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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加拿大政府以“隐私和安全风险”为由，宣布将禁止在政府发放的移动设备上使用WeChat（微信海外版）。政府行动后，加拿大部分高校也选择跟进此项措施。11月16日，加拿大顶尖名校麦吉尔大学也宣布禁止学校所管理或拥有的设备上使用微信，并“强烈建议在校外使用任何个人移动设备访问大学数据（如麦吉尔大学电子邮件）时，删除或不安装TikTok 和微信” 。
近年来，中国软件应用迅速拓展海外市场，受到全球广泛关注。而此次遭到针对的微信，不久前被马斯克称为“超级应用”，他还直言“我们应当模仿复制微信”。当前中国数字科技企业正通过社交、娱乐、电商等不同领域对全球软件应用“生态圈”产生影响。而部分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正试图通过强制手段，阻碍中国软件应用在当地的正常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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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微信的背后是中国和西方“全球影响力”的比拼较量
一方面，作为现代数字生活方式的承载，软件应用的意义有目共睹。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科技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既有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代表，也有通过社交、游戏、视频、文学等不同渠道，将现代数字化服务带到世界各地的典范。这些企业既有华为、中兴、烽火、新华三等硬件设备供应商，也有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等软件应用企业。它们相辅相成，软硬结合，共同参与和推动了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TikTok在创下连续12个季度全球下载量第一的同时，成为了打破西方“权威媒体”垄断国际舆论的信息流通平台；电商应用Shein、Temu海外用户数量直逼巨头亚马逊，为当地百姓提供了更物美价廉的时尚商品。此次遭到加拿大封杀的微信及其海外版WeChat，凭借多元服务和丰富生态，不仅得到马斯克的肯定，也被希腊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称赞“无所不能”并对微信支付赞不绝口。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曾刊文称，“中国的移动支付，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移动支付的‘黄金标准’，以需求为基础创造用途，中国移动支付提供了清晰的经验，并提出了创新的答案”。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数字科技企业通过优质软件服务，打造了数字化、智能化的“中国样本”。另一方面，作为连结民心的桥梁和赢取民意的战场，软件应用的角色更是不容忽视。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指责微信、TikTok等中国社交平台被用于“影响选举”。但讽刺的是，早在2019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曾开通微信公众号，与华裔选民互动。更早在2017年时，澳大利亚现任能源部长、时任工党影子财长克里斯·鲍文还通过微信与当地华裔进行公开的实时群聊。就在最近，海外媒体也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的连任竞选团队正在评估是否应入驻TikTok，以增强对年轻选民吸引力。美国、澳大利亚政客们的这些所做所为，充分展示了相关软件应用在连结民心和争夺民意上的巨大价值。以加拿大为例，其有近200万华人华侨，占总人口比例约5%。而据报道，当地微信用户数量也有100余万，不难想象，几乎所有华人都人手一部手机、一个微信帐户。对于他们而言，微信既是当地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与中国乃至世界保持连结的最关键纽带。目前加拿大政府是在政府、高校层面封禁微信，但华人学生学者已经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未来如若封禁被扩大化，势必影响到更为庞大的使用群体，这也必将是对他们沟通、娱乐和生活方式的干涉与破坏。过去数十年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成为了我们的标志符号。而实际上，以软件应用为代表的“中国智造”也早已是中国科技实力与全球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中国还是要搞‘硬科技’，抖音、微信这些软件不那么重要”。殊不知，一方面，这是将“硬科技”简单理解为“硬件设备”，而忽视了软件开发所凝聚的知识创新、技术迭代与价值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早在21世纪初，美国就确立了“美软帝”（软件帝国）的发展策略，旨在获取全球市场霸主地位。软件应用的优势是开发出来后可无限复制，这是硬件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只有软件与硬件齐头并进，才可能真正让一国不断获得国际影响与认同。02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中国软件应用出海“暗礁四伏”
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企业动作不断。除了大家熟知的华为遭遇的严峻挑战，中国软件应用出海也已“暗礁四伏”。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白宫就曾以隐私安全问题为由，制定多种方案来限制TikTok和微信。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联邦政府层面没有延续特朗普时期的“苛政”，但中国科技企业也持续承压。除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并备受关注的TikTok，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也至少已有15个州对微信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禁。本次加拿大政府采取极端手段打压微信，使腾讯成为继字节跳动后第二个在加获此“待遇”的中国企业。而自2020年以来，印度也对中国软件应用持续打压，其电子信息技术部前后多轮禁止了数百款中国App在印度境内运行，既包括TikTok和微信等社交应用，也有“绝地求生”等当地玩家数量过亿的游戏。印度政府声称这些软件应用对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了威胁，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而当地百姓，尤其是游戏玩家们则表示了严重不满与控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游戏、视频、音乐、文学等出海而在当地产生的巨大文化吸引力。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数字文化出海年度研究报告（2022年）》指出，游戏、影视剧等所获得的海外关注度和认同度尤为突出）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在限制中国数字科技企业上的“协调一致”，反映了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背景下，部分国家不断通过泛化国家安全的手段，对中国应用出海空间进行打压。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禁止微信后，有人将十余年前谷歌退出中国与之类比。但必须指出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在当时与谷歌进行了数次洽谈沟通，双方就系列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但未能达成一致，此后谷歌决定退出中国。而包括加拿大政府此次禁用微信在内的一系列强制行为，西方国家政府事先都未与中国企业进行有效沟通。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呼吁打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数字科技企业的发展权益和中国国家的海外利益理应得到有效保护。在加拿大封杀微信后，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回应就指出，“微信是一家民营企业经营的社交网络平台，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然而，加拿大政府在没有任何真实证据的情况下，打着维护数据安全的幌子，出台针对中国企业的禁令，这是典型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特定国家企业行为。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各国政府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这是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近期，备受关注的中美元首会晤和APEC峰会也对数字市场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习近平主席在多边场合多次表示各国要打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加速数字化转型，缩小数字鸿沟。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习主席也强调，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但从目前公布的成果看，除加强AI治理合作外，美国对华经贸、科技领域的严苛立场并未改变，对华单边制裁或将延续。03
商业竞争激烈叠加地缘风险持续，中国企业与政府更需有效应对
在商业竞争激烈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大浪”背景下，中国软件应用出海需寻找一条更具可持续性的生存、发展之道。从企业角度讲，优质产品服务是立足海内外的根本基础。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必须坚持科技创新，提高自立自强水平，以技术能力为基底，为国内国际持续提供优质服务。近年来，中国数字科技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全国工商联报告为例，2021年，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是研发投入最大的三家民营科技企业，合计超2500亿元，占全国总研发经费支出的近7%。如今这些企业也在大模型、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尖端领域积极布局。只有将前沿探索和市场应用有机结合，企业才可能在快速迭代的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解铃还须系铃人”。面对全球市场的未知风险，企业在商言商，要更加注重在地合法合规经营，尝试与本地社区、本地用户建立更为不可分割的联系。当我们的应用能独树一帜或另辟蹊径，有效解决用户痛点，与当地用户实现更深层次的“捆绑”时，则更有可能为自身穿上不被脱钩断链或封杀禁止的“保护罩”。从政府角度讲，也需要为企业做好“保驾护航”和“坚实后盾”。一方面，从行业层面讲，国家正在积极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对于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科技平台企业，国家应持续给予政策红利和舆论支持。进一步降低相关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的经济成本，也加强为这些数字科技民营企业塑造良好舆论氛围，为其全球化、国际化发展提供有效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从整体发展讲，中国应该也必将进一步深化开放。需要看到，即便是美国盟国，各国政府也并非愿意牺牲本国经贸利益来“站队”。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曾公开表示，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渥太华应与北京进行更多合作：“媒体报道中有很多危言耸听的内容，我们需要对话，共同努力去照顾西方和东方人民的最大利益。”中国只有以自身的深化开放、公平公正、包容大气，来反衬部分国家的封闭思维、单边霸凌、狭隘排斥，才能让中国魅力得到世界更多国家的感知与认可，这也必将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创造更好环境。总而言之，中国软件应用出海的航线上“波涛汹涌”，此番加拿大对微信的禁用是航程中难免的“礁石”之一。但正如鲁迅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无论出海的前途多么坎坷，我们终究是要趟开一条路的。这背后是中国企业的锲而不舍，更是大国胸襟的心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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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