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迷宫的墙 | 蒂利作品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知世书坊
可怕的事情和巨大的不公平正在发生，但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实际上是由人类的干预所创造的——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因此它们很容易通过人类的干预而发生变化。
——查尔斯·蒂利
查尔斯·蒂利（1929–2008），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一生出版了51部学术著作，发表了600多篇论文。曾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并且是引用率最高的历史社会学家。
01
大神的CV有点长
1950年，蒂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58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之后整整5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先后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兼任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研究新学院（兼任社会变迁研究中心主任）和哥伦比亚大学，去世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密歇根大学、多伦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鹿特丹大学、日内瓦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魁北克大学、克里特大学等校荣誉博士，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社会科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社会学界最高荣誉）、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比较政治学界最高国际奖励）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等荣誉。密歇根大学设有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讲席教授职位，美国社会学会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均设有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奖项。蒂利的一生出版了五十多部学术著作（多为独著）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和评论，并主编著名的“剑桥抗争政治研究”等多套丛书。他的《从动员到革命》被美国社会学会选为1970–1995年最具影响力的十七部著作之一，《从动员到革命》和《抗争的动态》均跻身社会学历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02
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
1929年5月27日，查尔斯·蒂利出生在伊利诺伊州伦巴第一个收入不高的威尔士-德国移民家庭。移民犹如连根拔起的树木，即便是参天栋梁，转瞬卑微如浮萍，一切从头再来的艰辛可想而知。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迫使蒂利必须依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取得教职之前，他当过报童、杂货店员、勤杂工、工厂工人、建筑工人、门卫、守夜人、野营辅导员、精神病院调査员。未能熬过的苦难是灾难，熬过来了则是一笔财富。
早年的艰难岁月赋予了蒂利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精英视角聚焦于帝王将相、豪门巨贾、英雄豪杰等历史中的大人物不同，蒂利更加关注历史与社会变迁中的市民农户、贩夫走卒、流民匪盗等沉默的见证者。他的研究所揭示的，也正是发生在这些普通民众与政权之间犹如水滴石穿般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是如何在“不经意”间促成了社会变迁。基于这一独特的视角，蒂利逐渐形成了让“社会学遇见历史”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与当时日趋居于学术主流的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不同，它立足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而非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着眼于各种地方性的因素和合而生的社会过程，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叙事。从其研究生涯的早期深入法国旺代，到1969年在密歇根大学创建“事件编目”（event catalogues）数据库，再到1984年创办“社会变迁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蒂利始终致力于从普通民众的斗争事件中揭示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围绕着这一主题，蒂利的研究不仅跨越了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的广阔疆域，而且，也是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将革命、战争、民族国家的兴起、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等社会变迁的宏观历程，与欧洲民众的抗争、信任网络的流变、种族与性别不平等的延续等社会变迁的微观过程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得以在历史车轮的轰鸣声中听到犹如枕木般的普通民众的呻吟与呐喊，同时，也得以目睹犹如枕木般的普通民众铺陈了蜿蜒的铁轨，他们决定了历史车轮的颠簸起伏与走向。
蒂利的一生平衡了其作为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角色，他擅长在浩如烟海的甚至是孤立的文献中，找寻对历史的颠覆性的解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们热衷于讨论世界秩序是否将经历重大变革，而蒂利对于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却早已看透：
“我认为，美国的政体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由于其人口的某些组成部分（segments）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由于社会不平等被带入了公共生活，由于民意表达不畅通，由于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从而使之反复经历着‘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的过程。”
2008年4月29日，查尔斯·蒂利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去世。他的故事是一座桥梁，也是一面镜子，在他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中，社会生活或许没那么难以理解。
03
爱讲故事的人
与一些艰涩枯燥的社会学理论著作相比，蒂利的作品显得生动有趣得多。擅长使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蒂利，经常以一个故事开始他复杂的分析。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开篇故事
1867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说：“在1848年发生了一场法国革命，成立了一个共和国。没有人可以忘记这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什么影响。我犹记得那天，当大炮架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时，伦敦的妇女不敢离开家门半步。一年之前，在法国发生了另一场革命，又一个最可怕的共和国成立了。在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你叫不齐半打人到街上集会游荡。为什么？因为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心满意足且心怀感激。”
因此，法国给人革命的教训，而英国给人民主的教训。英国人每每以此自吹自擂。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英国人的自我形象，巴黎公社期间英法政治的比较，在抗争的形式、动力和后果上，都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性差异。
《信任与统治》开篇故事
在1367—1393年间，圣芳济会( Franciscan)修士弗朗索瓦·博雷尔( Francois Borrel)时任多菲内省上阿尔卑斯( high Alpine)昂布兰( Embrun)主教教区的宗教裁判官——对其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堪称异端的原始基督徒们罪该万死:他们拒绝立誓、反对死刑、否认炼狱、抵制教皇的权威——包括否认教皇有追封圣徒的权利，甚至宣称由未脱原罪的神父主持的圣礼压根儿无效。仅就小范围而言，上多菲内省瓦鲁伊斯山谷( Valley of Vallouise)保存完整的1379—1386年档案表明，该教区3年内至少将300名瓦勒度派教徒送进了宗教裁判所。这些异端分子一旦被教会捕获，便被投入宗教裁判所严刑审讯，并照例被判有罪。随后，教会将这些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移送世俗当局，由后者将其烧死或绞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由于处于官方迫害之下，无论传教士还是信众都长期面临被人告发的风险——只需一个变节分子就可令其生命和财产化为乌有；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瓦勒度派建构起了强大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与此同时，被瓦勒度派信任和不被瓦勒度派信任的人，其间的分野也愈加尖锐了。
PS
蒂利的一点自我澄清
如果自我剽窃是学术罪过，对我的作品充满敌意的读者则将不费任何周折，就能把《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这本书作为攻击我学术腐败的证据。理由有二：第一，这本书的多数内容以相同的形式出版过，有时不止一次；第二，精华部分的讨论会重复出现，有时使用相似或相同的语句。
这种重复有意义吗？我的很多同事主要在论文中阐述自己的思想：虽然我们追求复杂的研究计划，但是当观点与发现出现的时候，他们通过论文阐述它们。我主要通过著作阐述自己的思想：设计由开始、中期和后期构成的研究计划，但是将会形成数百页的报告，如果成功的话。很多人虽然不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出版报告、论文和著作，阐述他们不完全的计划。因为我总是同时规划几本书、因为观点之间相互关联，所以，我经常在不同的地方转借观点、参考书目和语言。
总而言之，我把这种冗余看作是收益而不是成本。
更多蒂利作品，敬请期待
《政权与斗争剧目》
《社会运动（1768—2018）》
《集体暴力的政治》
《抗争表演》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
《持久性不平等》
《英国的人民抗争（1758—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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