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能是朝鲜战争中唯一的胜利者
香港的冷战文化与韩战
撰文：罗永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50年爆发的韩战，举世公认是“冷战”的开端。美国和苏联之间为了瓜分世界，把世界划分成两半。一边是“自由主义阵营”，另一边是“共产主义阵营”。两个阵营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持续对抗，使全世界长期处于二极对立状态。这种二极对立的现实，也在思想和意识上造就一种二极对立的思维，无视现实世界里存在着的多样性和模糊性。这种二极对立的思维，在冷战时期成为主导的世界观，主宰着日常生活。甚至在今天的所谓“后冷战”世界，也仍然支配着人们对复杂政治现实的分析，以及如何寻求真正超越冷战框框的努力。
近年来东亚批判思想学界对冷战和冷战后的亚洲经验和亚洲想象，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的兴趣。在说明“冷战结构”对东亚仍然具有分析意义和政治判断意义的时候，二极对立的思维仍然不时干扰着我们的思考，将亚洲政治版图轻易地划分成不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方，就是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一方，又或者把亚洲社会力量或思想分布的地形，简单地归类为不是“亲美反共”就是“反美亲共”。笔者认为，有必要更清晰地去区分“冷战思维”和“冷战意识形态”二者。后者是一套完整的价值、信念、政策与行动纲领，但前者指的却是一种知识论的前设。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也共同分享着这些知识论的前设。在批判性地检视“冷战意识形态”在亚洲的过去及现在如何影响我们共同的生活处境的同时，也不能不同时检视和警惕“冷战思维”如何囿限着我们的分析。
本文以韩战前后的香港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简单的二极对立的“冷战”图式，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香港复杂的文化政治。文章的目的，既是香港独特状况的疏理，也是作为例证，说明批判性的冷战研究需要如何反省和突破知识论上仍然框限着我们去了解各“在地”(local)处境的“冷战思维”。
就香港作为一个“冷战”对立双方的交接地带，它在各种方面都呈现出简单二极思维所不能穿透的复杂性。具体来说，考虑韩战和冷战对香港的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以下的因素：
(1) 冷战中的美苏对抗与复杂的英美盟友关系
(2) 英国对香港的“非政治化”殖民政策
(3)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对抗
(4) 香港对中共的特殊价值
这些因素各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规律，不能简单化约到同一个历史总体中去。只有同时考虑这几项因素在历史中展现的特殊性，才能全面掌握韩战和冷战大环境在香港独特的历史场合(conjuncture)下，如何多重地决定着(overdetermine)香港在韩战期间及继后的冷战年代的发展。
“东方柏林”与冷战结构论
以冷战的二极对立的模式去了解香港历史的情况，一直存在于大众话语及简单的历史书写当中，例如冯仲平所编着的《英国政府对华政策，1945-1950》一书中，就曾引录当时英国外相贝文(Ernest Bevin)向美国国务卿艾奇信(Acheson)表示“英国预备将香港变成东方的柏林”，他们也曾表示过，在必要的时候，决心令香港变成在远东扺抗共产主义扩张的据点。 而美国历史学家Nancy Tucker，也曾在她的著作《不稳定的友谊：台湾、香港和美国，1945-1992》中，引述美国第七舰队总司令Arthur Radford的说话，把香港描述成“民主的堡垒”。 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两度在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函中，答应如果香港出现敌对状况，美国也会和英国站在一起。上面的这些历史叙述，往往把侧重点放在那些被提及的“冷战修辞”，例如“民主保垒”、“东方的柏林”等等，虽然这些辞令其实是不尽不实(例如香港从来就没有甚么像样的民主制度)，但它们常常被引伸为充份的证据，说明英国和美国有了冷战的共识，要以香港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基地。
毫无疑问，韩战发生的时候，英国是美国的最坚定盟友。因为当时工党的艾德礼(Attlee)政府内有不少坚强的反共分子，例如外相贝文(Bevin)就认为苏联是战后西方利益的最大危胁。但英国人也认为，冷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所以不应在亚洲轻启战幔。而凭借他们与中国长久打交道的经验，也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中共视为受苏联指挥的傀儡。事实上，英国对华的外交政策，也并没有太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英国早在1950年1月，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韩战的突然爆发，令英美措手不及，但亦同时也把两者的判断分歧拉近。虽然英国对战争的规模、范围是有保留的，对英国参战的模式也倾向保守，但在美国的努力游说下，英国为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也积极参战。在1950年7月，英国就率先派一个旅的军队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进入韩国作战。在8月底，更从香港派遣两个步兵营远赴釜山。而韩战期间，先后在韩国服役的英军共计超过9万人。 不过，纵然英国是积极的韩战参战国，而香港当时受英国管治，但英国却小心地避免香港卷入韩战，而事实上香港亦并未有真的成为“东方的柏林”，或者美国冷战战略下反共的基地。
英美联盟，各怀心事
英国一方面要支持美国，但另一方面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英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英国之所以这样步步为营，当然是二战之后的英国和美国，各自有着不同的策略考虑和利益盘算。一方面，虽然作为战胜国，英国从日本手上收复了香港、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但英国在二次大战之中的确元气大伤，无复当年强势。战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急剧升温，英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在东南亚可能出现的动荡中，会支持英国保护它在这些殖民地的利益，所以极需美国的支持，英国参与韩战就是要换取这些支持所付的筹码。但与此同时，英国在远东并无足够的军力应付另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英国也要极力避免让美国当时在麦卡钖主义支配下那种强烈的反共情绪，打乱了英国人自己在殖民地的战后部署。
所以，英国一方面在韩战期间支持美国，也往往在美国人面前操持同一套冷战修辞，表示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以换取美国人对共同防卫马来西亚及香港的承诺，可是这些承诺却从来没有化成具体的盟约。而针对香港的具体情况，英国人也不会高调地把香港推到冷战对抗的前线，在香港引发更大冲突，弄至局面无法收拾。在这样复杂的盘算底下，出现了一种非常吊诡的情况：英国一方面支持美国参加韩战，甚至在战场上和渡过鸭绿江支持北朝鲜的中国军队互相厮杀，兵戎相见，但韩战并没有把香港变成反中共的前线。英国虽然仍然透过比较紧密的方式在香港箝制共产党的活动，例如比较严苛的电影审查，取缔从事政治活动的学校，和强迫社团登记等，但同样的措施也用在反共的亲国民党势力身上。只要他们依据香港法律，英国亦没有意图取缔共产党在香港一如既往的活动，因为英国要在中共和美国之间，谋求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
很能说明香港的英国当局如何周旋于与美国和中共两边的尴尬位置的，无疑是中国民航事件。事缘中共政府在1949年11月正式接管了中国民航公司，并向港府要求移送70部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过程中驶到香港的民用飞机。然而，中国民航公司以往是一所亲国民党的公司，而该批飞机原初也是由美国人那边租借过来。为免这批有战略价值的物资落入中共手中，也为免投资化为乌有，美国方面极力向香港政府游说不要把飞机移送大陆，并威胁如果飞机判归中共，美国会考虑切断马歇尔战后复元计划(Marshall Plan)对英国的援助。当时总督葛量洪(任期1947-1958)为免得失双方，建议中、美双方可以在港进行诉讼，以决定飞机拥有权。虽然香港的法院最后裁定飞机由中共所有，但美国政府十分不满，美国国务院更向伦敦方面施压，最后英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透过枢密院(Privy Council)为此下了一道枢密令，推翻香港法院原有裁决，飞机于是在1952年最终移送美国，虽然事件令港督葛亮洪十分不快。
另一件类似的事件是，一艘二战期间被盟军在台湾高雄击沉的万吨日本油轮，被一间中国公司拖到香港黄埔船坞维修并准备驾往中国。修好之时刚好是1951年，韩战正打得火热。美国认为它会令中共军用运输能力增加，威胁在韩作战美军的安全，因而向英国施压，务求禁止中共获得此油轮。英国内阁向美国屈服，下令征用这艘船。但同时英国亦一口拒绝台湾方面提出要购买这艘船的要求。显然，英国虽然和美国站在韩战战场的同一阵线，而美国因为冷战需要而扶植在台湾的国民党，但英国并不愿意与国民党之间有任何过份亲善的关系，以致它要进一步和中共对抗。
港英的“非政治化”殖民策略
在韩战期间，英国拒绝让香港成为美国反共斗争的前线，其实是上承近代以来英国在香港的施政传统。这项让香港维持一种不干预周边地区政治的中立政策，并没有因为韩战的爆发和冷战的对抗而有根本的变化。因为英国主要的目的是维持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商埠。而一个被卷进严重政治斗争的香港，对英国并无好处。事实上，这项不容香港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中立政策，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晚期，即清朝末年。当时孙中山以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策动推翻清廷的革命的地方，但遭到英国方面的警告和反对。英国殖民地部的大臣骆克(Stewart Lockhart)就曾亲自致信孙中山，表明“无意容许英属香港成为一个庇护所，包庇那些针对一个友好的帝国邻居进行危险的颠覆阴谋活动。”而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不少香港华人和他们当中的社团领袖，都热烈地参与到中国政治中去，而当年的香港政府也因此感到不安，亦曾经向华人领袖发出警告。
战后香港总督葛亮洪(Grantham)(任期1947-1957)就解释过这项中立政策。他认为“英国在香港的立场最为有力的地方在于严守不涉政治的原则。而只有在所有与政治意味有关的问题上维持严格的法制原则和中立原则，这种立场才能保持。而任何违背这立场的做法，都会在外和在内使我们变得脆弱。”而继葛亮洪任香港总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任期1958-1964)也曾说过，“我们无意容让香港被利用为针对中国的敌意行动的基地。无论任何时间，无论来自哪一个方向的颠覆性行动被发现的时候，都会被果断地镇压。香港警方会在针对该等制造混乱的人士的行动中，保持绝对的中立。”
虽然事实上，在民国的数十年间，这项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政治隔绝的做法，未必完全成功，中国内地的政治也无可避免的影响到香港。例如在1925-1926的“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和国民党人员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亦曾经直接的挑战港英政府。然而，自此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未有再动摇香港政府刻意保持香港“中立”、“平衡”的政策。1937年，因应日本侵华而出现的新形势，英国一方面宣布香港是“非战区”，取缔公开的反日活动、审查反日报章，但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英国亦默许中共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开展工作。 而中共就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开始对艺术家、作家、电影人进行组织和统战工作，成为中共驻港工作系统的雏形，虽然办事处在1942年因为香港沦陷在日军手上而被逼结束，但中共活动也立即转为地下。 1945年香港光复，英国承认中共在香港的合法活动和半公开机构的地位。在往后几年，中国内战爆发期间，共产党更为积极地利用香港作为对华南地区宣传及其他工作的中心，并以“新华社”(即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名义，作为中共驻港的实质代表机构公开运作。但当时的社长乔冠华也曾私下表示，中共欢迎英国政府，重申不会容许香港成为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的基地。
国共斗争与左派文化的扩散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始自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放弃“联俄容共”的政策而进行清党。中日战争曾经一度促成国共合作，但抗日战争后立即转成国共内战。香港虽然不是军事上的战场但也是两者交锋的地方。随着1949年的临近，内战愈趋激烈，香港社会亦急剧分化，沿着国共两党而分裂成“左”“右”两个对峙的系统。不单报章分成左右两派，工会、学校、文艺社团、电影、体育……等各界都分成左右两派。呈现一个双峰对峙的局面。而英国人对此一直袖手旁观。
1949年中国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渐渐分出胜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不断败退，他们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人地区的宣传工作上亦见颓势。香港市面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的是亲共的宣传。而原来亲国民党的“右派”组织和机构亦见人心涣散。相反地，愈来愈多的人支持亲共左派。再加上因为中国内地国共斗争愈趋激烈，不少大陆属左派的文化人受到国民党迫害，纷纷南来香港避难，一时之间，香港的左翼文化界变得非常热闹，左派文化活动亦见蓬勃。他们透过各项文化事业单位，例如报纸、杂志、书局和电影院等，积极地进行反国民党的宣传和宣扬革命。
就以电影为例，从1946年到1953年间，亲共的南方公司就香港发行了一百部苏联电影。在这几年之间，大量由大陆逃来香港的左翼文化人大力宣传推介苏联电影文化，形成一时风尚。苏联电影在香港放映，有力地挑战了之前受荷里活电影和英国电影支配了本地电影放映市场的局面。当时放映的苏联电影题材广泛，有战争片、文艺片、神话片、歌舞片、纪录片等，当然也少不了政治宣传片，例如歌颂斯大林事迹，描述革命英雄和妇女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等题材的电影。当其时香港的电影审查，主要针对中国电影，对苏联电影则比较宽松，因为香港政府认为观众对苏联情况比较隔膜，而且观众多局限在知识界和文化界。但在韩战爆发之后，带有政治题材的苏联电影亦往往被禁映。在中国内战高潮及韩战的这几年间，香港苏联电影的突然冒升曾经令荷里活的影商和反共的人士感到威胁，认为共产党的宣传开始危及荷里活的阵地。为此他们相互传递讯息，要求反共人士警惕。
事实上，在1949政权转移的前夕，左派的文化系统在香港已颇有规模和相当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共对香港工作的领导，中共更在香港设置党的支部组织“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统领各门各类报刊工作和文化工作，为各阶层不同文化背境和阅读趣味的人士办报纸和杂志：由政治大报、文人杂志、儿童刊物、文艺创作及评论等各式各样的“亲共／爱国”报章。除此之外，中共领导底下的“左派”还有一批数量相当的“爱国学校”，一个拥有会员达二万多人，“能量颇大”的“工联会”及其下大量属会，几十个在音乐、戏剧、文学、艺术等领域活跃的社团和青年组织。它们的影响力主要在工人、青年和学生中间，也在商界和渔农领域有颇大的潜在力量。 虽然自始至终，香港亲中共的“左派”力量在殖民时期的香港都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少数。
美国新闻处与文化冷战
为了因应中国政权易手和韩战爆发的急逼形势，美国在1950年开始透过美国新闻处的介入，打破了亲共宣传一面倒的局面。一方面，香港的美国新闻处，组织一系列针对东南华人的冷战反共宣传计划，当中包括出版(原名《今日美国》)半月刊，作为美国政策的官方喉舌。它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报导“自由世界”的新闻、中国大陆的发展。这份半月刊的内容，也包括不少文艺、娱乐的文字与图片，每期发行十五万份，超过一半在香港及台湾销售，其余透过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美国新闻处送赠。另一方面，美国新闻处也组织翻译、出版、印刷和购买本地出版物送往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活动，支撑反共刊物的出版，使香港短期之内扭转局面，成为出版中文反共书刊最蓬勃的地方。香港的美国新闻处，也集中相当人的人力，在香港搜集中共大陆的情报，汇集成篇，整理分析，并译成英文，向世界其他地方针对中共的宣传进行反宣传，这就是所谓“匪情研究”。
美国新闻处的“文化冷战”计划，刚好符合了因为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后，因为逃避共产党上台而南下香港的大批政治及经济难民。这些逃难者大量来港，与1949年之后大量“左派”文化人向往“新中国”而“北归”，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一往南一往北的双向迁徒，大大地改变了香港的文化政治生态。“反共”的右派文化力量，获得了迅速的提升。美国在香港的“文化冷战”计划，亦以针对这批反共的难民社群需要而开展。美国新闻处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反共刊物的出版，为不少反共文人提供生计。美国为收集大陆情报，也大量依赖由逃港难民提供信息和中共状况的分析，因而亦使香港成为“匪情研究”的中心。
由美国新闻处直接主持的文化冷战计划，目的是宣传“自由世界”的正面讯息，以扺制那些丑化西方世界的亲共宣传，以及揭露中国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的面貌。这是符合美国的冷战战略考虑和利益。因为韩战而使美国有必要巩固亚洲的反共防线，因此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亦成为美国支持的对象。因此之故，美国新闻处对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宣传，也要夹杂对位处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辩解和赞颂，因为美国人当其时所承认的是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自由中国”。 根据赵绮娜的观察，美国新闻处当其时的立场是要求东南亚反共的华人团结支持“自由中国”，因为它仍是“反抗共同敌人的象征”和“保护真正中国价值的守卫者”。可是，当其时香港的反共难民当中虽然反共，但他们有不少也是蒋介石的批评者，例如当时一些“既反共，亦反蒋”的“第三势力”，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之余，亦不断攻讦蒋介石政权。但为了“保蒋反共”的冷战政策，美国新闻处亦透过经济手段，诱使这些“反蒋”的刊物停止出版，以使文化领域减少批判国民党的声音。美国新闻处所代表的美国冷战政策，自然亦令香港当时不少的反共难民难以认同。他们渐渐认识到，美国虽然强大，但反共政策摇摆不定，美国利益也难与华人的利益一致。所以寄望美国的反共政策能令他们重返大陆也是十分渺茫的希望。及至19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也曾表示，要令人们接受美国的亚洲政策和行动非常困难。
保蒋反共，困难重重
事实上，由美国新闻处亲自主持的文化冷战计划，也因为英国与美国是抱有不同的对华政策而困难重重。英国对美国人在香港高调的战反共宣传步步为营，因为害怕这些活动会惹来中共的强烈反应，所以香港政府也对美新处的活动严加监视和钳制，而美国新闻总署也不时叮嘱香港美国新闻处要和英国殖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在美国于香港直接推行冷战反共宣传成效有限的情况下，美国文化冷战的重点后来慢慢转移为支持一些居港的反共学人所推动的复兴中华文化的计划。透过几个非政府组织，例如雅礼协会(Yale China)、亚洲协会、福特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等，美国人支持那些反共学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最重要的例子是“新亚书院”。他们认为中华文化是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所以在香港支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有效制衡共产主义。这些以文化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扩散为使命的美国基金，选择以香港而不是台湾作为他们资助对象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决定，也反映出他们希望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保持距离。 而虽然新亚书院那一批反共的新儒家学者，虽然仍效忠中华民国的旗号，也坚持在每年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即“双十节”)作为他们“国庆”的日子，但他们选择落脚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也显示出他们并没有完全的认同美国政府“保蒋反共”的冷战战略。
事实上，美国在香港以文化冷战的思维来推广反共主义是不可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因为首先，美国无法在香港禁绝亲共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也不能全面垄断香港的文化、教育和广播系统。其次，美国和西方世界是自由体系的事实，与香港殖民地的现实只有部份重叠。香港虽有英国人及其法治体系保障的基本自由，但殖民地却依靠专权统治，仍然与美式冷战想象中的理想“自由世界”有一大段距离。这种宣传与现实的差距亦留下缺口，使日后香港青年在接受了冷战美式自由世界的右派宣传后，却仍会在六十年代末期转向左翼。 第三，香港的反共主义基本上是“国共相争”框架的延续，但国共两党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党，两者的对抗基本上是两种民族主义的相争，但美苏之间相争是关于世界霸权，以及两种意识形态。但国民党既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亦与苏式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巨大的距离，甚至最终反目成仇。所以，两党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共同点或更多于他们的差异点(例如两者都强调自己是“革命政党”)。1950年代美苏之间的斗争，把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放在一个冷战对抗的框架下，并无改变两者既有的斗争方式。第四，国民党在香港并非一股能团结所有“反共力量”的象征力量，而当美国要假借国民党之外的本地(或寄居本地)的“反共力量”作为代理人的话，美国人要令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完全配合美国的冷战政策是不可能的事。
“抗美援朝”与反美宣传
可是相对来说，虽然美国文化冷战在香港未能取得绝对优势，亦不代表中共在香港的冷战宣传一帆风顺。事实上，在韩战爆发的时候，香港的“左派”文艺界，并没有甚么准备去响应发生在朝鲜的战事。就以左派的喉舌报章《文汇报》的“新文艺”版及《大公报》的“文艺”版为例，在韩战发生的1950到1953年期间，大部份关于韩战的文艺评论及文学创作，都只是转载自国内报刊。那些号召文艺工作者动员起来支持中国参与韩战立场的评论，亦用非常直接的语言，指明要以文艺为中国“抗美援朝”这项“政治任务”服务。例如在转载自《长江日报》发自中南文联筹委会的《文艺界动员起来，为反对美帝侵略而战斗》的文章中，作者就写道：“我们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我们要歌颂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深厚友谊，歌颂与支持朝鲜人民英勇斗争。”接着，这份动员令亦用“硬销”式的语调说要“教育全体人民仇视美帝、卑视美帝、蔑视美帝。通过文艺形式来克服部份人头脑中的‘恐美’的错误心理，并要与‘亲美’的反动思想进行尖锐的斗争。”
除了这些动员令式的文章，香港的几份“左派”报章的文艺版也连篇累牍刊登文章批判美国文学。一方面，这些文章抨击美国政府以政治理由逼害作家，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批评美国文学是腐烂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艺术，它们之所以腐烂，正因为没有政治的作用。例如，赵萝蕤在《美国文学的一斑》中就把美国文学的主题归类为不外乎描述残酷凶险、变态心理、完全的理想主义，或者道德没落。他批评美国文学只“把技术沦为机巧，内容提炼成麻醉剂”，“不能质朴真摰，又不能在人群的社会中负起启发、教育、诉述和感动的作用”相比之下，“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应感觉到庆幸，我们的人民政府这样慎重的计划我们的文艺政策。”
为了完成宣传抗美援朝的政治任务，香港的左派报章也转载了不少诗歌和小说创作方面。例如，根据张咏梅的硏究，姚锦在他的作品《幸福》中描写中国军人和朝鲜女性的结合，以牺牲个人幸福来反衬反美斗争的伟大，谴责美国的不义；李威仑的《私生子》叙述女主角克服思想矛盾，决定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黎克的《祖国在召唤》号召人民为祖国参军；超祺、力文的《他们在朝鲜争取立国际功》等都在宣传抗美援朝……这些小说，大都出自国内作家的手笔。 正如其他为政治而写的文学一样，是主题先行，大多透过典型人物和情节，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和粗糙的象征手法，以求达到政治任务中期望的最直接宣传效果。然而，这些转载自大陆，针对大陆语境的作品，除了单面地使人了解中共当下的反美政策需要之外，并无法紧扣香港本地的特殊背景和需要。例如，宣传参与中国志愿军去“抗美援朝”，在香港实在无法引起甚么共鸣和产生甚么作用，在“左派”圈子之外实在难以引起有意义的回响。
反美是否等同反资反殖？
事实上，只有在韩战结束之后，一些更熟知本地情况的左派作家才写作出一些切合本地读者需要的反美作品。例如，作家阮朗就针对韩战对香港的经济冲击和民生的影响去突出反美的主题，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对中国的禁运如何造成香港的经济不景。在他的小说《华灯初上》中，直指禁运的打击不单使香港经济衰退，也祸及不少工厂需要裁员倒闭，导致工人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当工人生活出现问题，只有左派工会帮助工人才能暂时渡过难关。而美国的禁运政策则被指责为一切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带来工人困境，也使资本家受到损失，甚至祸延女性要被逼沦为舞女，出卖色相。透过女主角的声音，作者强烈地批判美国：“我恨禁运，以及主张禁运的人！”“禁运是杀人不见血，害得我们家里好惨。” 在另一本小说《懵人日记》中，反美的主题针对美国在1960年代初限制香港纺织品入口而实行的限制配额政策。
虽然这些反美小说也是主题先行，而主角及其遭遇也是脸谱式和公式化的，但总算是结合了本地生活的实况。再者，在反美的大前提下，这些较有本地敏感度的小说也会放下对资本家的批判，而把资本家也描述为美国强权的受害者。例如启林的《真诚的友爱》里面的一位工友说“今天老板也有他的困难，而我们工人，素来是不会强人所难的。”《懵人日记》里面，作者以地道的广东方言书写，主角也谈到“事实上唔关劳资双方之事，大家都系俾美国佬腊起”(“事实上这个与劳资双方无关，大家都是被美国人所害”)。
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敌，冷战也被视为处于二极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在韩战之初的反美动员，也是按这种二极对立的图式展开反美的宣传，因此之故，美国也被处理成绝对的敌人。按照在典型的冷战对抗二极对立的教条，反美、反资、反殖和反蒋等，都是同属一个整体的目标。可是，在香港的独特的历史组合环境下，以“反美”来统领“反资”、“反殖”并不能响应本地的现实，也与中共自身对香港的政策方针不符。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向一位英国记者Gordon Harmon表明，中共并不急于收回香港。
后来在1967年回应香港发生大规模的由“左派”策动的暴动中，周恩来又再重申中共对香港“充分打算，长期利用”的政策。所以，中共从来都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对它有利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冷战话语当中彻底的“反殖”诉求也是与中共的香港政策相违背的。于是，“左派”宣传机器在韩战期间为了“反美”而高调地祭出的“反帝”、“反殖”口号和宣传，在韩战结束后很快就销声匿迹。虽然，批判殖民地现状和香港政府施政，仍然是左派文宣的特色，以至不断在文宣中出现负面的香港警察形象，并以隐晦的方式，间接以批判外地殖民主义状况的方式批判香港的殖民现状。但在1950年代，这些批判从来没有像在韩战时期反美文宣所提出的，要以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为出路。当然，这个亦与当时香港政府不会容忍对明目张胆的“反英”政治文宣有关，但如无中共及其文宣系统主动“为大局”而迎合，并进行自我审查，也是不能想象的。
“新中原心态”与香港左派困境
战后香港紧随中共的“左派”原则性强烈地拥抱反美反帝的左派意识形态，但现实又只能接受香港在“任务上”只能“自我局限地”(self-limiting)反殖。两者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心理张力和文化张力，使香港的左派思想成为一种自我欣赏的精英主义和充满“祖国情怀”的爱国主义。这个革命精英的自我想象和北望投射，在整个1950年代形成一种张咏梅所说的“新中原心态”，亦即无条件地认同“新中国”，站在“边缘”的香港，以“新中原”的代言人自居，向香港人不断宣传代表光明、理想和希望的中原，说服他们“北归”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 这种脱离香港在地状况的左派实践慢慢地把“左派”社群从香港社会中孤立出来，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巩固着一种只供内部的沟通方式和缺乏反思的信仰。
韩战时期，中共中共为香港下达的冷战式“反美主义”的路线，在当年并没有为“左派”在香港争取更大的支持，使“左派”争取得更多群众。再加上前述所谈到香港“左派”和“右派”在人口上互相此消彼长，那种一面倒式的反美冷战宣传，反而是使“左派”更脱离香港社会的现实。这也就是曾任中央驻港最高领导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他的回忆录所讲，香港的“左派”所走的是一条“一左二窄”的政策。
事实上，回归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往往都被指为走上“极左”错误路线的时期。可是，参加韩战这一页历史却往往缺乏反思。不过，问题可能不在于仅仅去衡量当时中共参与韩战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当时的路线是否“过左”，而是冷战文化所预设的二极对立背后那种总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如何总是在错综复杂地在处境中遮闭了矛盾、断裂和差异。韩战中的香港，是一个断裂的空间，反美、反资、反殖与反蒋并不能轻易地相互还原与化约。如果“左派”在这个空间的“冷战实践”是失败的话，所相对应的也是“右派”“冷战实践”的不可能真正成功，因为香港复杂的历史构成，以它内部各种错置的实践空间，也无法轻易为美式自由主义所总体化。
真正能显示这种吊诡的是，韩战与香港可能只是在历史上擦身而过，但香港可能是韩战当中的唯一胜利者。因为虽然左派文宣指当年禁运对香港造成很大打击。但历史说明，香港日后快速的经济起飞，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韩战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令香港成为一个中国唯一可以继续利用来突破禁运的自由港。因为中国要仰赖香港作为当时获取外汇的窗口，这亦令中国和英国在战后香港，共同维持了几十年几乎不受挑战的殖民统治，以及成就了这个后来启发“新自由主义”复兴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关于香港发迹的“爱国资本家”(例如霍英东)的神话，都是环绕着他们当年如何利用走私替中国突破韩战禁运，从而开始致富。这些神话正好是冷战二极对立的反面，亦即二极融和：他们既深爱共产中国，亦体现资本主义的自由冒险与企业家精神。然而，不应忘记的是，他们的胜利是建基在韩国一场引致数以百万死亡数字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