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终身难忘的病人，仿佛三把利刃插在了医生的心间
导读
此案尚未宣判，你怎么看？
来源：“最后一支多巴胺”微信号
记者：最后一支多巴胺
东风很冷，它从我的衣领和裤脚处钻进身体，伴随着流动的血液到达全身。
一个小时前还轰轰烈烈的抢救室，此刻在沉静中略显些许寂寞，那些病人要么被收进了专科病房，要么住进了留观病房，要么放弃了治疗，要么已经去了天国。
不知何时，赵大胆已经关闭了急诊走廊中的白炽灯。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凌晨三点的急诊室竟然犹如冰窖一般的寒冷，那些白中透黄的地板似乎也在瑟瑟发抖。
在这样冬季的凌晨，我孤单的影子无数次快速的穿过了急诊走廊，一转身便拐进了厕所。
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人。
“我每次深夜上厕所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那些被我送走的人。”我知道赵大胆肯定以为我患了精神分裂。
我的躯体自然是没有患病，我的内心也只不过在顽强的对抗着时间罢了。
有人说：“时间是忘记伤痛最好的良药！”
可是，已经慢慢老去的我却依旧将他们牢牢的记在心底。
虽然他们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但是在无数个祈及黎明的夜班之后，我依旧难以忘怀。
那一年，北归的燕子姗姗来迟。
我拿着主任用了多年已经泛黄却很好用的听诊器在丈量着我刚起步的医学生涯，充满了激情和理想，从没有体验过痛苦和悲伤。
一个人管理着16个病人，书写着山一样高的病历。
她突然走进了肿瘤内科的病房，带着期望和失望。
“这里还有病房吗？”从几十公里之外赶过来询问病房的她嘶哑着声音问道。
她的衣服上还散落着未融化的雪花，她的眼睛里还书写着一个家庭的悲伤。
患者是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肺癌晚期的事实正在无情的带他离开这个浮浮沉沉的人世间。
我看着她拿过来的检查单，在心中已经为他宣判了死刑：“颅内转移、肝脏转移、腰椎转移、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低蛋白血症、重度贫血、低钾血症、低钠血症…….”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因为医生感受不到病患的临终的痛苦和恐惧，因为病房永远要优先为那些还有治疗价值的患者服务。
“还有一张空床，但是已经预约给了一个新发现肺占位的患者。”主任很为难的摊了摊双手。
在主任拒绝她的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神中看见了一丝绝望。
我赶紧转过身去继续书写病程记录，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拒绝。
夹杂着雪花的风从没有关严实的窗缝中挤了进来，将我放在案头的文书轻轻掀起。
我探出头去，远远的只看见她继续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就像城市广场中央的那座多少年不曾变化的雕像一般。
她的坚持换回了主任的妥协，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丝希望。
主任将已经预约床位的新发肺占位患者移到了走廊加床，将几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的他收进了病房。
有人说：“主任什么病人都收，这个病人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没有任何治疗价值。”
甚至我也有一丝焦虑，因为这样的病人往往意味着厚厚的病历和化验单。
生命的尊严到底该如何得到保证？
医者的爱心到底该如何得到体现？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一堆简单的疾病名称。
我们要治疗的是一个人的整体，而并非单个器官的功能障碍。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被发现肺癌十个月的59岁男性。
因为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所以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接收他。
我根本不愿意说起原因，因为那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太无情。
什么叫做没有治疗价值？
难道说治疗价值就是治愈或者康复的话，是否有些太狭隘？
难道说减轻一个将死之人的痛苦就不能体现治疗价值吗？
抛去治疗价值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在能预计到患者即将死亡的结局后，人心最无奈的现实之中，他们考虑的是会不会有纠纷，而不是患者如何安详的离开。
那一天，她带着湿润的眼角站在我和主任的面前：“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可是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他死掉。那样的话对他太残忍，对我也太残忍。”
在得到她的承诺后，主任为她办了住院证。
当我第一次看见患者的时候，我深深的震惊了。
已经骨瘦如柴处于恶液质状态的患者竟然还强装着微笑谈笑风生，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消沉萎靡。
他是当地一所大学研究院的教授，时刻都在保持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和风度。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伙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么话你直接和我说吧。”
第一次为他胸腔穿刺时，或许他看出了我的紧张，安慰我说道：“如果在我这样半个死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后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管来穿刺！”
当时，心高气傲的我觉得他小看了我。
多年后，这句话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让我感动不已。
北归的燕子终于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也慢慢带走了他所剩不多的生机。
终于有一天，在经历了短暂的昏迷之后，他气喘吁吁的告诉我：“还有三天就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帮我撑过去！”
年轻的我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他的病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随时可能会导致死亡。
我甚至在心中默默的想：“如果我轻易的告诉他和家属还可以撑几天的话，会不会惹上麻烦？”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在科学之外，还有着人心。
我后悔当时自己的沉默，我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善意的谎言。
病房外，她的妻子一边准备着寿衣一边淡淡的告诉我：“女儿说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要给他一个惊喜，其实哪有什么惊喜，只是不想让他轻易的睡过去。”
那天下午，他还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鼓励我的话。
直到如今，我依旧在后悔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怕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它如同一把利刃插在心间，让人悲痛且无法呼吸。
每一年的冬天我都会觉得异常的寒冷，也都远比别人要渴望春天的芳香和远方。
可是，有的人却永远也闻不到来年春天的味道。
他是一名刚工作三年的高中语文教师，充满了理想和斗志。
然而，生活却向他开了一个没有归路的玩笑。
就当我怀抱着厚厚的病历本跟在主任身后的时候，他在另一个城市的公交车上赶往着未来的方向。
不同的是我的未来是继续没日没夜的书写病历，而他的未来却戛然而止。
这个和我同龄的男人，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突然觉得脖子酸痛难忍。
在一家理疗店里，他尝试了许许多多的治疗方法，却毫无效果。
在妻子的督促下，他来到了当地的县医院。
他希望县医院给他一个颈椎病的诊断，但是县医院却最终给了一个肿瘤骨转移的诊断。
那一年，我同样刚参加工作三年。
就在我对人生充满激情的时候，他却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在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半个月后，他被家属送进了我所在的医院。
“县医院已经没有办法了，到你们大医院来想想办法！”患者哥哥的话我已经听过了无数次。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患者我同样遇见过许多次，虽然我工作时间只不过区区三年。
最起码一开始，我认为这个病人很普通，他面临的问题很普通。
因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诊治疾病，还没有体会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意义。
在拥挤的病房里，护士为他在走廊的尽头加了一张床位。
63床，这个数字至今我停留在我记忆里。
已经处于恶液质状态的他虽然还有清晰的思维，但却连抬起头的力量也已经消失了。
在我的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将死的病人罢了，在亲人的眼中却是即将发生的天塌地陷。
凌晨的病房只能听见监护仪的报警声和护士来回跑动的脚步声，但是那段时光里还能听见一个女人的低吟声和一个男人的哭泣声。
虽然病房里开着中央空调，但是逼人的寒冷依旧让人难以适应。
在走廊尽头的63号病床上，他卷缩着瘦弱的身躯躺在妻子的怀中，3岁的女儿发着呓语睡在他的脚边。
我听不清妻子在他耳边低吟着什么，整夜忙碌的我也没有时间去聆听这歌声。
直到多年后，我才突然从这想起的场景中惊醒过来，我才突然眼角湿润。
多少个夜晚，我坐在办公室里奋笔疾书。
多少个夜晚，他的哥哥坐在办公室门前的地板上泪流满面。
患者的病情已经严重到无以加复的地步，必须要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短暂的生命。
可是，那个时候因种种原因全社会都出现了血荒。
如果有血，他可能有机会多看这个世界几日。
如果没有血，年幼的孩子就要失去爸爸。
虽然用了一些代血浆制品，可是这些根本起不了明显作用。
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在不断的沟通签字中来印证这个家庭的悲剧和这位同龄人的结局。
办公室里，我直面患者的妈妈、哥哥、妻子，告诉他们或许那个最终的时刻就要来临。
哥哥，一位苏北大汉一直在低声的哭泣。
他的妻子一直红色眼睛问我：“医生，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撑过这个春节？”
我只能以无奈的微笑面对，因为我甚至不能保证他能够撑过未来的24小时。
窗外是呼啸而过的寒风，室内窗台上却是生意盎然的绿萝。
我憋了一眼这盆被主人精心伺候的植物，突然觉得有时候人竟然没有它坚强。
突然，这位夜夜哭泣，老实巴交的哥哥跪在地上哽咽的哀求我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的弟弟。
患者的妻子红色眼圈拉住我的袖子说：“医生，你再想想办法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他才31岁呀！”
患者的妈妈则抱着3岁的孙女目光呆滞的背靠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我当时惊慌失措，因为从来没有人跪在我的面前。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甚至让我手足无措，我赶紧上前将患者哥哥扶起。
就在我扶起他的那一刻，一抬头，我看见墙上挂着的匾额上写了四个鎏金大字：“大医精诚！”
可是，我却能做些什么呢？
面对这样一位病人，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竟然什么也不能做，我竟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和我同龄的患者慢慢离去。
就如同你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溺亡在水中却无能为力一般，这种沮丧感至今存在我的体内。
3岁的孩子再病房的走廊里来回玩耍，妻子、哥哥、妈妈却在最后一次为他擦拭着身体。
她还没有来得及喊上一声爸爸，那白色的布便覆盖了他的身体。
看着他们慢慢离开的背影，我第一次流下了泪水。
我将主任的那盆绿萝收起后，又机械的投入进了新的工作中去。
多年后，我依旧没有忘记他。
如果他有在天之灵的话，请原谅现代医学的局限和我的无能为力！
如果他真的在天有灵的话，能否闻见这春天的味道，能否看见孩子的欢笑？
春天每年都会来，他却永远的没有了。
而我，却还没有明白人生的意义和大医精诚的真谛。
看着她的孩子，我的心头莫名涌动了一股泪水。
因为除去医生这个职业之外，我也是一位父亲。
因为它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流泪，也是搁置在我心中时刻让我警醒人间疾痛的利刃。
我佯装咳嗽扭过头去，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急诊室里，一位36岁的母亲带着自己八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面前。
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一会摸摸血压计，一会碰碰电脑，一会又拿起桌子上的压舌板玩耍。
起初，我对这样的熊孩子充满了不爽。
最后，我对天真的他满怀了歉意。
面色灰暗的妈妈说：“我胃痛了两天，就是想输液缓解一下。”
这样的要求在急诊几乎每天都可以遇见，虽然很无理却十分现实。
因为大多数人只知胃病，也不知胆囊炎、胰腺炎、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等都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胃痛。
那一天，秋高气爽。
我坐在急诊室里根本没有想到过几年之后，我竟然还没有忘记这一对母子。
赵大胆说：“类似这样的病人有很多，你为什么单单记住了她？”
我记住她的原因不仅是肝癌，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记住她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腹痛，而是因为爱。
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患者并非只是普通的急性胃炎，反而很有可能是急性肠梗阻。
因为患者有典型的腹痛、腹胀、呕吐、停止排便排气等症状。
而所谓急性肠梗阻，指的是由于肠内及肠外各种原因引起的小肠肠道机械性堵塞。
这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急腹症，如果患者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她为什么会罹患肠梗阻？
直到我为患者查体的时候，才发现患者腹部有着一条长长的手术疤痕：“以前做过什么手术，胆囊切除术吗？现在不都是微创手术了吗？”。
她却平静的告诉我：“四个月前我因为肝癌做过手术。”
听见这个消息的那一刹那，我的内心掀起了一丝波澜。
纵然我见惯了生死，面对一位孩子的母亲，我的内心已经充满了同情。
很多人以为肝癌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却不知有很多年轻人也在经历着肝癌的折磨。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主要认为与肝硬化、病毒性肝炎以及黄曲霉素等化学致癌物质和环境因素有关。
四个月前，36岁的她在外科进行了手术治疗。
“得了癌症，没有办法！”她再次用平静的口气说出了让我不平静的话。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将她换做是我，我是如此平静的接受现实呢，还是早已哭天抢地不能自已了？
不一会我便看见了她检查结果，明确诊断是急性肠梗阻。
患者说：“我腹痛的厉害，觉得已经快要忍受不住了，还是先输液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孩子便抢着说：“妈妈，那你会痛死吗？”。
虚弱的患者病情很重，我一再要求联系她的家属，可她拒绝了。
我不知道她拒绝联系家属的原因，可是我知道她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躯体和心理痛苦。
“你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以后孩子怎么办？”我希望她能够联系家属，尽早住院。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话再一次让我沉默了，她说：“我已经录好了20年的视频，其它的想管也管不了。”
她趴在桌子上对我说着话，孩子依旧在玩弄着血压计。
我没有制止他，也没有发出那句想对他说的话：“孩子啊，你或许不知道，你的妈妈总有一天会被痛死的！”
最后，她拿着住院证，拉着还不懂事的孩子慢慢离开了急诊室。
即使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急诊医生，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但我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心。
她在住院后的一个月便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丢下了8岁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
那一夜的凌晨，我坐在办公桌前听着户外的风声，看着她的死亡病历。
想起了她坚毅而无奈的笑，想起了她慈爱而辛酸的话。
仿佛她昨日才离开急诊室，仿佛那个8岁的孩子已经长大，仿佛我同样因肝癌而去世的爷爷就站在我的眼前。
宣布临床死亡后，我赶紧关上急诊室的门，用自来水冲掉残留在眼角的泪水。
赵大胆从没有看见过我眼角的泪水，就像她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经常能够想起这些逝去的人们一般。
其实大多数肝癌患者在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待发现确诊的时候已经处于中晚期，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也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如果都注定要带着血淋淋的教训。
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努力快乐的活在当下吧？
或许，医者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的看着别人艰难的活，总是去安慰吧？
如今，我不知道那个肆意玩弄我办公工具的孩子过得好不好。
此刻，我甚至已经模糊了她临终前没有闭上的双眼。
但是，我知道在这人间，悲凉从没有停止，病痛从不曾消失。
但是，多年之后，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心中阵阵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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