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艰难的博弈！医院安检，为什么迟迟没有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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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安检，对一线医务人员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医院某些部门和领导来说呢？
新冠阴影下的2020年上半年，难得的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日前审议通过。《规定》明确北京市医院将建立安检制度，7月1日起施行。
也就是说：从下个月1号起，北京所有医院都将实行安检，所有进入医院的人员都必须主动接受并配合安检，否则医院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据报道，北京朝阳医院和民航总医院，已经提前实施安检。这两家医院率先安检的原因，大家应该不难猜到。北京市近期引发严重舆情的两起涉医恶性事件，一起是民航总医院的杨文医生被杀，一起是朝阳医院的陶勇医生被砍。
在医院实行安检制度，保护医务人员免受恶性暴力伤害，这件事情医疗行业已经呼吁了好多年。打我注册自媒体算起，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医务人员，多少医疗大V，在多少场合，反复多少次地呼吁在医院实行安检制度。由于常年关注涉医暴力问题，我本人也曾经无数次地与各种身份各种级别的人探讨过医院安检问题，并进行过无数次激烈的争论。
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医院安检始终得不到支持和推动？
为什么长期不被重视和接受的医院安检建议，突然在几个月内以超高的效率在北京落地？
医院安检制度建立的背后，其实是一场长期而艰难的博弈。
任何的改革举措，都会有受益者和利益受损者。受益者会竭尽全力的呼吁和支持改革，而受损者会想方设法的抵制和延缓改革。
医院安检制度，之前被很多人反对，但反对的理由都很牵强。
反对安检的理由包括：安检会降低患者的就医体验；安检会降低医院运行效率；安检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伤医事件等等。
事实上，从我国个别省份的医院安检经验以及地铁等部门的经验来看，安检不仅不会降低患者就医体验，还会增加患者和家属的安全感，毕竟普通患者也都希望有个安全的就医环境，他们也是伤医事件的受害者。
安检同样也不会对医院运行效率有明显影响，迪斯尼客流量比三甲医院大多了，但迪斯尼坚持对所有游客开包检查，并没有觉得安检影响运营效率妨碍自己挣钱。医院安检不需要开包检查，安检过程非常快捷，更不会对医院运行产生明显影响。
安检当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但毫无疑问安检能够大大降低恶性伤医事件的风险。毕竟，拳打脚踢虽然也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医生在拳打脚踢中生还的机会，肯定远远大于管制刀具。如果凶手没有管制刀具在手，杨文医生很可能不会死，而陶勇医生也可能避免终身残疾的结局。
医院安检长期不能落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从经济角度，建立安检制度所需的经济投入，其实远远高于伤医事件给医院造成的损失。
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说某世界著名汽车企业，发现自己汽车有一个设计隐患，有可能导致汽车发生事故造成乘客伤亡。但该公司经过研究权衡后，决定不采取召回措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隐患引起事故的概率很小，即使造成个别伤亡，公司赔偿花的钱也远远低于大规模召回车辆造成的损失。
这样的逻辑，其实同样适用于医院。
杨文医生被杀案之所以引起医疗行业的群情激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事医院对于医生安全问题的漠视。
在杨文被害前，罪犯已经多次对其进行威胁恐吓和辱骂，其犯罪并非毫无征兆。杨文也反复多次向医院做了汇报并报了警，但在长达半个月的预警期内，医院有关部门未采取任何有效保护措施。
可以说，杨文死前，已经依法依规在体制内穷尽了一切合法自救手段，但却没有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
医生的命，如果换算成单纯的经济帐的话，其实是很不值钱的。
死一个医生，对医院能有多大损失？抚恤救助善后，几十万一两百万顶了天了。空出来的岗位，有无数硕士、博士排队等着。
几十年不遇的被砍死一个医生，医院只需要花几十万一两百万人民币抚恤善后。而在医院建立长期的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需要购置安装维护设备，需要招聘管理培训安保人员，需要长期的投入大量经济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
所以，安检制度，从市场经济角度实在太不划算了。
从管理责任角度，建立安检制度更不划算。
在以往几乎所有的伤医杀医事件中，医院都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现的。每一次，医院领导都是出来义愤填膺地声讨凶手，声泪俱下地呼吁社会关爱医务人员。然后转过身去，声色俱厉地严令本院医务人员封口闭嘴，不得惹是生非给医院添麻烦。
事实上，在安检制度建立之前，在出现伤医事件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可能追究医院的管理责任，他们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他们反复强调事发突然难以防范，反复强调安保部门不可能对每一个口头威胁大动干戈，反复强调自己已经尽力而为。
由于无法追责，部分医院的安保部门工作敷衍到令一线医务人员无法容忍的地步，对此我就不举出实例了。
建立安检制度，不仅会大大增加医院保卫部门工作量，还会让他们被追责的风险大大增加。
安检制度建立后，如果保卫部门敷衍了事安检不严，导致医务人员被管制刀具伤害，那其责任将无法推卸。医院保卫部门领导和院级领导，都不得不承担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受害者身份出现了。
所以，安检，对一线医务人员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医院某些部门和领导来说，安检，意味着要多花很多钱，意味着要增加很多工作量，意味着要多承担很多责任。
这，也就是医院安检制度长期无法落地的深层原因。
北京安检制度能够落地，医务人员除了感谢党和政府之外，还要特别感谢两个人。
一个是杨文，一个是陶勇。
杨文医生被杀，在北京医疗系统引起的震动之巨大是很多人根本想不到的。
面对群情激愤的北京医务人员，有关部门动用了巨大的行政资源和法律资源，才勉强将事情平息。
杨文医生被杀不久，又发生陶勇医生被砍伤事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陶勇医生被砍成重伤，且一只手神经被砍断，一个顶级眼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受到毁灭性打击。
杨文事件余波未平，尚处在严重PTSD状态的医务人员群体又受到陶勇事件的强烈刺激，医务人员群体会不会做出不理智反应？医疗行业会不会出大乱子？
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据一位医管部门朋友告诉我：得知陶勇医生被砍成重伤的消息，他们领导觉得天都要塌了。
幸亏，新冠疫情爆发，中国医务人员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奔赴一线，陶勇医生被伤害的事情，才没有造成大的动荡。
但是，在杨文医生和陶勇医生事件之后，恶性伤医事件的维稳成本和政治成本，已经远远高于安检的经济成本和行政成本。尽快完善医院安全保卫制度，彻底杜绝恶性伤医杀医事件的接连发生，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最终，在各方呼吁和推动下，《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很快出台，北京市医院安检制度随之落地。
这是一场长期而艰难的博弈。
愿杨文医生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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