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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断链”没有赢家,耶伦访华带来积极信号

刘典
2024-09-1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国际金融报 Author 周秭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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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月6日,美财长耶伦抵达北京。相较于上个月美国务卿布林肯的来去匆匆,耶伦此次访华的行程拉长至四天三夜,双方有着更长的交流时间。

7月7日,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美财政部部长耶伦于7月6日至9日访华,这是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加强两国财金领域沟通交流的具体举措。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脱钩断链”没有赢家。我们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创造良好环境。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的报导

01

具有强烈指标性意义的来访


“耶伦早就该访华了。”


几天之前,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中经济关系专家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这样说道。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世界两大经济体的主要官员几乎没有交谈,”肯尼迪说,“他们不应该是陌生人。”
这几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开始重塑两国的经济关系。虽然两国名义贸易额去年达到创纪录的6900亿美元,但中国商品在美国总体进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两国都在继续设置新的出口管制。在这样特殊的时刻,耶伦访华意义非凡。
“耶伦是首任美国女性财政部长,在担任财政部长之前曾是美联储主席(2014年-2018年),也是首位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女性。她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然后才是一名政治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向记者介绍,美国财政部长在总统内阁官员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国务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持有相似观点,“耶伦是个经济技术官员,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可以说是内阁最重要的部分”,这样拥有主流背景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往往持有警惕态度,更相信市场的力量。
“但是,耶伦同时也是个政治家,特别是在出任财长以后,提出了‘友岸外包’这个很重要的国际经济战略。友岸外包即基于政治关系的考虑,把本国的产业外包给跟自己友好的国家,而不是经济上最优惠、成本最低的国家。这其实是违背经济规律,更多地考虑了地缘政治的因素。”李巍说。
某种程度上来说,财政部就是美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者,而拥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耶伦来访,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有着强烈的指标性意义。“这说明,在经历了好几年的贸易战之后,中美今年的经济关系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修复。”李巍认为。

02

“美方不寻求‘脱钩断链’”


事实上,在耶伦本次访华之前,一些温和的信号早已释放出来。
今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东京时以相对缓和的态度回答了中美关系问题。她表示,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内部的所有成员都非常清楚,解除与中国保持世界经济运行的关系既不是一个目标,也是无法去实现的。她同时辩称,美国对中国贸易制裁的“针对范围很窄”。
IMF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从耶伦身上能看到相对友好的态度。
7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李强表示,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国与国相处的基本之道。希望美方秉持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加强合作是中美两国的现实需求和正确选择。双方应通过坦诚交流,就双边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寻求共识,为中美经济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耶伦表示,美方不寻求“脱钩断链”,愿同中方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加强沟通,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
美国主流且权威的媒体多以正面、积极的语境报道此次会面。美联社称,在贸易争端后,李强总理与耶伦致力于改善沟通;《纽约时报》则应景地发布一条深度评论,称“芯片战让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业务受阻,中国的业务仍是他们生存的关键”。
据《纽约时报》报道,耶伦与在华美国商业领袖会面时,中美商会主席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t)向其表示,美国公司正试图在美中经济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们一直在努力与中国同行找到共同的事业,通过雇佣、制造、生产、购买、销售、纳税努力达成目标。”哈特说。
李巍向记者表示,与李强总理和在华美国企业家会面是耶伦此行非常重要的两个行程,所以,耶伦此次来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所驱动。“耶伦是美国经济的大总管,她当然要确保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
李巍称,耶伦此次来访,再次重申了她4月在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演讲的基本思想: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目的就是要寻求与中国的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而不是要与中国脱钩,更不是与中国分离。“所以这个表态还是相对积极的,也证明美国过去几年一直炒作的脱钩话题应当是全面破产了。”李巍说,故而我们能够预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经济关系,可以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事关国家安全的一些领域,中美经济还会存在摩擦。

03

坦诚沟通很重要


中美两国合计占全球经济产出的40%。如果这两个“巨人”不能合作,整个世界的风险都会增加。在这一点上,中美是有共识的。
《华尔街日报》表示,与拜登政府中的其他人相比,耶伦看起来更愿意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美脱钩是不可取的。
上个月,耶伦在巴黎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谈到了中美分歧。她说:“我与拜登总统都认为,保持沟通至关重要……为消除误解和误判,我们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共同努力。”
“但我们也坦率地承认我们确实有分歧”,耶伦补充道,“分歧”指的是自己与拜登的分歧。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同一场峰会中称,中美两国是主要化石燃料使用国和烟雾排放国,两国迫切需要恢复关于气候的讨论。
“中国和美国应当共同应对全球威胁,以建立一些信心,并改变两国关系的现状。这才是希望。”克里说。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政客并没有坦诚沟通的意愿。例如在取消、降低对华关税的议题上,许多官员仍表示强烈反对。
对于这一特朗普时代遗留下的产物,拜登并没有打算予以取缔。耶伦曾做过多次尝试:去年夏天,耶伦主张对一部分中国进口商品放宽关税。但在今年5月份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由于拜登政府内部的压力,美国不太可能降低对华关税。
“这种党内的分歧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累积的”,刘典向记者表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将经济相互依存与战略竞争交织在一起,反映在党内截然不同的观点中。贸易关税、技术竞争和人权等仍然是民主党内部讨论的分歧点。
“例如耶伦和布林肯等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合作解决问题,而其他人可能更注重竞争和维护国家利益。其次,民主党是一个大杂烩,党内包含了不同派别和思想倾向的人士。有时候,官员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取悦选民或满足特定的政治需求。最后,不同官员对中国的看法也可能受到个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评估和理解的影响。”
这些分歧和不同意见在拜登政府内部持续存在,并影响着最高层面的决策。这时,中美双方的坦诚沟通和积极寻求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刘典表示,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要理解并适应美国内部的分歧,同时与不同派别的官员建立合作和对话的渠道。通过促进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寻找合作的领域,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此外,中国也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争议和挑战,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04

“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关系


从2001年到2016年,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高层定期前往北京,经常进行正式的高层对话。但在特朗普执政之后,这一传统很快被叫停了。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姆努钦所领导的财政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美媒表示,如今耶伦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再将财政部定位为中美经济的对话者,美国前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表示,至于结果如何,“敬请期待”。
“如今,有限的对话与布什、奥巴马时期不能同日而语,当时,美国财政部每天都能和北京发方面有所接触。”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马克·索贝尔(Mark Sobel)这样表示。
索贝尔认为,耶伦的访问应当可以改善当前的情况,并提醒中美双方,如果没有更多的合作,中美以及世界都将遭受损失。
历史经验表明,在一段紧张关系之后建立合作关系是可能的。就像1972年的中美建交,外交战略的转变可以刺激关系与合作的改善。双方可以从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吸取教训,采取务实的态度和弥合分歧的意愿,为重建中美关系奠定基础。
“当然,中美之间的分歧不会在耶伦的一次访问中就能得到解决”,李巍表示,在未来,中美应有更多的接触。这次耶伦访华,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机会,象征着一次突破和重启。
竞争与合作并存,是正常的国际关系。“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冲突的时候冲突”,这符合美国一贯的对华战略方针,动态变化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李巍表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就是“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
李巍表示,中美关系的下一个时间节点应是今年11月在美国底特律举办的APEC峰会。若习近平主席出席该峰会与拜登总统有面对面的会晤,甚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将是这几年来一个难得的突破。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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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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