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悉，1月24日上午8时12分，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戴逸，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曾说。戴逸被学界誉为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他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更多人知道戴逸，是因为他接续了传统“二十四史”的第二十五史——《清史》。戴逸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他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厘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过程中，他还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2018年，12卷本《戴逸文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戴逸说：“如果说清朝的功绩，总要提《四库全书》《明史》，说明朝时又总要提《永乐大典》《元史》，说宋朝总要提《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我们子孙后代看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什么呢？我认为编纂《清史》可以算一项！”戴逸在书房
笔耕不辍，史海泛舟戴逸生长在江苏常熟，常熟渊薮的人文，为戴逸奠定了为文为史的深厚根基。小时候的他总是不辞劳苦，跟着父亲走好几里路，去铁琴铜剑楼（藏书楼）里寻访书香。等到戴逸上学之后，有了零花钱，他就把所攒的钱全用来租书、听书。《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封神榜》《西游记》《杨家将》……都是他的心头好。但也可能是把精力、时间都花在所谓的“闲书”上了，戴逸小时候成绩并不好。戴逸小时候成绩并不好。小学期末，好几门不及格，险些没毕业。后来考初中，因为基础太差，名落孙山。戴逸真正对求学产生兴趣，是在一场变故之后。彼时，日军铁蹄肆虐神州大地，少年的家乡也遭到狂轰乱炸。戴逸一家逃难到了上海，无学可上的他渐渐和身边的孩子逐渐没了话题。他不想就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从那以后，他发奋图强，考上了苏州中学，而后初入交大、重考北大，走上了辛勤且艰苦的求学之路。戴逸年轻时的照片少年时战争的阴云在戴逸的心头萦绕了很久。有一次，戴逸读到了一本叙写解放战争史的读物，深受启发，他生出了创作的冲动。戴逸想的是，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这时候，他小时候读的大量的“闲书”派上了用场。那时候，戴逸刚满23岁，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思考并写作，常常奋战到深夜。在写作时，戴逸的热血喷薄，耳畔时常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的旋律。过了一个多月，他就写下八回约四万字，内容从“九一八”写到“七七事变”，家国情怀流淌在笔尖。这本《中国抗战史演义》写了两年，于1951年3月正式出版。这部书后来一版再版，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这是他学术的起跑点。戴逸与中学同学的合影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戴逸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中国近代史稿》。教学任务很重，戴逸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通宵达旦都是家常便饭。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也成为了年仅32岁的戴逸的首部代表作。
满腔炽热家国情怀虽为大家，但戴逸一贯谦逊，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们开会时，戴逸有几次提出一个想法，副主任们纷纷反对，戴逸并不生气，而是始终坚持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发表意见。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写道：“与先生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每次有新著面世，戴逸还会为后辈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除此之外，令人钦佩的还有戴逸炽热的家国情怀。20世纪60年代之时，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戴逸以中俄尼布楚条约为课题，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以冷静客观的立场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为中苏谈判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也开创了清朝边疆史研究的先河。“南海仲裁案”发生之时，戴逸特别嘱咐在《清史·边政志》中设海洋篇，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戴逸对清政府的边疆治理问题格外重视，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表达了他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强烈关注。“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戴逸先生用一生的执着坚守编纂《清史》的史学追求，用一生的无私肩负“国之大者”，用一生的心血支撑起人们对他的称誉——清史泰斗。
来源：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 “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公众号 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