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待遇……童朝晖、张健两位大咖和你聊聊医生那些事 | 医师节特别策划报道
导读
当医生确实不容易。
医师节特别策划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习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武汉战疫后,公众对医务人员纷纷释放尊重和敬意;疫情平稳后的高考季,医学专业进入了热搜榜专业TOP10,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迎来了全社会“尊医重卫”最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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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务人员的关爱,不能随疫情飘散
“医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是和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从历史上来看,医生和患者及其家属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还一直相处得较为和谐。在前些年,可能在医患关系上出现了所谓的偏差,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相互有些不太信任的地方,有时就会让医患关系变得很复杂。”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委会主任委员、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主任张健教授认为,医患关系其实是较为和谐的,老百姓对医生也是很尊敬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黏合剂”,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他认为,医务人员对维护国民的健康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包括2003年SARS在内的几次大疫,在抗疫一线最危险的时刻,医务人员挺身而出,为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今年1月开始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间,我们医务人员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奔赴抗疫第一线救死扶伤。在抗疫过程中,很多医务人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勇敢无畏、舍生忘死的高尚情操,用血肉之躯守护百姓健康生命的爱,深深打动了每个中国人。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医生和我们每个家庭是紧密联系和非常融洽的,医疗在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生命至上”就是“医务人员至上”
曾经历过抗击SARS的战役,新冠肺炎中央指导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教授则从过往经验出发,谈到了他的一点忧虑。“实际上,对医务人员评价很高、学医热情高涨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2003年抗击SARS时,医务人员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最终抗击SARS取得胜利那会儿,社会和媒体也都高度表彰赞扬医务人员的努力和牺牲,年轻人报考医学专业的热情也很高。但是SARS疫情过了几年以后,人们‘尊医重卫’的热情就下降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童朝晖教授(左7)和其他医务人员合影,图源:国家卫健委官微
“这次的新冠疫情比当年的SARS疫情严重得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可以说是人类百年不遇的劫难。当前国外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仍在剧增,而我国通过控制住武汉的疫情蔓延,控制了全国的疫情防控局势。这次打赢新冠肺炎的阻击战,我国医务人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不知道未来几年后,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SARS疫情一样,热情慢慢淡化,媒体的呼吁、社会的关注、青年学生的学医热情,是否也会发生变化。”童朝晖教授的观点是,无论是否发生重大疫情,举国上下都应该尊重医务人员,因为习总书记就曾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生命至上”,指的就是我们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是救治生命的,既然是“生命至上”,救治生命的人更应该是至上的。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我们医务人员都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给予应有的待遇。不能因为发生了疫情,大家就对医务人员非常热情,医务人员都成了白衣天使,事情过后就走极端化,对医务人员过于苛责,这样不好。医生从事的是很神圣的职业,平时也是在治病、挽救生命,到关键时候更是凸显出他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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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们有多么不容易
推特截图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不久前在推特上写道:中国科学家和医护工作者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我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多么不容易……
美国的疫情至今失控,相比之下,我国的老百姓就幸运得多:工作生活在逐渐恢复常态。而赢得这场战斗,除了国家指挥调度有力,是我们医务人员用夜以继日的奋战和牺牲,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饮水思源,今天的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国医务人员,他们确实太优秀了,也确实太不容易了。
这场疫情当中体现了我国医务人员身上哪些最宝贵的品质?
“在这场战疫中,我们医务人员不畏风险、逆流而上的奉献精神值得赞赏,离开家人和自己熟悉的城市奔赴危急中的武汉,这种舍身忘死的精神值得敬佩。”童朝晖教授总结。我国在很短的时间控制了疫情。两个月基本控制(疫情),三个月武汉疫情就基本完事。但很少看到,美国的医务人员从这个州跑到另一个州去支援,美国政府也没有义务去调动医务人员。当武汉疫情危急时,我国政府严阵以待,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全国集中调配医疗资源,先后派出4.3万医务人员、近400支医疗队驰援武汉,实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这次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当中,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为了保护国民健康,医务人员的不畏艰险,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和精神。相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我国医务人员有非常优良的技术、有效控制疫情的方法,有大无畏的精神。正因为我们医务人员的高质量的救治水平、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非常有力的抢救,才使我国的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充分展示了中国医务人员面对大疫所具备的重要素质和精神。”张健教授认为,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疫情至今没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尽管他们的医生也非常努力,但是他们政体所形成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是很差的,因此对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图源:医脉通资料图
比如,拿心血管病来说,心力衰竭是所有心脏病的终末期阶段,是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不管是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心肌梗死,还是心肌炎、瓣膜病等,所有心脏病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时都会发生心力衰竭。本世纪我国心血管病面对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心力衰竭,二是房颤,而心力衰竭仍是心血管病导致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35岁以上人群的心衰患病率是1.3%。这是一个很大的疾病群体,特别值得大家关注。
过去大家都认为,心力衰竭不能治疗和预防,到了心衰阶段就感到十分悲观,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到了尽头。目前通过广泛的重视、规范的治疗及新技术、新药物的不断产生,心力衰竭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很多病人可能经过恰当的治疗出现了完全恢复的情况。随着大家对心衰知识的不断了解,特别是医生对心衰认识的不断深化,心衰治疗已经见到了曙光。2015年张健教授团队倡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等联合发起,将每年的11月26日定为“全国心力衰竭日”(简称“心衰日”),向社会大众宣告心力衰竭是危害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心力衰竭易反复发作,对社会公共卫生资源、医疗经费造成很大的浪费。如果大家重视起来,对心力衰竭进行良好的管理和及时治疗,让心衰发病越来越少,病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生存时间越来越长,住院的次数越来越少,实际上是对社会公共卫生最大的支持。
此次疫情期间发现,心衰是新冠肺炎重要死亡危险因素。一些患有心衰的老年病人一旦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率将明显增加。我国的心血管医生在疫情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很多心血管医院的医生冲在疫情一线,抢救和治疗了大量的病人。
张健教授牵头的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委会专门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时期心力衰竭患者管理建议》,指导心血管医生开展相应的工作。将过去医生与患者面对面随访转为远程随访,既减少了新冠肺炎感染传播的机会,也使病人获得良好的治疗和生活方式指导而受益。同时我国的指南还带来了国际影响力。以我国指南为基础,中国医师协会和欧洲心血管病学会(ESC)共同制定了新冠肺炎心力衰竭管理指南,刊发在《欧洲心衰杂志》上,这不仅是对中国防控疫情的贡献,也是对全球防疫大局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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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该改善待遇
有人说,医生在大学毕业至35岁之间的待遇太低了,这一阶段长达10年。由于现实压力,很多人坚持不下来而改行,目前政府对年轻医生成长阶段的扶持和覆盖还远远不够,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
“多年来,呼吁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已是老生常谈,虽然相比过去,医务人员的待遇可能普遍有不少提高,但是医务人员的付出和获得的回报之间还有很大差距。”童朝晖教授表示,同时,我国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应该有所改善。他还特别提到,7月28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提出要关爱广大医务人员,提升他们的职业待遇以及职业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关爱重视医务人员的良好信号。
童朝晖教授列举了成长为一名医生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投入:从上大学开始,5年医学院本科,再加3年硕士、3年博士,这就11年,再经过3年住院医规培,就要14年;专科医师培训也是3年,这就17年。也就是说,从上大学到成为合格的一个住院医需要14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专科医师,还得再加3年。
医学生从上大学起都是家里负担,到了住院医规培及专科医师培训阶段,待遇还是比较低。尽管各级政府在呼吁,有些医院也开始重视改善住院医规培及专科培训的待遇,但实际上可能还达不到和本院医生同等待遇,他们每月的收入可能连租房都不够,或交完房租就没钱吃饭,更别说其他开销。在美国住院医在规培阶段,每年有四五万美元收入,应该够日常开支,虽然人家可能规培很辛苦,每次要上够36个小时才能下班,听说近期也改了,连续上36小时的班太长太辛苦。“只有把年轻的医生培养好,留得住,他们将来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专家,所以应该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要改善他们的待遇。”
张健教授也认为,当医生确实不容易。
第一,学习周期长。医学院学制最短5年,还有7-8年,之后硕博的阶段也比其他专业的更长。
第二,成为合格医师的培养周期长。如果年轻人从事其他自然科学,在二三十岁就能迸发出最好的创造力。而医学需要10年以上的知识水平和临床经验的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普通人可能对医生的培养过程了解较少,应该让社会大众了解培养一名医生的成本超过了其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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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医生的待遇与付出差距过大。目前社会上给医生的工资待遇,并没有考虑到医生培养周期长而相应提高,这对人们从医热情造成了影响,特别是当医生在社会上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后,更容易对医学专业产生一种畏惧和远离。实际并不是大家不热爱这个专业,很多人都希望能成为一名好的医生,治病救人。近些年对医生不够友善的社会环境,加上不合理的工资待遇,才导致了医生在工作中产生了较多的精神受挫感。整个社会中,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中下水平。随着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常常处在地域的平均工资水平之下。
第四,一些媒体对医生的报道有失公正,恶化了医生的工作环境。部分媒体报道有失偏颇,激化了医患之间的不理解(还谈不上矛盾),由此产生了不太愉快的结果甚或是杀医犯罪。张健教授认为,杀医不是医患纠纷,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一些媒体也将之混为一谈,误导了老百姓。培养周期长、投资大、回报少、舆论对医生不利……大大挫伤了很多年轻人学医的热情。经此一疫,大家更应该认识到医务人员是老百姓生命健康的保护神,我们彼此是分不开的;况且,医生也是患者群体中的一员,医生本人及其家属生了病也是患者,所以不要把医生和患者对立起来。
谈到中国医师节,张健教授表示,由中国医师协会张雁灵会长倡议,国务院批复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为鼓励所有医师树立职业荣誉感、责任感和热情。“中国医师奖”则是2003年设立的中国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2018年张健教授本人也荣膺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他感慨说,“由于宣传较少,公众对中国医师节和中国医师奖至今知道得不多,如果媒体能多做这方面宣传,向社会更多介绍一些积极、正面、感人的医患真情故事,更多地去宣传和歌颂在患者和医生之间那些美好的瞬间,我们医务人员就会被赋能,充满正能量、更好地去治病救人,这都是社会对医务人员能给予的极大支持和鼓励,也是营造‘尊医重卫’大环境非常重要的一环。”
医生们总是很忙碌,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过于疲劳的状态,有假期但没时间休,如何能保障医生合理的休息权?
张健教授对此的回答是,“我国现有的医疗资源还是比较短缺的,所以整体来说,医生们的工作强度相对较高,工作时间较长。具体到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是重症监护病房的大夫,不仅是整个新冠疫情期间没休假,我们成年累月几乎都没有什么休假可言。随时有危重病人,我们就随时需要在抢救现场出现,去抢救治疗危重病人。我的同事们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大家都是这么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每天奋战在临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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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休息,我们每年也都有年假,但更多时候由于工作脱不开身而放弃休假,因为科里人员轮不过来,每个人都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为做好本职工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现在年深日久,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我就应该做出这些贡献,因为病人在等着我’。每年我们重症监护病房,春节假期都在病房里工作。病人的病情就是命令,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场,这对我们来说已是习以为常。如果不去看病人,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童朝晖教授则从医务人员的健康角度对过度疲劳表示了担忧,不管是在平时还是战时,医疗行业的从业者都付出很多。大家平时也非常忙,倒夜班很辛苦,没能得到应有的休息,从长远看,这也会影响医务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医疗质量。如何在制度上进行更合理的安排,应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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