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乳腺癌医生,为自己开了一张肿瘤活检的检查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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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生病,医生也不例外。
当一个医生成为病人,你或许并不觉得奇怪。
但如果说一位乳腺癌专家自己得了乳腺癌,这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今天要说的这位医生,就是在这万分之一的概率下产生的“幸运鹅”。
她叫帕梅拉•蒙斯特,目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早期临床试验项目主任、发育治疗项目领导人。她还被授予美国顶级乳腺癌医生的称号,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她是一位乳腺癌领域的专家。
癌症和死亡就像一个黑洞,任何一个高光的人,都会在它面前黯然失色,疾病的天敌——医生也是一样。
在得知自己可能会有乳腺癌之后,她决定自己去做检查。
她回忆到,“我开出过数百张肿瘤活检的检查单。只需敲几下键盘,输入我的电子签名就可以了。可是随着我了解得越来越多,我知道亲自接受这项检查跟给别人开检查单完全不同。我要做的是空芯针穿刺活检,而且要做12次穿刺。”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做了几次活检,而且对疼痛有着十分清晰精准的感受:
“回顾当时的活检,在第9次取样之前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疼(对,我当时是在心里计着数的)。但第9次就感觉完全不同了。”
“实际上那次有点疼。咔嗒声响后,我看那医生的表情就知道,她发现了,针可能碰到了某处血管,在那么深的地方取乳房组织发生这种事很常见。那处小切口开始流血,所以她用手指使劲按住我的右乳来止血,同时目光看向别处。”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对手术的感觉再了解不过了,但却几乎体会不到自己作为病人的感受,但她终于体会到了,她描述:
“我再次真切地体会到病人是怎样试图从医生的每个表情中寻求安慰的心情,即使他们并不能看到医生的脸。按压完以后,她又进行了3次穿刺取样,之后又使劲按压了一阵我的胸部。她碰到了一处血管,实际上并不是她的错,她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给我止住血。”
她陷入无助的恐惧中,想到了她的孩子们:
“他们还那么小,我要是死了,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能足够独立吗?”
“他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的丈夫能应对这一切吗?”
“我有多少次对他们的需求心不在焉或视而不见?”
在那一瞬间,作为专业医生的她,那份无往不胜的勇气与信心被击得粉碎,她开始理解人生中最可怕的事和最幸福的事。
疾病文化学家苏珊·桑塔格曾说,每个人都有两张公民身份证,一张代表健康国度的身份,一张代表疾病国度的身份,每个人都在两个国度居住。
运气好的在健康国,运气不好的在疾病国。每个人都会遭受疾病之苦,医生并不会因其职业特权而获得疾病国度的豁免权。
有部分朋友表示,当医生当久了之后,会产生一种错觉:病人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医生的工作就是在调理机器。没有切身的体会时,很少有医生会设身处地站在病人的角度体会病情。
虽然每天和病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并不是时刻都体会得到他们身体上的病痛和病房生活的不便。他们下医嘱,义正言辞地告诉病人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然后扭身就走……高傲得就像一个地位高高在上的判官。
直到他们自己成为了病人,一切的一切又都扭转过来了。
还记得前段时间脸被“烧”成黑炭的两位新冠肺炎重症医生吗?
脸色发黑,重病垂危,任何人都会为他们捏一把汗。
我们害怕这些在抗疫前线战斗的战士突然死去。
我们害怕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天使离开这个世界。
是的,生命的本质是孤独,其实医生跟病人一样,害怕的都是孤独。
易凡医生在采访时说到,“这次病了之后,你才能体会到一个病人,多么需要人去关心他”。
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不是钢铁,需要被人关心和照顾。
小部分患者会顺其自然地认为,治病是他们的天性。
但大部分人看到两位前线医生的状况之后,依然还是忍不住落泪。
“生过病的医生”可类比为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受伤的治愈者”(wounded healer)。这一概念的原型是希腊神话里的半人马喀隆。
喀隆既承受着长相怪异、遭人抛弃的先天创伤,又饱尝箭伤之痛,通过刻苦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喀隆治愈了自己的伤痛,最终成为伟大的治疗师。喀隆的神话就是“受伤的医生”的故事,被荣格用于心理治疗理论中。
“受伤的治愈者”道出精神疗愈的深刻面向:真正的治疗者是能察觉自己灵魂深处的伤痛,愿意与这个痛苦共处,并努力为之寻找治疗方法的实践者。
当医生真正经历了灵魂深处的痛苦,才有可能明白患者的痛苦。
医生是将自己视为治疗对象人生戏剧中的人物,融入对方的人生剧情发展中,还是把自己藏匿在学术理论背后,这两种选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治疗效果。
换言之,在治疗关系中,其实医生和病人本身的称谓并不重要,双方兼具治疗者和受伤者的双重身份,治疗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并且反过来会让治疗者本人得到疗愈。
疾病是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既令人无助恐惧,感受生命的痛苦,也给人以人生思考的契机。
《当医生成为病人》是一本属于医生的生死之书,在这里你或许会明白,当医生成为病人,你才会真正理解病人们的痛苦与希望;才会明白只有真正经历这段生与死的过程,你才会对医生的使命产生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