动荡的直接推手。
油价真正的崩盘始于2020年3月5日OPEC+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OPEC会议提出在现有减产基础上增加150万桶/天的减产额度，其中欧佩克国家减产100万桶/日，以俄罗斯为主的非欧佩克减产50万桶/日，并将协议延长至2020年底。但由于俄罗斯的拒绝，这项为期三年的减产协议以失败告终。会后，OPEC决定取消对其自身产量的所有限制。
随后，沙特阿美对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客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折扣，以吸引炼油厂使用沙特原油。其公司声明文件显示：4月卖往亚洲的原油定价下调4-6美元/桶；4月卖往美国的原油定价下调7美元/桶。
减产协议告败的结果在石油市场上快速反应，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3月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22.25%，报35.20美元/桶；WTI原油期货价格跌23.03%，报31.77美元/桶，盘中最大跌幅一度超过30%。
沙特与俄罗斯的矛盾就此引爆。3月初沙特便呼吁大幅减产以阻止油价下跌，而俄方显然认为疫情蔓延全球会酿成更严重的经济后果，因而回避减产，担心石油消费的急剧下滑会抹杀减产带来的利益。
事实上，俄罗斯在此前的减产协议中也是阴奉阳违，大部分处于不达标状态。按照2019年减产协议，俄罗斯需要减产22.8万桶/日，与其他产油国约定的产出上限1119万桶/日，但大部分时间都未能低于这一水平。俄罗斯能源部数据显示，俄罗斯在2019年的原油和凝析油日产量为1125万桶，这是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产量纪录。
3月10日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回应强烈，“俄罗斯短期内可以每日增产原油20-30万桶，未来可以每日增产50万桶。”在沙特掀起价格战后，俄罗斯接下战书，令这场石油价格战愈演愈烈。
“实际上这谈不上是阴谋，自美国从原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之后，产量不断提升，全球供大于求的格局很难撼动，沙特、美国、俄罗斯争夺的聚焦点是市场份额，”董秀成表示，“从博弈的角度来看，考虑到美国页岩气成本较高，俄罗斯、沙特当然希望通过价格战抑制其增长能力，沙、俄也在财政上承担着相当的压力。目前来看，参与价格战的大国没有赢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指出：“沙特掀起本轮价格战的意图非常明确，策略也非常成功，美国页岩油经历了如此剧变后，就会导致美国本身国内能源政策剧变，致使国内出现动荡。”
平安证券相关研究报告认为，大国能源战略是石油市场的主导力量。美、俄、沙特和中国是当前对原油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四个国家，油价暴跌表面上看是沙特和俄罗斯会谈失败，但实际上沙、俄两国也存在利用低油价打压美国页岩油的目的，因此美国的态度和动作也是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
美国高成本页岩油在油价暴跌中首当其冲。据中信建投数据，美国页岩油开采成本在20美元/桶以上，加之偿还债务等其他成本，油价在48-54美元区间企业才能盈利。
相比之下，沙特开采每桶成本最低不及10美元，但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对石油出口依赖最高，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所需原油价格最高；而俄罗斯方面开采一桶原油的成本在3至4美元，其他费用成本在17美元/桶左右，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所需油价在50美元/桶左右。
4月9日，OPEC+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减产事宜，显然各大产油国之间已经在为期一月的价格战中试探了彼此的底线，同时也备受创伤。会议最终于4月12日达成减产协议。OPEC+将实行逐级减产方案，分三个阶段进行：自2020年5月1日起将减产970万桶/天，为期两个月；2020年7月1日至12月将减产770万桶/天；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计划减产580万桶/天。
其中，沙特和俄罗斯两国的减产将以1100万桶/天为基准，而其他各国则在各自2018年10月的产量基准上进行减产。整个减产协议将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但OPEC+将在2021年12月评估该减产协议的延长问题。
中石化相关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减产意向转变是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油价下跌，这是和之前油价下跌显著的不同，油价下跌触及美国的底线，美、沙、俄成了利益共同体。然而减产协议未能达到提振油价的预期效果，主要是疫情蔓延及其影响超出预期。”
原油价格不断刷新低点，除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严重缩水更是令原油价格雪上加霜。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并逐步向全球流行病趋势发展，多个国家或地区相继出台入境限制措施，各大航空公司运力削减。
同时，不少国家因疫情全国性或局部性进入紧急状态，经济进入停滞或半停滞状态，严重制约原油消费需求。
OPEC发布的4月月报指出，COVID-19大流行正在影响全球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石油需求增长，对石油需求（尤其是运输燃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由于政府试图遏制疫情在美国、欧洲、亚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蔓延，许多地区的封锁预计将大大减少出行需求，从而对第二季度的汽油需求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OPEC+减产联盟破裂的真正原因是需求的急剧下坠。”光大证券分析师吴裕在研究报告中指出。这一轮全球原油的需求下滑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个2020年第二季度大致会出现1500-2000万桶/天的需求下降。按照3月初OPEC+第一轮减产会议上所提议的150万桶/天的减产量，远远低于需求下滑幅度。
从历史上来看，垄断组织成功运转的关键在于需求稳定。一旦需求出现急剧下跌，再紧密的价格联盟也无法阻止趋势。而且，OPEC+最终达成的970万桶/天的产油削减量也无法跟上需求的下滑量，全球原油依然是显著的供过于求，OPEC+减产联盟依然有市场竞争的关系。
原油需求的持续萎缩令市场不安。国际能源署4月15日发布报告预计，4月全球原油需求同比降幅达到每日2900万桶，是1995年以来最低水平，5月和6月全球原油需求仍将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OPEC与多个非OPEC产油国日前达成的石油减产协议执行缓慢、执行程度存在风险以及部分产油国未能做出明确减产承诺，这些因素都令市场继续承压。
“油气与金融的融合度非常高，低油价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极其不利。在全球化、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金融动荡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董秀成认为。
3月暴跌的油价带动了大宗商品的暴跌和全球的股市动荡，美股月内3次熔断，同时也在期货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保证金缺口。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指出，如果未来油价再次暴跌，可能再次出现美元的流动性危机，并造成金融市场动荡，还可能扩散至新兴市场，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造成冲击，造成外汇储备流失，兑美元汇率贬值等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0年的经济衰退称为“大封锁”。报告称，今年的衰退程度将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
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萎缩1%。
“低油价对于进口国来讲是有利有弊的。”董秀成指出，一方面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在内的进口国可以低价格获取原油，大量减少外汇支出，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则打压了本土的油气产业的发展。
在这场“大封锁”中，荒谬的负油价也仅仅是这场席卷而开的危机表象，减产协议无助于缓解4月原油供应侧过剩，甚至部分生产国加大了协议生效前的日产能。
在疫情“黑天鹅”尚未结束之前，石油需求未见反转迹象。但是，参与博弈的大国各怀心思，新一轮“石油危机”的长尾效应却仍在全球经济和能源产业链中蔓延。
低油价“旋涡”
本轮石油市场震动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一场“石油危机”，石油产业链面临巨亏风险，石油替代进程可能因此拉长。
2020年年初以来，国际原油市场激烈动荡，原油价格不断刷新低点，WTI05合约在4月20日跌至历史性的负值，收于-37.63美元/桶，叠加需求锐减、库容不足、期货移仓换月、资本运作等多重因素，“负油价”这一荒谬现象得以出现。
在全球疫情和地缘政治博弈的诱发下，低油价令石油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惶恐。石油市场的“黑天鹅”已经扇动了翅膀，低油价带来的“涡流效应”快速在全球油气产业链蔓延。
从石油产业链看，上游原油开采板块的盈利能力与原油价格正相关，上游勘探开发在低油价期间难以为继，油服企业也会因此业务停止、资金结算困难，陷入生存困境；中游储运环节在库容紧张、运输需求放量的契机下受益；下游石化产品冶炼、销售在去库存后，将成本下降的红利收入囊中。
不唯石油产业链，新能源、煤化工等石油替代行业在低油价的冲击下，高成本劣势在扩大。如果低油价成为常态，以电代油、清洁能源代油的路将需要走得更长。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战的双重影响，石油上游勘探开采业务陷入困境，油价暴跌不断测试生产企业的底线。
国际能源署（IEA）4月石油市场报告指出，低油价影响石油产业链数百万人的生计，并损害了社会稳定、社会生产能力和国家经济。报告并预测2020年全球石油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将比2019年下降约32％至3350亿美元，为13年来的最低水平。
“随着油价暴跌，上游产业盈利越来越难。”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向记者表示。
低油价使上游开采环节承压。截至4月29日，布伦特原油跌至24.15美元/桶,WTI收于12.34美元/桶，没有哪一家石油公司能在低价格下过好日子。
2020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意大利石油巨头埃尼集团（ENI）净亏损29.3亿欧元，去年同期则有11亿欧元净利润。埃尼集团表示，今年的资本支出将较计划削减30%左右，并下调了产量预期。英国石油公司（BP）一季度净利润为-43.65亿美元，同比下降248.77%；营业收入为595.40亿美元，同比下降11.67%。
从惯例看，石油巨头通常会尽全力守住股息，当无法兼顾资本支出和股息派发时，就会采取削减支出、出售资产和增加债务等措施。当前石油大量过剩、需求持续下滑，潜在买家的财务状况可能，没有数十亿美元闲置资金来投资项目，出售资产并非绝对可行的策略。
削减开支和增加债务成为石油公司的稻草。仅在3月和4月，埃克森美孚就已经增加了180亿美元的债务。自3月份以来，已有两家不同的评级机构下调埃克森美孚的信用评级。
荷兰皇家壳牌(RoyalDutchShell)已经推迟了在墨西哥湾和北海的两个大型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有机构预计其未来将有更多的项目被推迟甚至取消。
美国页岩油公司的情况更糟。中信建投数据显示，美国页岩油开采成本在20美元/桶以上，加之财务成本等其他费用，石油企业维系经营的原油均价在48-54美元区间。尽管美国财政收入对能源出口的依赖不如俄罗斯和沙特高，但此轮石油“价格战”最先挫伤的却是美国页岩厂商。
贝克休斯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当周，美国钻机数量下降64部至465部，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的991部减少了526部。
4月初，身为北达科他州巴肯地区最大的石油生产商，美国知名页岩油公司惠廷石油已申请破产保护，成为首家在本轮原油价格战中倒下的页岩油公司。
此外，大陆资源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 Inc)已经停止了在北达科他州的大部分生产活动，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也被迫削减了86%的股息。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Rystad Energy统计，原油价格在20美元/桶的前提下，533家美国石油勘探和生产公司将在2021年年底前申请破产；在10美元/桶的前提下，破产数量将超过1100起。受资本开支削减影响，到2030年全球石油供应将减少6%，大约价值1950亿美元的非页岩项目已被推迟。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董秀成说：“石油公司都在努力摆脱困境，但包括降本增效在内的诸多手段对于公司来讲是有极限的，降本增效、减少资本支出等是必然的选择，但在低油价的大势下仍是杯水车薪。”
“国际原油价格的暴跌导致中央石油石化企业大幅度减利，”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4月20日一季度央企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尽管低油价对降低我国经济运行成本有利，但是对中央石油石化企业生产经营和效益产生较大冲击，导致一季度石油石化企业整体亏损。
“国内原油生产成本较高，普遍在50美元/桶以上，油田已经出现亏损，但基于能源安全、关停成本等考虑，国内油气生产仍要进行。”周大地告诉记者。
“三桶油”一季报表现普遍不佳。中国石油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4.4%至5090.98亿人民币，归属股东净亏损162.34亿元，去年同期为盈利102.45亿元；中海油一季度油气销售收入同比下降5.5%至399.5亿人民币，主要由于实现油价下降及油气销量上升的综合影响；中国石化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降22.6%至5555.02亿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亏损约197.82亿元，而去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47.63亿元。
油价的大幅波动对上市公司市值施以压力。截至4月29日，中国石油股价收于4.38元，相比开年时的每股5.87元已下跌近25%；中国石化股价从开年的每股5.17元跌至4.44元，跌幅约14%；中国海洋石油跌幅最大，从开年每股12.98元跌至8.79元，跌幅超过30%。
董秀成表示，从“三桶油”各自的产业侧重来看，中海油以上游产业发达，业绩受油价影响最为直接；中国石化以外购原油炼化为主，受低油价冲击较小；中石油则介于两者之间。但目前的状况实际上已经让“三桶油”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压力，暂且不谈发展，生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
与油田盈亏休戚相关油服行业也再度面临生存困境。油价暴跌、上游投资削减、工作量萎缩、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油服行业沦为低油价风暴下的重灾区。
研究机构RystadEnergy多份报告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油价始终保持低位，各国油田开发受到严重影响。报告指出，现在全球油价持续走低的风险较高，低油价让大量油气项目不再能够获利，为缓解现金流压力，美国、挪威、英国等油气企业都宣布将暂停油气钻探活动，从而导致油田钻井、勘探等领域订单将大幅减少。
以斯伦贝谢、哈里伯顿两大油服行业的巨头为例，随油价暴跌而来的是“腰斩”的股价。从年初至4月29日，哈里伯顿股价跌幅达61.1%，收于11.02美元；斯伦贝谢跌幅为59.8%，收于18.2美元。
斯伦贝谢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公司净亏损达74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4.21亿美元）；哈里伯顿也在第一季度净亏损10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1.52亿美元）；贝克休斯在第一季度净亏损102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3200万美元）。
据道琼斯消息，斯伦贝谢将股东股息削减75%，并正在重组业务、裁员和关闭设施，以应对历史性的能源危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OlivierLePeuch表示，斯伦贝谢正准备应对油田投资活动的急剧下滑，他预计全球石油公司支出今年将下降20%，其中北美资本开支将下降40%。
海恩斯和布恩律师事务所报告显示，一季度美国共有8家油田供应商申请破产保护，负债总计109亿美元，未来许多规模较小或杠杆率较高的油田服务公司可能无法坚持下去。
中国石化所属油服上市公司石化油服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128.68亿元，同比下降4.4%；净利润同比暴跌196.9%，净亏损1.82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11.84亿元。石化油服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公司主要专业工作量和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同时停待费用和防疫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这一轮低油价具有跌得快、跌幅深、波动大的特点，对油服行业的影响是空前的，比2014年低油价影响大得多。经过2014年油价大跌后，油服行业价格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油服企业经营状况基本维持在盈亏平衡点上，估计本轮低油价冲击将造成更大影响。”中油油服副总经理喻著成此前表示。
“中国油服行业受影响程度与国际油服公司不同，中国公司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石油大学孙梅副教授接受采访时指出。
今年一季度，国内油服公司中海油服、海油发展、杰瑞股份和潜能恒信表现比较良好。中海油服净利润11.39亿元，同比上涨3581.3%；海油发展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219.65%；杰瑞股份营净利润2.23亿元，同比增长102.32%；潜能恒信净利润1039.88万元，同比增长146.39%。
相比之下，一季度海油工程、中油工程和石化油服相对较弱。海油工程净利润为-3.05亿元，同比下降16.74%；中油工程净利润-4.16亿元，同比下降736.19%。
在惨淡的经营现状下，几乎所有油服公司都将削减开支作为缓解困境的首要方式。Rystad Energy报告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油服行业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根据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情况，各大油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预计将降低21%左右。”
孙梅表示，“此前低油价下油服企业的生存经验在本轮危机中已不完全适用。此次油价是供需双向的变化，在低碳经济和新能源发展的影响下，使油价很难回到以前的状态，油服公司也将更加艰难。”
面临低油价困境，很多公司采用降低资本支出、减少股利支付和裁员等策略，但是这些策略只是应付当前的问题，不能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孙梅认为，一个公司能否在困境中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其战略、技术、市场、人才、管理和信息等因素。油服行业必须建立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对石 油行业未来30-50年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并根据未来的发展前景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即便将来永远处于低油价，公司都会依靠其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
Rystad Energy油田服务研究主管Audun Martinsen指出：“低油价的市场行情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届时油服业可能迎来更大规模的裁员潮。到2021年下半年，我们期待市场将有所好转，页岩油相关油服企业预计将重新开始招聘，到2022年欧洲海上油田项目订单数量可能将开始恢复。”
在这场低油价的风暴中，原油储运行业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原油需求断崖式下滑，OPEC+减产额度和生效时间低于市场预期，原油过剩的局面愈发严峻，而过剩的原油面临“无处安放”的困境。标普最新分析称，全球原油等能源的剩余储存能力为14亿桶，其中陆地剩余储存能力约为10亿桶，海上剩余储存能力约为4亿桶。即便在考虑OPEC充分减产的情况下，这些储存空间也将会在2-3个月内被用尽。
紧张的储运空间推动储油费用上涨。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仓储在美国属于暴利行业，此前库欣地区每桶原油每月仓储费在1美元左右，目前已飙升至8-10美元/桶，这意味着储存超过2个月仓储费就超过原油价格本身。
川财证券认为，因全球原油库存趋向饱和，储存原油可以实现期现套利，第三方原油储存公司的存储费用大幅上涨；VLCC既可以运输原油也可以储存原油，其储存原油套利将使得运价出现上涨。
国内仓储价格同样随市场紧张而上涨。4月16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调整期货原油仓储费标准，自6月15日起期货原油的仓储费标准暂调整为人民币0.4元/桶·天，即从原来的约6元/桶·月，调高到约12元/桶·月。上海原油期货各月份合约之间的价差随之波动，已从原来的-7元/桶转变为-13元/桶。
同时，暴跌的油价使部分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低价囤油的契机，进而刺激了国际原油运输业的火爆。自3月6日OPEC+掀起价格战后，原油运输指数（BDTI指数）便连续上涨，并一直处于高位。截至4月29日原油运输指数达到1387，并曾触及1550的高位，相比油价暴跌前的764近乎翻番。
上海航运交易所4月24日发布的《中国外贸进口油轮运输市场周度报告》指出，全球原油运输市场VLCC型油轮运价量价齐升，苏伊士型油轮运价直线上升，阿芙拉型油轮运价蒸蒸日上，中国进口VLCC运输市场运价持续反弹，日均等价期租租金（TCE）跃升至18-19万美元，而年初不过9万美元左右。
运价指数（WS）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当前的运油价格。WS指数的制定依据为一艘7.5万吨油轮在14.5节航速下的收支平衡点，WS指数基准100。成交记录显示，中东至中国航线5月10-12日装期货盘成交运价为WS191。一般来说，VLCC在WS达到65的时候就达到收支平衡，可见原油运输业在当前已处于暴利时期。
“因低油价产生的蛋糕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丰盛，中间各个环节都想分一杯羹。”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信息部主任祝昉告诉记者。
在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约束下，国内成品油市场处于外盘跌国内零售趋稳的特殊阶段。在国内疫情趋缓、消费逐渐复苏的背景下，原油成本大幅下降及成品油地板价机制保护，炼化及销售行业受益。
“对于上下游一体化的企业来讲，下游红利将弥补上游的亏损。对于某些只有下游炼化环节的企业，进口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不调整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超额利润’，需要对其进行成本核算。”周大地指出。
成品油“地板价”机制成为下游炼化行业的保护伞。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成品油定价机制的规定，当一揽子原油价格（参照三地原油移动平均价）跌破40美元/桶时，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再下调。
在成本大幅下降的格局下，炼油企业的利润水平正在修复。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截至4月15日当周山东地炼综合利润为740元/吨左右。自原油大幅下滑以来，山东地炼综合炼油利润表现较好，月内炼厂理论炼油利润在600元/吨左右，年内综合理论炼油利润在350元/吨左右。
国泰君安期货原油研究总监王笑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短期看来，炼厂原油需求表现很好，但是这部分需求并没有完全释放，大多以库存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炼厂成本回归后，很大的动作就是去库存，而库存成本仍非常高昂。在优先消纳库存的情况下，企业未必能够赚到预期的高利润，目前看来低油价对于炼厂来讲还是账面红利。”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相关专题研究报告中指出，理论上原油价格下跌，炼油企业的成本将降低，但由于炼厂停开工成本高，炼厂通常要储备一定原料以保证连续生产，因此原油大幅降价时，炼厂短期面临库存跌价损失。时间轴拉长来看，随着油价企稳反弹，库存损失与库存收益或将互为冲抵，对利润影响较弱。
祝昉解释道，“根据‘先进先出’原则，炼厂需要先消化一定周期前采购的相对高成本原油，红利并非立刻完全显露。从采购原油到批发成品油出厂，一般会有两三个月时间。”
随着国内炼厂开工率逐渐达到70%的历史高值，成品油批发价格呈下调趋势，而加油站等零售终端收益“地板价”政策利润则更为可观，居民出行、物流运输，基建工矿并没有享受到低油价的福利。金联创数据显示，截至4月23日国内92号汽油平均零售利润为2075元/吨，较4月16日上涨77元/吨；0号柴油平均零售利润为519元/吨，较4月16日上涨44元/吨。
“希望未来能够放弃‘地板价’，对成品油定价完全市场化，与此同时，政府用燃油消费税的方式来调节终端产品价格，既考虑到市场经济体制，又兼顾了宏观调控。”董秀成建议。
煤化工的盈利能力与原油价格正相关性，在当前20-30美元/桶的国际原油价格背景下，面临着亏损的局面。
“油价大幅降低，煤化工的竞争力大大降低，对煤化工的影响非常严重，煤制油、煤制气、煤制乙二醇全面亏损，煤制烯烃处于盈亏平衡的边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煤化工专委会副秘书长王秀江告诉记者。
根据部分研究机构测算，国内现代煤化工项目中煤制油的盈亏平衡点对应国际原油价格约在60—70美元/桶。虽然不同煤化工路径的成本有所不同，各家企业盈亏平衡点对应国际原油价格存在差异，但当下国际原油价格徘徊在30美元/桶以下，国内煤炭价格又处于近年来相对高位，现代煤化工行业亏损将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统计，2020年初以来，煤炭市场均价为553.4元/吨，同比下降56.8元/吨。“煤价尽管也有所下降，但是没有石油幅度这么大。一方面是终端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是煤炭原料降幅没有那么大，对煤化工产业两头夹击。”王秀江表示。
在煤价相对坚挺的情况下，煤化工装置生产成本维持高位，产品售价不断下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海外需求遭遇大面积退单，乙二醇港口库存抬升迅速，供需双弱叠加港口液化库容紧张，乙二醇毫无抵抗式下跌，乙二醇现货价格一度跌破3000元/吨，煤制乙二醇价格最低达到2650元/吨。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研究报告中以中国神华煤化工（煤制烯烃为主）和丹化科技煤化工（煤制乙二醇为主）为例，指出两者煤化工业务毛利率在2014—2016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原油/煤炭”下降的背景下，盈利能力下降。其中“原油/煤炭”这一比值作为参照系，当该比值上升时，表明煤价相对于油价升高，石油化工或更具成本优势，反之则现代煤化工更具优势。
“煤化工企业一方面要练好内功，节能降耗，提高核心竞争力，包括产业链延伸、产品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王秀呼吁道，“另一方面需要国家在特殊时期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撑，希望能够在低油价下对煤制油等的消费税进行适当减免。在油价高企的时候，可以取消税费优惠甚至征收相应超额利润的调节基金。”
尽管新能源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是成本问题与技术突破仍成为其扩张的桎梏，长期的低油价对于新能源行业，特别是对于新能源车产业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
“低油价对替代化石能源产业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新能源在低油价下很难有发展空间，在成本上不具备竞争力。因此低油价不仅对油气行业，对全球经济、能源结构、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都有严重冲击。”董秀成认为。
传统逻辑下确实如此，首先较低的燃料价格使电动汽车和生物燃料竞争力下降；石油公司可能会转向天然气生产并压低价格，降低光伏、风能作为电力来源的竞争力。包括国际能源署（IEA）在内的很多人士认为，油气巨头可能会为了生存而缩减开支，从而减少对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分析机构伍德麦肯兹的观点与之相悖。他们认为，开发商会因为油价走低，转而更多地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受本轮油价下跌影响，75%的油气项目的收益率将会低于资金成本，也就是说，油气项目的收益率相对低风险的光伏、风电项目已经没有优势。”
相比收益率仍较为可观的风电、光伏，受成品油价持续走低的影响，尚未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陷入困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47.4万辆和367.2万辆，分别下降45.2％和42.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5万辆和11.4万辆，分别下降60.2％和56.4％。
中咨华澍新能源投资部总经理李东昌表示，两三个月的封闭的“特殊时期”，消费者购车行为无法进行，而新能源汽车行业具有明显的“以销定产”的特点，没有销量，汽车制造商无法生产，上游产业链企业无订单，无法排期，零部件供应不足等情况出现，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链目前处于临时受到压制的局面。
从用车成本来看，电池占电动车成本在40%左右，也是电动车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但较低的用车成本则抵消了新能源汽车的高昂售价。为保护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存环境，国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刺激政策，并将2020年年底到期的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
低油价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影响可以用“令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来形容，但依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而要从根本上推动产业走向成熟“富裕起来”。
石油危机“缘起-震荡-平复”规律分析
每一次危机爆发的背后，无论是地缘政治博弈，还是经济制裁深化，最终仍然是供需的锚决定油价走向。
油价暴跌震荡乃至“负油价”，这一历史极端事件背后有偶然和必然驱动因素。
历史总有相似之处。迄今为止公认的三次石油危机分别发生在1973年、1979年和1990年，三次危机下油价暴涨重创世界经济；近十五年中，国际原油市场发生过两次大幅波动，2008—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以致原油需求不足，油价大幅波动；2014—2018年美国页岩油开发增加市场供应带来原油市场供需失衡。
在油价大幅波动的背后，存在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因素，与市场供需共同影响原油市场走势。以史为鉴，从过往石油市场的缘起—震荡-平复的规律看，本轮油价波动亟需全球经济复苏、需求提振来对冲。
历史上三次石油危机均以战争为诱因，价格暴涨为表象，最终演化为经济领域的衰退。每一次危机爆发的背后，无论是地缘政治博弈，还是经济制裁深化，最终仍然是供需的锚决定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向。产油国地域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战争，触动着原油市场最敏感的神经。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1973年，这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登上原油定价舞台的首秀。伴随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纷纷要求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改变对以色列的庇护态度，决定利用石油武器反击，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通过减产和禁运将油价抬升2倍之多，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第二、三次石油危机爆发背后同样有战争的因素，但传导至原油价格仍是通过供需这一媒介。1978年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政局剧烈变化，亲美派领导人下台，同时爆发两伊战争，全球石油产量从580万桶/天骤降到100万桶以下，油价暴涨态势持续半年之久；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OPEC内部分 化严重，伊拉克攻占科威特后遭受国际经济制裁，其原油供应一度中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油价暴涨也导致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苏联财政恶化乃至解体。
除以上三次石油危机外，近三十年来还发生过五次油价暴跌，分别发生在1997年、2001年、2008年、2014年和2018年，从诱因传导至价格依然经由供需失衡这一环节。
其中，两次下跌的主要诱因是需求锐减，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拉低全球石油需求。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石油需求增 速明显放缓，次年增速由从1997年的2.74%降至0.75%，需求低迷、库存高企导致原油价格节节下滑。OPEC在此期间连续三次实施联合减产行动，累计日减产431万桶，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原油价格迅速恢复至30美元以上。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原油价格之间的逻辑基本与上述一致，OPEC于2008年依然是连续三次减产保价。但不难看出，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石油市场与货币、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联动愈发密切，石油金融属性的特质愈发明显。
其他三次油价暴跌则由供给侧过剩触发，诱发 因素各不相同。2001年OPEC达成增产协议，原油整体供应增速近5%，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美国“911事件”拖累全球原油需求，OPEC不得不两次宣布减产促使油价迅速恢复暴跌前价格。
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成功和繁荣，导致供应过剩引发2014年油价崩盘。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迅速提升，OPEC试图以增产来挤出页岩油，此外美国对伊 朗解除经济制裁导致供需宽松，油价进一步滑向谷底，严重依赖能源财政的OPEC选择俄罗斯为盟友进行联合减产，“OPEC+”就此诞生并延续至今。
2018年，在为期三个月的油价低谷背后，是各大产油国增产以应对美国对伊朗制裁带来的供给缺口，但美国对伊朗制裁节奏低于预期，予以多国豁免的同时，伊朗原油仍在以各种灰色途径外输，致使全球原油供给过剩。
从历史上油价暴涨暴跌危机平复的路径来看，供应和需求调节是化解危机的主要方式。不难看出，OPEC已经成为全球原油供应侧的调节器，增产降价与减产挺价成为调节油价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影响原油市场的因素愈发复杂，供需在其中的权重也在不断调整，此外还包括地缘政治的博弈与内部利益的诉求、战争的爆发与消弭、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等等。每次危机都有利益的权衡，随着主导国际原油市场的力量愈发多元，各大主体间的利益摩擦也将愈加频繁。
历次油价暴跌往往起于需求侧跳水或供给侧过剩，本轮原油市场波动背后则是石油需求和供给的两相夹击。尽管本轮价格战由OPEC挑起，但是在枯竭的需求面前，价格战的参与者不得不有所妥协重新回到谈判桌，这场零和博弈注定无法持久。
从供给侧来看，OPEC及非OPEC产油国已经在努力通过减产缓解过剩，降低原油库存。美国能源调查机构Rystad Energy表示，预计5月份全球原油供应将从4月份的9830万桶/日降至9280万桶/日，6月份将进一步降至9110万桶/日。
单纯的减产已经不再是推动油价常态化的充分条件，因全球疫情爆发导致的需求跳水成为影响油价预期的主导因素。Rystad Energy指出，原油需求在4月份降至最低点7180万桶/日，由于各国政府陆续放宽了限制措施，需求将在5月增加至7920万桶，6月增加至8510万桶。
在乐观情境下，全球石油需求逐步恢复，OPEC+5月开始的减产协议达到预期完成度，油价恢复常态化成为必然。
伴随着各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美国政府出台意向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仅此一项规模便相当于GDP的10%，美联储连续降息并加大贷款规模和范围；中国央行也已经累计释放资金超过1.75万亿人民币，同时鼓励发行特别国债。
投资机构富达国际最新宏观经济趋势研判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将大概率出现U型复苏，亚洲将在疫情后新经济秩序中持续扮演推动全球经济发展重要角色。报告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积极财政政策以及持续强劲的亚洲经济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在需求恢复的背景下，原油市场的波动预计也将在下半年得到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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