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世政与校友共话“商业向善”：用商业力量推动公益前行 | 瞰见×2020
瞰见云课堂之“论·见”系列
本期“论·见”摘选自复旦管院校友访谈“商业向善”。在与钱世政教授的对话中，校友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对疫情、对公益的见解，以及如何让盈利组织与慈善相向而行，照亮人间美好。
对话：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钱世政教授，九如城集团董事长谈义良校友，华茂集团执行董事、总裁徐立勋校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纽约校友联络处主任宋翔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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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访谈
钱世政 :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瞰见”云课堂，成为“瞰见”的同行者。今日我们将与三位校友对话，他们中有长期深耕银发产业，让长者心生阳光的九如城集团董事长谈义良；有投身于教育，让幼小的心灵在呵护中成长的华茂集团总裁徐立勋；有身在万里之外、心系祖国的复旦大学美国校友会纽约分会会长宋翔。在疫情之下，他们用公益和商业向善的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心力，将社会资本与企业良心转化为社会能量，让逆行精神成为新时代的价值追求。
自从疫情爆发，一眨眼已经4个月过去了，在4个月中我们宅在家里，透过各种传媒，阅读人间悲喜。所以今天我们不在台上居高而下地俯视，而是像观众一样来阅读人生。或许换个角度，我们能看出更多不同的观点和结论。
公民责任没有写在你的出生纸上，
也没有写在你的誓言上，
但应该化为所有公民的共同道德准则。
钱世政 : 谈董，作为企业家，在这次抗疫中您第一个率领民营企业接收养老院。自费接了一个烫山芋，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谈义良 : 从我开始做养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让更多的老人真正享受快乐的、幸福的晚年生活。当疫情发生，我能感受到武汉的长者是在什么样的焦虑的状况下生活的，如果有机会帮助养老院尽快走出疫情的阴影，帮助在养老院的长者不恐惧、不焦虑、不担心疫情给他们所带来的一些伤害，我们就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钱世政 : 人们喜欢做的是锦上添花，捐点物、捐点财，可是您接的这个活却让我觉得非常棘手。统计数字告诉我们，50岁以上是易感人群，70岁以上是致死的密集人群。福利院里面都是孤寡老人，您会承担很多很多责任。您靠什么坚持下来？
谈义良 : 他们也是有青春年华的，他们的青春年华也是给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从商业的角度看，他们现在似乎在消耗社会资源，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我们的长者应该得到生命的尊重。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社会的文明进步不在于它有多少高科技而在于这个社会对长者的尊重。
长者人群的确是这次疫情当中的易感人群，他们的致死率的确是很高。也许我们早期在防控过程中没有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需要去关心、爱护的，但我们作为从业者，我们一定有这个责任。我们带过去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更多的还要给他们对生命的向往和阳光。
钱世政 : 您的介绍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人们会产生一个疑问，商业会从善吗？第二，商业如何从善？几十年以来，我们把社会责任变成了一个企业的重要考量指标，商业从善似乎是个道德的境界。很悲哀，在市场上道德的约束和道德规劝是最软弱的，因为市场上我们竞争的就是利，赢为王、败为寇。所以用道德去约束，似乎显得软弱。如何让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企业具有它应有的回报呢？
我们在商界中间就有了几个重要的可衡量的指标，譬如有一个叫“义利99指数”。发起者针对沪深指数和上证指数中间最优秀的企业，根据它的捐赠等进行排序，选出了这些讲义讲利的企业，在这十多年中间，它们的成长性高于平均指数。由此可见，讲道德讲道义的企业，它的利润并没有减少，这个指数的发明给了我们企业界一个正向的能量。
商业从善对社会学有没有价值呢？有，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是万能的，也没有一个政府是全能的。维护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需要用商业从善的力量调节那些不均衡、不平衡的地方，完善社会不完善的，恰恰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观点。
谈义良 : 我们这些长者真的需要的不多，就是给他们这份信心，渡过难关。我们平时一直崇尚教导的价值文化，视天下长者为父母。我们能够去呈现我们的专业能力，这是平时我们一直讲责任与担当的最好的践行。我们在商业过程当中，要有道德的底线，要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当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有一个行业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并且更加呈现这个社会文明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价值。
商业并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润，企业的最终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进程当中，需要有一些企业跟行业来做这样的推进。养老的的确确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商业盈利模式，但总归要有人去做。要有人去摸索跟探索这个社会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需要一种商业的模式来解决这个社会大问题，那一定是要有一些企业先行。我在复旦受这么多的教育，受复旦的人文影响，这对我的事业来讲，是更多的基因——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钱世政 : 我归纳了三点体会，第一点，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所以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来路，而命中注定我们将跟父母有一个渐行渐远的离别。百善孝为先，孝字在中国有更加强力的现实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如何构筑和谐社会。
第二点，如何让孝道变成可持续呢？不能光呼喊口号，谈董正在实践，用商业的行为去推动公益和慈善事业，恰恰是实践下来可持续的。中国的慈善事业初期还是布施者，我们把这个就作为和谐社会，似乎有所不对。把这种布施式的捐赠变成公益事业，是建立一个可循环、可再生、可持续的事业的方式。
最后，谈董所做的事情具有普遍性和普世价值吗？从社会学上我们如何找到它的立足点呢？谈董是江苏的企业家，却逆行武汉，我觉得背后就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公民责任没有写在你的出生纸上，也没有写在你的誓言上，但是这应该化为所有公民的共同道德准则，如果这么做了，那谈董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我们的老人再也不会成为一个仅仅是有思想的芦苇，一折就断。
社会从善，需要市场的力量，
而不仅仅是道德的力量，
这样才可以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钱世政 : 接下来我们连线身处宁波的徐立勋校友。我们了解到，1月29号在您的倡议下，华茂集团开通了“抗击疫情，华茂人在行动”的专项捐款通道；3月10号为了保障开学第一课，华茂集团把20万元的防疫物资运至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助力师生守好安全门，共筑防疫墙；集团旗下的购物中心免除商户一个月的租金。
华茂是个家族式的企业，家族式企业最讲究家族财富的传承、家族资产的保护，可是您作为家族集团的总裁，却赞助一个公益的事业、慈善的事业。一个家族企业为什么要像一个公众企业一样，去尽社会责任呢？您当时有哪些考虑？
徐立勋 ：社会好了企业才能好。疫情刚暴发，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开了一个临时的总裁办公会议，开通了捐款通道。大灾面前，对华茂来说其实有这个传统——1998年的洪灾、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就响应。
家族企业也好，非家族企业也好，它的一个属性是社会的、公众的。所以说实话，那时候没有多少考虑，就觉得我们应该捐款，同时我们在宁波率先免租。
钱世政 : 家族企业在做公益活动和慈善，一定是跟公众和国有企业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家族企业第一考虑的问题是家族财富的传承。第二，家族集团的决策机制也不一样，由此，家族在决策过程、财富分配过程中间经常出现家族企业的特征。您在做公益事业的时候，家族中是怎么协调的？
徐立勋 ：作为华茂来说，包括我们家族成员，公益事业的基因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很简单，国家要强盛，必须是教育先行，只有教育强了，国家才能强。其实我在2000年的时候，考虑除了捐钱之外，是否可以运用我们教育的背景做一点帮助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的事情。到2013年，我们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华茂彩虹计划”。对华茂来说，始终有一个骨子里面的基因，把孩子教育好了，那就是最大的扶贫工作。
第二个问题要谈到我们华茂，包括徐氏家族，2008年，我们签订了一个家族的共同协议，核心思想就是分家分产。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共同股东是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不会把他的股权分配给我们四个子女，等条件成熟以后，会放在一个基金里面，子女不会去继承父亲任何的财产。作为我父亲的长子，我只是继承了公司的经营权，但是我没有他的股份的财产权，虽然说我们是家族企业，但是说得直白一点，在集团公司里面，家族成员就是我自己，我的副总和各个部门的部长都是职业经理人，但我们视他们为华茂的家人。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的障碍。
钱世政 :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社会慈善事业主要是靠家族基金，因为那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家族中间代际关系的独立，让他们的子女可以通过自主的决策，把实现的价值还诸于社会。我们也看到早在百年之前，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成立了基金会，在中国设立了协和医学院，迄今它依然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我们也看到百年之后，比尔盖茨把自己绝大部分财富已经通过遗嘱捐赠出来。这些告诉我们，建立新型的家族理财观，通过家族理财基金，让财产得到保护，而且得到税制的优惠，让我们的商业从善行为来推动社会从善，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徐总，您的实践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让我们看到社会从善，人心向善，需要通过市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道德的力量，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谢谢徐立勋校友。
动力来源于“纽带”——
在美国的校友、在美国的华人和祖国之间
与生俱来的切不断、斩不断的联系。
钱世政 : 我们连线万里之外的宋翔总，宋总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的会长，也是我们管理学院纽约校友联络处的主任。在疫情发生之后，他动员校友和各界援助了大量紧缺的物资，捐款捐物。
我想请教宋翔总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中，你们做捐赠和慈善活动的动力源自于何方？
宋翔 ：谢谢管理学院，谢谢钱教授给我们组织这么一个活动，让我们能够介绍一下纽约校友跟国内一起联手抗疫的一些情况。说到动力，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纽带”——我们在美国的校友，在美国的华人和我们的祖国之间与生俱来的这种切不断、斩不断的联系。
武汉的疫情发生后，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武汉物资短缺的消息，然后很多校友开始行动起来为武汉疫情灾区捐款捐物，包括管理学院资深校友胡国祥，还有我们资深的校友，管院纽约联络处的第一任主任彭谦，等等。很快，这样的活动也感染到了其他的校友，校友会很快就组织起一个30多人的抗疫团队，以校友会几千校友作为后盾展开了捐款捐物活动。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聚沙成塔的信念。
钱世政 : 宋翔总用了一个词“纽带”，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纽带可能是情感的纽带、可能是价值观的纽带，但最终我们发现它实际上是人性的纽带。当发生疫情之后，尽管在万里之外，你们依然发挥了你们能做的所有的动能，紧急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你们做出了自称为微薄的贡献，恰恰是我们在疫战中间最需要的支持。
慈善和公益，实际上已经有数百年历史，我想请教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到美国求学、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中美两国在对待疫情以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慈善义举，也就是中美之间慈善文化的差异或者说异同点何在？
宋翔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华人，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全球抗击疫情，中国上半场，世界其他地方和美国下半场，然后海外华人打满全场。
我对中国具体的慈善的活动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从很多报道上，我也了解到国内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美国的情况，我稍微熟悉一些，很多慈善活动都是以私人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形式来进行。
而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美国中产家庭一年在慈善和政治方面的捐款大约是在3000到4000美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我一开始都不是非常相信这个数字，但是我后来做了一些稍微细节的调查，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可信的。这三四千美元，政治和慈善可能各占一半。美国人中产阶级收入本身也不见得很高，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一年收入也就十七八万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疫情来临的时候，大家从自己并不是很高的收入当中拿出几十或几百美元来捐助中国的抗疫活动或者美国的抗疫活动，变成一个大家都非常有责任感的一种行动，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社区做贡献。
钱世政 : 谢谢宋翔总告诉了我们背后的动因。海外华人为什么愿意打全场？是背后人心向善构成了这样一个价值观的文化，再配上了一个制度文化，那就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比如我们有普通民众的捐赠，也有家族基金会的捐赠，在二战后，美国还通过立法保护捐赠款可免税，那么对于富有的家庭来说，您可以成立家族基金会，既让资产得到保护，又可以得到免税，让捐赠活动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上善若水，最后形成一个伦理文化。
海外华人尽管在万里之外，可是他不仅仅是靠亲情、乡情、友情，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无处不闪耀的对人性的关怀和人性的光辉，他们正在打完上半场打下半场，他们正在打全场，尽己之力，尽己之责。
钱世政 : 商业能不能跟慈善和公益同行呢？一定。因为我们知道慈善和公益活动实际上是个社会的再分配的过程，企业作为盈利组织它参与了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和竞争的手段完成的，它强调的是效率优先，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但是当我们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候，我们又出现了按资分配。这两种分配形式，实际上构成的是市场的动力，驱动的是效率优先。
再分配的背后强调的是公平优先，企业从事慈善事业这算什么分配呢？这叫第三次分配，怎么做？就是通过捐赠。我们把慈善、公益加在一起，那就是高举着公民责任，高举着社会责任，用这样的一个道德呼唤去完成第三次分配，弥补第二次分配中政府无力能够达到的，让我们的人间充满着守望相助的关爱。
在三个访谈中间，我们看到，第一位用的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理念，替天下子女行孝道；第二位用现代家族的理念，不是代际传承，而是相对独立，用关爱留守儿童的方法来实现他对社会尽的责任；第三位尽管身在万里之外，他正在跑上半场、下半场，还在跑全场，连接他背后是个强大的情怀，称为“纽带”，背后就是我们原校长所说的，复旦人无论在何处，别忘了三个字，我们是“复旦人”，那就是情系天下。
再次感谢三位校友，他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谈了对疫情的见解，从企业家的角度谈如何让盈利组织与慈善相向而行，最后让阳光照进每个人的心田，让人世间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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