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因H1N1被隔离的一周
导读
现在欧美国家的疫情如此严重，或许也与2号病例类似，日常交流习惯带来了很大影响。2009年夏天，因为甲型H1N1流感，我被隔离了一周的时间。
也许当年的H1N1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它的危险程度远不如2003年的“非典”，甚至有些人直到新冠肆虐，才反应过来曾经还流行过这样一场疾病。
我所在的北京经历过“非典”带来的黑暗时期，也正因如此，北京在面对H1N1时，也做出了足够充分的应对。虽然许多人对这次的病毒印象不深，但我因为意外地被卷入其中，从而得以了解当年防疫工程的一个侧面。
而对于正在直面新冠病毒大敌的当下，这些之前的经历，也让我加深了对当前抗疫态度的了解。
恰逢特殊时期，隔离来得很突然
2009年正值国庆60周年，在即将到来的阅兵式中，许多高校的学生都参加了花车方阵，我所在的高校也不例外。
暑假期间，我们这些参加阅兵式的学生一共经历了两次军训。第一次是按照原定计划正常安排的军训，但训练内容基本都改成了阅兵式相关；而第二次则是学校为了阅兵式安排的“特训”。
两次军训的间隔时间并不长，也就两个礼拜左右的休息时间。但和第一次训练相比，第二次的“特训”就显得有些艰苦了。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当时14个人住一个宿舍，每天高强度从早练到晚。天黑之后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大家只能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扑克。
不管是宿舍内还是方阵中，人员密度其实都不低。而就在第二次“特训”刚开始没多久，我们就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有一名学生在两次军训之间的休息期间感染了H1N1。
这位“1号病例”在确诊之后直接被拉到医院，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他的密切接触者接受了检测，其中就包括我比较熟悉的几名同学。而在这段时间内，我和身边的同学当时也并没有太多的防范意识。
检测的结果出得很快，其中就有一位我熟识的同学，是这批检测中唯一的阳性，成了“2号病例”。彼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症状，而我则只是和他在头天晚上打了一会儿扑克。
图源：摄图网
坐着救护车被拉走，有点侥幸也有点忐忑
当天半夜12点半，训练完一天的我在床上睡得正香，却被老师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
老师直接点到了我的名字，说我成为了第二批密切接触者，让我在半小时内，尽快收拾好一些生活必需品跟她走。正睡得迷迷糊糊再加上收拾得匆忙，我甚至连眼镜都忘了戴，还好度数只有300多度，影响不太大。
除了我以外，密切接触者中有些是之前一起打牌的同学，而有的甚至都不认识这位2号病例，只是在他去其他宿舍串门的时候，短暂地在同一个宿舍里呆过。老师给我们准备了口罩，我们虽然都觉得没那么邪乎，不过还是出于从众心理戴上了。
我和其中两名同学被带到了一个空屋子里，过一会儿来了一位全副武装的疾控人员，我们才有点被隔离的真实感了。疾控人员采集了我们的咽拭子，没过多久我们直接被带上了一辆救护车，准备前往隔离地点。
救护车上一共有7个人左右，还有一位是我认识的辅导员。正值半夜，再加上救护车的车窗都贴了磨砂，我们谁也不知道现在正在往哪边走。这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困了，就在车里面闲聊了起来。
其实大家普遍觉得自己和2号病例算不上密切接触。我们之前的会面基本都是在露天场所，空气流通性很好——当然有了这次新冠的经历之后，再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也绝对算得上是密切接触了。
在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之中，大家的情绪还算放松，但也多少有些不安藏在心里。好在听说咽拭子检测的结果一两天就可以出来，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配合好隔离的工作。
为期一周的隔离生活，交流和锻炼让我们不寂寞
坐了大约1小时的车，我们来到了隔离地点，是位于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
酒店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但偌大的酒店里人员稀少，只有疾控人员和必要的工作人员。走在大堂和楼道里，几乎看不到其他人影。
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并被告知在咽拭子结果出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走出房间。
房内设施很齐全，唯一的问题是，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但中央空调都不能开，连出风口都被封死了。不过整体来说屋里的温度还可以接受，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半夜三点多，简单收拾过后我就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员来敲门送体温计，此后我们每天都要在早上和下午各测一次体温。每日三餐也有人放到门口，餐食还是相当丰富的，各式主食、三荤两素、牛奶饮料一应俱全。
被隔离其实是一件很寂寞也很麻烦的事。第一天我在房间里实在无事可做，只能看看电视，给亲朋好友们打电话聊聊天。
好在这次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两名辅导员，他们和校方及我们的家长都做了充分的沟通，同时安抚好我们的情绪。一天之后，检测结果出来，全员阴性。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虽说我们当中没有感染者，但按照要求，我们依旧需要在这里隔离满一周才可以离开。并且在之后的这段日子，也不允许大家“串门”，但在露天场合，在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相互交流。
于是在老师的提议之下，我们组织了许多活动。
首先考虑到之后的阅兵任务，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因此每日的锻炼必不可少。每天出一身汗之后回去冲个澡，感觉着实舒畅。
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了两次交流类的活动：一次辩论会和一次模拟拍卖会。虽然自己呆在房间里的时光依旧很寂寞，但能和身边的小伙伴见个面、说说话，对于这段时间心理健康的保持真的很有帮助。
一周的隔离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临走之前我们还像毕业生扔帽子那样，拍了一张集体扔口罩的合影。这次的偶然事件，也成为了我记忆中难得的一次经历。
在新冠流行的当下，对于这次隔离的反思
H1N1流行的时候，网络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都只是在电视里偶尔听说过这个病毒，态度上也没当回事。提起它留给我们的印象，大概只有一句：“比起当年的SARS差远了”。即使我因为隔离被带走，对于这种疾病的警惕性仍然不够高。
但后来我在翻阅网上的资料时，才发现H1N1在2009～2010年的流行中，造成了中国内地地区11万余人的感染。这个数字比新冠的感染人数还高，并且北京地区的感染人数高达1万余例。
好在这种病毒比起非典和新冠都要更加“仁慈”一点，死亡率不似非典那么高，传染的潜伏期也比新冠要短，防控起来相对简单一些。但如果大家的防控意识再高一些，是否就能把这场流行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呢？
说起我被隔离的直接原因——2号病例，他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他的性格非常开朗、热情，爱说爱笑，在和熟悉的人交流的时候，并不会太和别人保持距离。而且后来听第一批密切接触者说，2号病例也是当时被拉走隔离时，唯一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
现在想想，交流过于热情也确实助长了疾病的传播。现在欧美国家的疫情如此严重，我觉得也和2号病例类似，日常交流习惯带来了很大影响。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热情交流是不对的，只是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确实应当有意克制。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蹲在家里很少出门，但社交减少对于情绪和心理健康也有影响。我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深深感受到社交的匮乏让我的脑子都变得钝了起来，加上网络中裹挟的不安情绪，情绪状态一度很不好。
没有过缺乏交流的日子，就不知道交流的可贵。所以真的很感谢当时的两位老师，充分照顾到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从2003年非典，到2009年H1N1，再到今年的新冠，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场席卷全国乃至全球的瘟疫。新冠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希望此前的瘟疫带来的伤痛，可以成为人们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也希望这次的新冠流行可以尽早终结。
责编 | 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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