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患者死亡，家属诉医院滥用呼吸机，获赔26万全部捐出！一位医生的3大关注与思考……
导读
“此案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值得医疗机构乃至全社会的思考与关注。”
一场医疗纠纷官司，历经四年，近日终于尘埃落地。
案件回顾
2020年6月5日晚，河北88岁的离休老人张女士因发烧导致肺部感染，入住某三甲医院老年科，诊断为重症肺炎、Ⅰ型呼吸衰竭等。
20天后，因左肺不张，张女士转入该院呼吸科。
9天后，因张女士出现“心动过速”，医护人员为其使用呼吸机。3天后，呼吸机被撤掉。
大约10天后，医护人员再次为患者使用呼吸机。
据后来的法院判决显示，医生均是在未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给患者上了呼吸机。
最终，患者因多重病菌感染导致多脏器衰竭，于2020年8月25日死亡。
患者病逝后，家属揣测，因其母亲医疗费用全额报销，医生不担心医药费的支付，呼吸机闲置着不产生效益，插电源给患者戴上后每天能收取600元的高额费用，所以怀疑医生未取得家属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有滥用呼吸机的嫌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对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
于是，家属向该院医患办投诉。
医院给予了管床医生警告处分，要求科室整改，并全院通报批评。
这样的处理，未能让患者家属满意。于是，2021年8月10日，患者家属向当地人民法院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了医院。
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认为，医院对患者张女士开放气道使用呼吸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是导致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以致重症肺炎、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的主要原因。
2023年12月底，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医院承担80%赔偿责任，患者家属获得医院赔偿26万余元。
2024年1月底，患者家属将26万余元的赔偿款全部捐献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患者家属表示：“我不是医闹，我打官司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讨个说法”。
法院在判决书中亦指出：此案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值得医疗机构乃至全社会的思考与关注。
一位医生的3大关注与思考
几乎所有的主流舆论，都聚焦于两点：一是患者家属说的“打官司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另一个就是法院判决书中的“具有启示意义”。
那么，医方怎么说？
“老人转了好几个科才到呼吸科的，她最后由于肺里的痰咳不出来堵住了，整个肺不张了，不能说所有的岁数大的人都不能用呼吸机，只是病情到那了，她不用马上就要死了，你说用不用？”正观新闻报道的这段话，几乎没人关注，也无人回答。
法院的判决毋庸置疑。但是这一案例，正如法院判决书中所指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值得医疗机构乃至全社会的思考与关注”。作为一名行医多年的医生，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为什么患者家属会质疑“科室创收”？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患者家属不是质疑医生个人拿回扣，而是质疑科室创收。
为什么患者家属会这么认为？到底存不存在这种现象？
不好定论。
退一步说，即便属实，那么，板子该打谁身上？主管医生？还是科主任？
据医院官网介绍，该医院始历史悠久，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七所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当地一家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教学医院。
这样的一个准公立大三甲，医生却为了科室创收而闹出这样一个丑闻，“实属不该”的四个字背后，应该写满了多少无奈。
明眼人都想的到，如果没有医院的业绩压力传导，科室怎么会去这样创收？
如果连这样的医院，都要为了业绩创收，那么值得思考和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这一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医院被判赔，只看到医生被警告，只看到科室被通报。
二、司法鉴定，败多胜少，如果专家自己遇到，又该怎么办？
本案法院受理后，委托了司法鉴定。鉴定专家认为，医院对高龄患者张女士，开放气道使用呼吸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是导致她多重耐药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以致重症肺炎、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的主要原因。
司法鉴定属于医疗损害鉴定，由司法鉴定机构指定两名以上司法鉴定人进行，第一司法鉴定人对鉴定结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司法鉴定人承担次要责任。司法鉴定，除了个别法医，其实也多是由当地三甲医院的副主任以上的医生参与。
笔者就曾亲历过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三名三甲医院的专家参与，围坐一起，拿着病历，一点一滴、仔细认真的查找蛛丝马迹般的问题。不放过一处疑点，不放过一个错字，甚至不放过一个小数点。
可想而知。这种完全脱离当时的医疗场景看问题，只是对着治疗指南和诊疗规范照本宣科的找问题，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
就拿这家医院来说，相关医务人员指出：“老人转了好几个科才到呼吸科的，她最后由于肺里的痰咳不出来堵住了，整个肺不张了，不能说所有的岁数大的人都不能用呼吸机，只是病情到那了，她不用马上就要死了，你说用不用？”
这是什么？这是医疗场景！
当然，这是医院的说法，可信度多少，暂且不论，至少当时的场景，我们是能感受到的。88岁离休高龄老人，老年科住院20天转呼吸科。这种场景之下，笔者想问一下鉴定专家：如果你是患者当时的主管医生，呼吸机，用还是不用呢？
三、假如医生充分完善了用呼吸机的知情同意，医院真的就没有麻烦了吗？
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个薛定谔的猫。
尽管目前医学高度发展，临床技术层面的问题大多都能够解决。但是，患者知情告知同意这一块，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有些像是一根“鸡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生施行特殊诊疗前，应当同时取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并签字。这个条例，无疑成为了束缚医生手脚的枷锁，即便有时候虽然明知自己是正确的，却也不得不屈从于患方的错误主张，否则就会好心带来坏果。
这次医院给88岁患者上呼吸机，就是没有充分告知家属存在的风险，导致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说实话，作为一名医生，想想都心惊也心寒。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一位骨科教授，他曾说起的一件事：
他在访美交流期间，看到的一例急救。
当时，美国南加州一个跳桥患者，送入急诊室后，身上衣服直接剪掉，不需找谁确认签字，直接放一个袋子里。
医生初步判断病人多发骨折后，需要立即输血，不需要签署什么一大堆的病情、麻醉、手术、进口耗材、输注血液制品告知同意书。从头到尾不需患方签一个字，一切都是医生完全根据病情的需要，自由裁量的做着各种诊疗技术：对病人全麻插管，石膏固定患肢。
这在国内，你敢想象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患者或家属的签字知情同意，即使医生治好了、救活了患者，也很可能因为程序违规不合法，而极容易招来官司缠身。如果没治好，或者有并发症或后遗症，就更不用说了。
骨科教授说，后来那个南加州的跳桥病人，出现了失血性休克，心脏骤停，医生仅仅只是做了几下心脏按压之后，立马用手术刀片，在没有消毒的情况下切开胸腔进行心脏按摩，心脏复跳后，直接将病人送手术室剖腹探查，结果发现肾动脉延伸至肾盏处撕裂，无法修补。随即医生立刻就把患者肾脏摘除。
说摘就摘，没有犹豫，没有请示，没有签字。
照国内的经验，哪个医生敢这么做？
笔者甚至敢断定，这个病人如果在我们这，恐怕是九死一生。
但是，美国那个跳桥的病人救活了，而且度过了危险期。
这，正是对医生的信任和极大限度的处置权，方才救了这个病人一命。
相比之下，不是我们的医生水平不行，而是过度的强调了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一部分病人错失良机。
实际上，还不仅仅是知情同意签字这一块。除此之外，医生还得让患者及家属懂得疾病的生理、病理、解剖、病生、诊断、临床表现、鉴别诊断、治疗方式及选择、药物不良反应，以及正确的判断疾病的转归与预后。
这些，被美其名曰：医患沟通！
那么，即便医务人员沟通到位，就真的能免责？显然，不能。
正如有医生说的那样：临床的医疗文书，就是一团费纸。但是，你还得写。
比如，发现患者颈部血管狭窄，如果医生建议患者介入手术，虽签字明确说明有可能术后脑梗、肢体活动不便等，可如果术后患者真的出现了并发症，家属一样会告你，一样会判赔。
医患沟通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医疗文书的完善程度，而是取决于患方的预期高低。
救死扶伤很容易，只要爱奉献，有情怀就好了，但是人心，却很难参透。
医者仁心，需要保护。
医院要保护，不能给医生压太大的担子。
患方要保护，不能给医生太大的压力。
只有让医生甩开膀子，他们才敢为患者拼命一搏。
我国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说过这样一句话：医生治病，就好像把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
他觉得医患之间，应该是一种绝对信托关系。信任在先，托付在后。因为信任，才是责任的唯一兑换方式。
好的医患关系，不应该是给医生戴上镣铐和桎梏，而应该是卸下医生思想包袱，让他们轻装上阵。
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医院这起案件中，我们恰恰看到了医生背负的业绩压力和心理压力。
这是开左灯，往右转。对于医患，都是悲剧。
最后，笔者想用两段网络上的话，作为本文结束：
当仁心被消费，有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也就会陷入到一种道德困境之中去，到底是救还是不救，这往往会形成一个焦灼的选择题。
对一件事，我们在战术上，在事后分析上，非常用力，很专业，有一百种方法掰扯里面的弯弯绕，但在战略上是否想过：这一切是否可以根本就不发生，或者减少发生呢？
责编｜阿泰
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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