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典数据为参考,这次疫情到了哪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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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哥推荐:截至1月28日09时00分,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75例,与确诊病例数据一起上升的,是普遍的焦虑与恐慌、苦涩与不安。但是,我们需要重视,而不是恐慌。本文对比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7年前的非典信息,希望以此作为参照,帮助我们稍客观地来看待,疫情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作为普通个人的我们,在这场疫情中可以做些什么?
来源:DT财经(ID:DTcaijing)
作者:DT财经编辑部
1960年,庚子鼠年。不断扩大的旱情造成的全国性粮食短缺,让中国人在一场饥荒中开始了新的一年。
2020年,又是一个庚子鼠年,又是一场新的危机。一片惊慌失措中,中国人又迎来了一个势必会被常常提起的春节。
今年春节期间,“肺炎”“武汉”的搜索热度超过“春节”“过年”,成为中国人关于2020年农历新年的两大回忆关键词。
(图片说明:肺炎、武汉、非典、春节、过年的百度搜索指数)
巨大的搜索量,源自于不断上升的疫情数字。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24时,全国确认病例1945例,累计死亡56例,尚有21556人在接受医学观察。
与确诊病例数据一起上升的,是普遍的焦虑与恐慌、苦涩与不安。但我们也都知道,参照已知疫情样本,更冷静地做好该做的事,才能真正“共度时艰”。
我们对比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7年前的非典信息,希望以此作为参照,帮助我们稍客观地来看待,疫情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作为普通个人的我们,在这场疫情中可以做些什么?
参照17年前的非典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处于什么阶段
1月24日,普利策奖得主、政策分析师Laurie·Garrett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报道那场致死774个感染者、波及37个国家的SARS疫情。所以,2019年12月12日,当我读到武汉海鲜市场聚集性的肺部感染时,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感。”
起因、发病机制和传播链路的诸多相似之处,的确让人一下子就把这场“祸从口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2003年的非典联系起来。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整理了非典的发展时间线,从首个病例出现到病情结束过程中的诸多时间节点,找到了一些影响传播的要素,可以为真正认识这场疫情提供一些参考。
但在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如今我们面对的疫情要比非典“迅猛”得多。
从累计病例的数字来看,非典的发展速度是相对平缓的:第一例报告病例之后2个月确诊病例升至218例,4个月确诊病例破千。
而这次,在首次公开确诊病例被报道后的25天,确诊病例就已经过千,然后迅速接近2千。
如果细看非典的发展周期,我们就会发现推进传播的关键词是“人口流动”,而推进确诊人数提升的节点是“完成病毒基因测序”。
非典时期,第一次确诊人数大幅上涨出现在2月初。2003年的除夕是1月31日,2月初正值春运结束,2月5日-10日广东省每天新增病例50例以上。之后的春运返工潮,再次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诊病例数量进一步上涨。
紧接着,北京在3月6日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非典以北京为中转,开始从中国的心脏地带流向各地。
反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比非典,促成“人口流动”的条件提前了:2020年的春运比往年更早。
再加上,疫情源起的武汉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传播链路四通八达。
这两点都是“人口流动”的放大器,也直接导致了病毒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增长的恐慌情绪。
让人稍许有所慰藉的是,在病原的认定研究的速度上,这一次比2003年快了近3个月。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称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至1月7日,疾控中心专家就已经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月10日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而非典是在2003年4月中,才有科研机构完成了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认定病原体,不仅可以用于临床甄别,设计PCR检测试剂,而且对后续的治疗方案和疫情防控都很重要。所以在后续的新闻中,我们也能时不时读到一些让人“稍微松口气”的新闻。
与临床甄别能力相伴的,是更高的确诊率。
所以,即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身或许没有非典那样可怕,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流动放大器提前,以及更早出现的确诊能力和更快速的信息传播条件,再加之病毒本身更强的传播性,这场疫情的爆发(或者说被确诊人数)比17年前更加迅猛。
不管是对于政府还是个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人们所预留的准备时间都更短了,恐慌的情绪也来得更加急促。
仓促应战,对于任何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是很大的考验。
现在的湖北很难
接下来依然艰巨
因为有非典的经验,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这应当是一场可以快速、顺利结束的战役。
身处漩涡中央的武汉市,或者说湖北省,这次的决策层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对此我们不再赘述。往回看的追责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接下来的困难程度有足够高的警惕和预设,也要有相对应的预案和准备。
根据对已有公开资料的整理,我们认为有两个突出的难点。即使已经有媒体反复提过,但再强调也不为过。
一是,SARS时期的北京经验可以平移,但城市情况不同,执行的效果会出现偏差。
回顾17年前的SARS,防控效果全面显现是出现在5月,我们注意到,从4月至5月,应急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全民动员抗击“非典”,疫情对民众全面公开; 管制公共场所、交通与人群集体活动: 确定定点医院,集中收治SARS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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