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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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维·拉达比（Hervé Latapie）在巴黎三区有家同志舞厅，叫 Le Tango。今年巴黎时装周那会儿，晚上来人特别多，他没法让大伙都进去，只能拒绝一些人。被赶走的哥们不高兴，对埃尔维开骂，两轮回合后，冲他吼了一句 “老头”。他老听别人骂 “臭基佬”，早习惯了，但这是第一次被人骂 “老头”，甭提多难受了。
他把这个 “趣闻” 讲给协会 Grey Pride 的人听。协会主席弗朗西斯·卡里耶（Françis Carrier）回应说：“太差劲了这人，只骂你 ‘老头’。他怎么不骂你老淫棍、老婊子、或老笨蛋啊。只骂 ‘老头’……好不过瘾。” 弗朗西斯一开口就停不下，说话像打机关枪，凌厉又搞笑。
调侃归调侃，在同志圈 “老头” 成了个损人的词儿，也从侧面映照出同性恋群体世代关系的焦灼。
老年同志如何重建身份认同，再次骄傲？带着这个问题，12月初在巴黎四区一组抗艾宣传展上，我见到了今年63岁，最烦别人夸他长相年轻的弗朗西斯 —— “老就是老嘛，会怎样？”
巴黎30万退休同志在哪里？
弗朗西斯高高的，两条腿瘦瘦长长，上半身特厚实。一身行头都是深色：黑色运动鞋、黑色裤子、上身套了一个深紫色羽绒服，但手机壳有粉色边边。他摘下眼镜，全神贯注发消息时，那抹粉色还挺亮眼。
刚见到我，他特热情，说七八年前给家乐福做项目时，他曾到上海出过差。他还去了当地一家同性恋酒吧，那个地方男女混合，不像在法国同志拉拉分开玩。“我感觉中国的同性恋，在大街上都不敢太过显眼。” 他回忆道。
一直以来，弗朗西斯都特 “显眼”。从小，他就这性格。1984年他感染了艾滋病毒，于是走到抗艾维权前线；后来工作了创业了，他又致力推动同性恋群体职场平权。个人生活同时代运动紧密联结。2012年，法国通过同性婚姻法，弗朗西斯和相伴25年的伴侣结婚。
退休后，他去做志愿者，和 “穷苦小兄弟”（Petits frères des pauvres）一起，照顾探望巴黎孤寡老人。弗朗西斯问，那些老年同志、老年拉拉和跨性别老人，都去哪儿啦？别人听了，都睁大眼睛，表示不解 —— 他们压根没想过这问题。
没人知道。或者，没人在乎。
法国同志杂志《Têtu》称，在巴黎大区生活的 LGBT 退休人员其实有30万。他们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经历了同性恋无罪化进程、艾滋肆虐的八十年代和同性婚姻合法的大潮，如今步入了老年。很多同志变老后，除去外部社会的既有偏见、年轻同志主导的内部社群排斥，自己也没法接受日渐衰老的身体。
他们选择逃避，渐渐成为 “隐形人”。
其实，法国也有几个老年同志小组 —— 巴黎的 Les Gais Retraités（“退休同志”）、Senioritas（“老年拉拉”）和图卢兹的 DiverSenior（“多样老人”）。他们定期组织聚餐和出游，但行事低调，不讨论形而上的大道理，也没什么维权诉求。
弗朗西斯上网查资料，发现国外很多维权协会，他们帮助老年同志，并提出许多挺有创意的养老方案。“为什么法国缺少类似行动？我要举起这面大旗，继续斗争。”
一年前，他领头成立了 Grey Pride，维护老年同志的权利，改变别人对老年同志的负面印象。如今协会已有五十个成员，有个人，也有组织机构。
协会发起 “衰老无禁忌”(Vieillir Sans Tabou)波普照片展，“世界艾滋病日” 那天，他们受邀参加抗艾研讨会，把照片摆在大厅的显眼位置。几十个老年同志的肖像和各类文字夹杂在一起，五颜六色，让人眼花缭乱。
“衰老多沉重，我们得让展览欢快些。” 弗朗西斯解释说，“隐形人得变得有形，社会才会知道他们的需求。”
老年同志被 LGBT 主流歧视？
“衰老无禁忌” 照片墙上，有个名叫米歇尔的老年同志，他在自己大头照边配上这样一行字：“我们那时维权抗争，拼了命，该把这些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这句话委婉之余道出一丝老年同志在 LGBT 群体中不断被边缘的委屈和不满。
我问弗朗西斯，老年同志为什么会被年轻一代歧视？
“很容易理解嘛。同性恋膜拜肉体，对外形特在意。同性恋杂志只拍年轻人：25岁、胸肌发达、长相帅气，仿佛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大家混淆性幻想和现实生活，没法容忍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群。人们可以有性幻想，但不能生活在性幻想中。” 他说。这话指向年轻同志，也是讲给不服老的老年同志听的。
2009年出版的《双重生活》一书，是通过访谈调查，描写法国男性卖淫的现状，它的作者正是被骂 “老头” 后痛苦不已的舞厅老板埃尔维。书里有一章节谈及 “同志变老得多难”：“年龄是同志最痛的一道坎。同性恋的世界，也是魅力为王的世界，性挑逗和追逐是刚需。同志变老了，不再讨人喜欢了，自己得想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但甭指望巴黎的同性恋社群帮你。同性恋媒体和社群不关注老年同志，最要命的是，年轻同志老怀疑老年同志动机不良，特不待见他们。”
年过七十的他们去同性恋酒吧或桑拿馆，有时会被赶走，放在异性恋世界，这是不可想象的。弗朗西斯冷冷地说：“如今 LGBT 社群不尊重差异，他们不喜欢老年人，也不喜欢特女性化的男孩和残疾人。只要跟主流审美不符的，他们都嫌弃。”
所有人都会幻想完美的肉体，在异性恋世界中，还是有些制衡的力量，女权人士时不时跳出来，指责商家物化女性，批判广告大片P图无止境。弗朗西斯说：“在同志运动中，没人提这个。”
两年前，法国电视台 Canal+联系他，希望帮忙找人，拍摄一组老年同志伴侣白头偕老的照片。弗朗西斯问来问去，没人愿意，便和丈夫亲自上阵。“同志伴侣年纪大了，觉得自己好丑，不敢展现自己衰老的身体。他们总是否定自我，Grey Pride 得改变这种倾向。” 在他看来，Body Positive 的态度，更需要在同志圈里推广。
老年同志的性爱和孤独
“明天，离上段恋情结束，整整一年。周一，我去医院做冠状动脉X光和血管成形术。一两根动脉打通后，我身体会变好。从 Têtu 辞职后，我也做过类似手术。每次经历挫折，或遭人背叛，身体老出毛病。身体也没那么弱，主要是心脏被孤独侵蚀。我独守空床已有365天（准确来说，还差2天），对人生充满绝望。我没有人爱，也没人爱我。都怪这个世界太以自我为中心。”
2013年，55岁的迪迪尔·莱斯塔德(Didier Lestrade)在个人博客写下这段话。他是法国抗艾协会 Act－Up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记者，往回追溯到八十年代，也算是 LGBT 维权界的风云人物。世异时移，年轻人变成老干部，不管成就多大，只要年过五十，便没人再搭理。“一个人太孤独了，得花钱才能享受肌肤之亲。” 他说。
老年同志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弗朗西斯提到，六十多岁的老年同志里，63%都独居。“和异性恋相比，同志、拉拉、跨性别人群贫困指数更高。他们职业不稳定，艾滋病是个原因，此外自己的性取向被发现后，会导致生活各种层次的断裂。”
Grey Pride 因此开通了热线电话，每周两个时段接听来电。打电话的人不多，每次也就两三个。他们讲起来，都说特孤独。提及最多的是，“有没有同志合居空间啊”、“暑假我一个人在巴黎干嘛”、“我身体不好，晚上没法出去玩”、“我好久没见家人了”、“我伴侣还在工作，感觉自己被遗弃”……
那弗朗西斯自己呢？
“什么时候，你意识到自己变老了？” 我问。
“别人觉得你不性感那一刻。你上交友软件约人，说了年龄，又说自己是 HIV 病毒携带者。没人理你，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很快明白，确实老了。” 他说。
今年巴黎 “同志骄傲日” 游行，他带领 Grey Pride 的人参加，估计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他在脸书群组中，分享了这么一段话：“在骄傲日游行谈老年同志，选错了地点？不够热闹？破坏了氛围？不好意思......明年我租辆卡车，把音响开到最大，请几个跳舞的猛男助阵。我到时打这样的口号：我老？不可能！我做起爱来，可疯癫了！”
隔着文字和时间，都可以想象那天他气呼呼、不服气的神情。
衰老、性爱和同性恋，三个话题各有禁忌。老年同志的性爱则是三重忌讳叠加，在很多人眼里，这简直就是 “变态”，可人的性取向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
同志养老的梦想与忧愁
平日空闲，弗朗西斯会写写文章，记录关于同志和衰老的故事。有一则，是以他家清洁阿姨 Léotine 的遭遇为原型。
Léotine 的顾客里，有一对年逾75岁的拉拉。她们住在巴黎郊区一栋房子里，都有点老年痴呆，一个比较严重，另一个刚得病。Léotine 每周去两次，共三个小时。每次她去，俩人里头，有一个老围着她转，时不时摸她乳房。另一个就坐那儿，像个观众看戏一般，目睹自己女朋友摸人家，也没什么反应。
Léotine 很抓狂，不知道怎么办。她跟周围的亲友诉苦，希望得到建议和帮助。大家听了都笑死了，打趣说，你就从了呗。直到后来有一天，Léotine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辞职。
正常人会管控自己的欲望，但得病后，人的天性无序释放，有时会乱入禁地。弗朗西斯说，好可惜，没有专业人士告诉 Léotine，遇到这类问题该如何处理。
社会逐步老龄化，养老是个大问题，老年同志的养老，更是难上加难。弗朗西斯见过太多案例。有人住在高楼，没有电梯，年龄渐长，直到没法下楼，房子变成监狱；有人住到养老院，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带着老伴照片，但工作人员问起，却说这是自家姐妹。
一想到有天会住到养老院，弗朗西斯就害怕，“80多岁了，难不成还要再变成异性恋”。没人希望变老后，再次遭遇歧视。
Grey Pride 的另一项骄傲计划，便是建立一个老年同志同居共享空间。他们同巴黎市政府商量，租住公房，每人一间卧室，共享其它空间。老人同居，是希望走好人生最后一程。不过要考虑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大家会不会团结互助、是不是成员们都希望一起慢慢变老，这都要协商，并制定规则。
目前，已经有五个人报名了。弗朗西斯介绍说，“大家还需要时间相互认识，最后再搬家。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呢，没法一蹴而就。”
“年轻时有没有害怕会变老？” 我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
“当然没有，我总是活在当下。32岁那年，我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也没想过死。我去抗争，说实话不是因为别的，都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己希望被尊重。现在也一样，创办 Grey Pride 还是为了自己，但大家集体行动，才能改变世界。”
“你瞧。” 他笑着说，“觉得自己还能改变世界，也是一个人还年轻的表现。”
// 编辑：九里（joli.pan@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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