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正迎来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产业互联网等为核心内容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战略机遇期百年一遇。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从中长期宏观视野看待全球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对重点领域进行研判，并探讨具有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框架，互联网经济学研究联盟、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互联网经济与产业创新发展专委会、腾讯研究院企鹅经济学工作坊等单位，于2020年10月16日联合举办“数字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展望与公共政策创新研讨会”。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单志广主任、赛迪研究院信息化和软件产业研究所姚磊副所长、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高晓雨副所长、中国信通院政策研究部肖荣美主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教授、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昌新博士、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星博士作了主题演讲，《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博士、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博士分别对上半场和下半场演讲进行点评，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吕本富教授进行了总评。腾讯研究院博士后陈维宣主持会议。
会议主持人陈维宣：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通用目的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经济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今年是特殊的一年，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五年计划历史性交汇点上，应该怎样去从中长期视野看待全球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对重点领域进行研判，探讨研究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框架，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另一个特殊点是今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目前还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最近国内也有单点反弹。新冠疫情加速和扩大了社会对数字经济需求，百度指数的检索情况表明，在疫情最严重的二月份初，百度搜索引擎上对“数字化”和“数字经济”这两个关键词检索量呈现非常显著上升趋势，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叙事星座。根据近几年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观察，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在中长期内至少呈现出四个比较显著的发展趋势，一是在总量方面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二是在技术方面数字技术的扩散程度或者渗透度会进一步提高，三是在竞争方面数字生态竞争会成为主流的趋势，四是在产业安全方面数字安全的底线意识进一步强化。
新冠疫情的到来加速了美欧日三方对于数字经济战略的思考，但基于所处位置的不同，其数字经济战略的布局和考虑也有所差别。在美欧日对其数字经济战略的评估及其布局方面，三方的共性在于：对内加大对数字经济新要素的培育，在资本工具、数据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技术四项核心要素投入上集中发力。对外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市场不同部门之间的连接融合水平，持续开展对外国投资的排斥阻隔。具体来看，美国政府整体认可数字经济战略对于疫情应对的积极价值和有效性，布局的核心特点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的快速拓展和应用延伸。欧盟则高度关注疫情和数字经济的互动关系，承认自身数字经济相对发展不足，其后续布局重点在于数据、数字主权以及技术主权。日本新布局的特色是借助美日贸易协议以及欧日贸易协议，加强与美国和欧盟的同盟关系，以此提高数字经济水平，并应对中国的挑战。在美欧日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平台的动向及考虑方面，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美欧日三方受到疫情影响，更加主动推动数字经济的市场连接与互通，以缓解新冠疫情的冲击。并将疫情防治视为战略性国际竞争机会，推动产业及技术对华脱钩的同时，确保其数字经济的全球市场扩张。具体来看，美国追求在疫情期间的国际竞争中维持全球支配地位，这决定了数字经济在美国的网络安全泛化的持续走向。欧盟则基于技术主权理念改变原有的自由经济立场，进入新的泛科技安全阶段，表现为更加积极到运用各种手段介入市场运行。日方则聚焦数据资源，打造共同数据圈，希望形成三方数字经济市场来引领其他国家数字融合，以造就隔离中国非关税市场壁垒，并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面对美欧日数字经济战略布局的应对建议有以下几点：在经济生产层面，一方面通过有效的针对性政策进行扶持，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措施改善外贸环境，保证国际市场占有率，避免被动脱钩。在社会管理层面，首先要强调公平正义，确保疫情防治工作和个人信息权益保障工作的协调，其次需要出台针对性措施提升中国数字经济人文底蕴形象。在国际舆宣方面，我国需要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向外有效传输中国有关数字经济建设基本立场和相应成就，也需要提升境外舆情监测水平，及时澄清和应对各方面负面的舆宣信息。在网络与数据安全层面，需要建立全流程网络安全监测机制与无时差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处置数据安全事件和虚假信息事件，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安全形象。
姚磊
赛迪研究院信息化和软件产业研究所副所长
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方面，应对不确定性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这种不确定性给生产活动带来了很高的复杂度，也使得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首先要化解不确定性问题。当前的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生产过程复杂化、市场需求多元化、产品服务增值化、产品协作多维化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求在数字化转型中引入新的技术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技术视角上来看，产业数字化转型将会迈向万物互联、数据驱动、平台支撑、软件定义、智能主导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生产要素通过数字化技术在数字空间中广泛连接；数据要素可以带动传统生产要素进行快速高效地配置；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体系将以软件为载体在数字空间中呈现；平台作为产业生态的承载主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信技术加上数字空间为载体的新生产方式也使得产业运行更加智慧化。
数字化转型将促进产业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在资源配置方面，数字化转型带动各要素突破边界，全面提升各要素的配置速度和效率。通过数字空间的连接，产业的协同和创新将会迎来极大地简化。企业内外系统、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将会得到更好地连接，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化定制将更加普及。信息传递的及时、迅速也使得组织形态向柔性化、扁平化、无边界化转型。
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选择上，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面临许多现实困境：新事物的出现对传统的运行和监管方式带来了冲击，体制机制壁垒众多。多数企业有转型意愿而无方法，转型之路尚不清晰。在技术层面上我国技术基础比较薄弱，技术储备不足。目前的数据治理缺乏手段，对数据要素如何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共享并没有很好的手段。
因此，在政府、产业、企业层面，我们认为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在政府层面，其重点在于以下四点：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发展路径的探索需要顶层设计来给企业做相应的指导。二是强化数字管理和数字立法。三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四是完善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体系。在产业层面，要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以数字产业化构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以产业数字化带动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企业层面，企业的发展重点在于：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加快组织结构变革，调整管理机制，加强数字人才的培养。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产物，发展特点在于服务贸易的可数字化、服务类型多样化以及交易角色多元化。移动通信快速发展和无线网络全面覆盖大大提高了服务可数字化、可贸易性。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中介平台快速成长以及各类服务模式的快速崛起。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使得个体更多参与到生产和交易活动中，更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供给侧和需求侧，使消费者可以同时扮演生产者和供给者角色。数字贸易的发展其实是对传统贸易形态和贸易格局的颠覆，将其发展框架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要素、两个保障。其中，一个基础是指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一个要素指的是数据、信息、知识的跨境流动和共享，两个保障指的是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方面的安全保障以及数字税收、人才培养、数字鸿沟方面的发展保障。在数字贸易概念及定义上，目前国际上存在宽口径与窄口径两种说法。宽口径的定义认为所有通过数字化形式订购或交付的贸易都可称为数字贸易。窄口径的定义认为数字贸易是指通过数字化交互服务贸易，交易标的是以无形服务和信息为主。其区别在于宽口径涵盖了跨境电子商务。我国采用窄口径方式来进行定义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使用窄口径定义可以和国际标准统计口径接轨。二是从行政职责划分上，窄口径更有利于不同部门确认归属。因此，可以将数字贸易视为以数字技术为内在驱动力，信息通信网络为主要交付形式，服务和数据为主要标的的跨境交易活动。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表明，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19.0%，数字贸易整体规模增长态势可观。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为25.6%，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数字贸易规模增长率是整体服务贸易增长率的7倍，数字贸易已成为带动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数字贸易顺差约为1873.9亿元，同比增长46.1%，说明我国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愈发强劲。随着数字贸易在全球贸易格局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我国贸易焦点将从货物贸易到数字贸易再到服务贸易进行演进。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首先，要制定数字贸易的战略规划，明确数字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目标和发展路径，并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其次，要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培育企业参与国际数字服务贸易的能力。最后，需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治理的环境，加强数字人才的培养。
吴沈括老师就数字经济的国际环境进行了介绍，分享了美国、欧盟跟日本各自的数字战略布局。这些信息为我们现在怎样应对全球环境提供了全面的启示，也为相关的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我认为吴老师在讲中国对策的时候可以针对美欧日分别采用策略，这样作为政策建议更加有实用性。 姚磊老师讲的数字化转型。第一个关键点在于不确定性，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数字化过程当中企业数字化路径及难题。我以前的访谈经验告诉我，市场需求变化迅速，进行数字技术的投入成本非常大，但数字技术无法跟上市场需求改变的速度，这种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数字化需求产生较大影响。姚老师在供给面上也讲了很多，在我看来供给面的数字化难度更深层次是专业化与规模化的矛盾，如为每一个企业专门设计一个数字化的方案，成本极高，企业无法承担。我建议使用模块化的思路来解决供给面问题，由专业平台来提供底层架构，具体的应用交给行业内部的企业进行设计，通过上下双层的结构去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要。随后是高晓雨老师关于数字贸易的演讲。数字贸易的核算也和数字经济核算一样存在问题，即核算方法没有达成共识。我的问题在于数字贸易的核算与数字经济的核算之间，指标能否打通与互联，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贸易在整个数字经济当中是什么地位。我的建议一是在下一步研究中探究数字贸易对于就业增长、生产率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有哪些贡献，这样才能将数字贸易放入高质量增长的框架和背景中理解。二是能否使用国际贸易理论指导解释我国在数字贸易中的政策变化，这可能会对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电子商务20年发展历程的划分。第一个时期是1999-2005年“适者生存”的培育期，第二个时期是2005-2015年“胜者为王”的创新期，第三个时期是2015年到现在“来者居上”的引领期。在这二十年中，从发展定位来看，我国电子商务在培育期主要参考国外模式，在创新期走向全国，再到引领世界。受众规模上，从小范围人群到全国普及，再到国际化融合。产业集聚程度由零星分散到高度竞争，再到加速集聚。主流业态上，从网站电商到平台电商再到内容电商。交易内容上，从网站为王到基于网站的扩展服务，再到多元化、生活化。资本的作用从培育期的介入到创新期参与，再到引领期资本布局。最后在政策导向上，从培育期的规范管理到创新期的积极推进，再到引领期的细化指导。电子商务发展的五大维度。第一，在市场规模维度，电子商务通过订单数及销售额呈几何级数增长为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注入了动能；第二，在信息化发展维度，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创新，也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信息化及互联网应用的重视程度；第三，在技术创新维度，电子商务基于并促进了国民经济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并进一步带动了产品、管理领域的信息化创新；第四，在应用广度上，电子商务在国民经济的各流程（如研发、生产、流通、销售等）都具有深度的渗透及广泛的影响，不仅革新了商业模式，对产业结构、就业形态、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乃至资本市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在作用机制维度，电子商务与各产业的融合和升级，改变现有的生产经营方式，促进产品及服务多元化，最终引领新产品、新业态的陆续诞生与持续创新。在发展历程中，电子商务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首先，电子商务行业由创新驱动和引领，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动态竞争性；其次，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准确判断时机并把握时机，技术、商业模式与互联网发展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成功的案例；最后，电子商务跨界属性日益增强，随着线上线下高度融合，新业态边界越来越模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视角的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研判。宏观上，电子商务发展引领一系列新技术的发展，其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会持续创新，在未来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其溢出效应也会进一步放大，覆盖更多领域。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治理环境也将日益完善。中微观视角上，最大的趋势是电子商务发展商业模式要逐步的回归商业，回归到通过买卖来打造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而不是烧钱争夺流量追求上市套现。在人口红利逐渐枯竭的未来，2B模式是未来的重要突破口，消费电商向产业电商进化。在新基建和新技术应用的加持下，将迎来从产品到服务、从移动到直播、从线上线下融合到上云用数赋智的数智化转型。电子商务将成为设计、生产、流通、销售的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内化为经济活动的“标配”，所有的经济活动以及大数据产业、智能经济等新业态都离不开电商的支撑。“十四五”期间电子商务的发展建议。在未来的电子商务发展中，推动电子商务的线上线下同质同价是重点，要运用电子商务促进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化文旅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直播电商、B2B电子商务、C2M模式和围绕电子商务发展的服务业等模式值得关注，电商发展的要素市场、配套的人才培养和物流体系的优化也不可忽视。电子商务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服务国家战略，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成就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人民生活生活的愿望。
新基建概念与内涵。新基建面向知识社会经济，首先是要构建数字孪生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向数据流的融合，实现创新迭代，进而充分解放人力和增强服务体验，使创新活动成为人类主要活动。整个过程是在支持数字孪生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知识应用融合迭代。我对新基建的具体定义是基础设施是由各种新的技术以及传统的设施融合而成的，通过物理基础设施、数据、软件知识构成的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平台设施。“十四五”期间新基建发展的趋势。（1）数字化平台为企业赋能。大企业往往以数据和资源赋能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快速迭代为大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可以逐渐形成大中小企业格局优势的数字化产业生态格局，从而发挥了数字平台赋能功能，实现基础设施的职责。（2）建设和运营出现新模式。在平台化基础设施的概念之下，其建设和运营会有一些新的创新模式。以制造业为例，在以制造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政府三方结合的新型发展模式和路径中，制造业企业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和探索；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治理的机制和政策；平台作为新的市场主体超前布局共性平台的关键技术，加速迭代平台，打造培育平台生态。（3）新基建未来发展需要核心保障。核心保障包括数据保障和产业保障。数据保障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数据可用，大数据中心使用效率偏低，存在资源浪费；二是基础设施从数据产生到传输到存储面临资源紧张的情况，需要扩充传输能力和存储能力。产业保障则是需要一个生态圈的迭代以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4）新基建安全治理需要重视。工业互联网本身的网络设施具有开放性，以方便进行更多的资源对接，这个过程一方面提升效率、增加效益，另一方面也引入了不安全因素。目前新基建的复杂性、脆弱性格外突出，安全性隐私性成为关键，需要规范管理治理能力。（5）新基建能效管理逐步发展。目前IT行业面临的能耗是极其紧张和严峻的问题，其能耗远超原本想象。能效管理类政策正在逐步出台，新基建的能效管理越来越被重视。新基建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影响。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系对ICT产业需求呈现日益增强的态势。但各个区域的发展差别较大，遵循着先行先试的模式。在宏观经济量上，对经济范式的影响在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资产化与价值化。对于商业模式来说，新基建与各行各业融合带来了众多创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新基建在国家及地方层面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新基建项目的落地需要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从今年来看，主要的政策创新点集中在专项债、企业债券、REITs基金等方面。新基建专项债发行概况及难题。专项债最先于2015年由财政部推出，在2020年，财政部将新基建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落地的新基建专项债发行项目仍然比较少。专项债资金明确要求必须投入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类项目，项目收入可以覆盖发债本息，而一般债券可以由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偿还本息。专项债券必须有明确的盈利模式，计算清楚新基建项目产生的投资回报能否覆盖本息，且对覆盖倍数有具体要求，这是目前地方政府推行专项债支持新基建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从目前的支持政策和地方政府发债情况来看，新基建专项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企业债迎来申报改革。企业要投资新基建项目，可以通过发债形式直接融资。新《证券法》实施后，企业发债实行注册制。其中，企业债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受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发改委进行监督指导，履行发行注册程序。公司债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并报送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改革后，企业债券基本的发行条件比较宽泛，但政策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时间检验。 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政策要点。从政策的内容来看，政策要点主要在于：一是基金的建立必须依托既有项目，项目需具有成熟的经营模式及市场化运营能力，产生持续稳定的收益，具有较好的增长潜力。二是项目要符合相关政策手续，通过竣工验收。三是鼓励将项目回收资金用于新的基础建设，形成良性投资循环。最后是我关于新基建投融资政策创新的三点思考。一是要加强新基建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的合理性和协同度，地方的规划要和国家规划做好衔接，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要形成合力。二是要鼓励金融工具创新使用，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新基建项目仍需要金融工具创新予以支持。三是新基建项目的参与主体要用足用好各项财政金融政策，创新性推动新基建发展。 数据资产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数据资产化是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实现按照市场贡献决定报酬的先决条件，是展现企业真实价值、体现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同时，数据资产化还是实现数据规模化使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影响数字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目前数据资产化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技术性”的匮乏，主要是指企业缺乏数字化的思维与手段，企业内部沉寂的数据资源难以有效利用（资产化）；二是“规则性”的匮乏，对于会计意义上的数字资产缺乏明确的概念和边界界定，实践中部分企业为体现出数据资产的价值只能以专利的形式记在无形资产条目之下；三是“方法性”的匮乏，缺乏针对于数据资产价值评价的有效评估方法和工具，以及没有权威性的数据资产登记机构等。对数据资产化三大关键点的初步认知。（1）关于数据资产的定义及特征。数据资产必须满足资产的基本要求，同时又要体现出数据要素特征。我们认为数据资产是在经营活动之中产生的或者从外部渠道购买的，具有企业拥有权和控制权的，预期在未来一定时间内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具有可控制、可变现、可量化性，其中可量化性是最大的难点。（2）关于数据资产的定价方法。数据资产从来源来看，可以分为外购和内部产生两类，外购数据资以购买价格为基础，内部产生的数据资产目前基于会计计量的谨慎性原则，对数据资产初始计量普遍倾向于使用“成本法”，但这会造成数据资产价值的低估。为更准确、客观的反映企业数据资产价值，建议在每个会计期期末对数据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对数据资产的增值情况进行适时披露。在具体开展资产价值评估的过程中，需要从数据、质量、应用、风险等多个维度考量其对数据资产价值的影响。（3）关于数据资产会计计量。早在2008年，联合国、欧盟委员会、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发布的《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2008）》，将原“无形固定资产”改称为“知识产权产品”，在“知识产权产品”条目下设“数据库”子条目来反映数据资产的价值。我国在《2016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引入了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参考国际国内探索，结合数字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同时为确保会计计量的有序性，当前阶段建议在“无形资产”科目下设立“数据资产”子科目来体现数据资产的价值。数据资产化配套政策建议。企业层面，企业本身需要强化自己的数据资产的意识，建立起覆盖全流程的数据核算部门，设立“首席数字官”职务来统筹和利用好企业的数据资产。产业层面，应加快建立数据资产行业标准，设立专门的数据资产登记机构等。国家层面，应加快出台“数据资产”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为数据资产化构筑制度保障。
今天会议主题关于数字经济中长期的趋势展望，这是一个大题目。数字经济每隔三五年就发生重大改变，甚至很多赛道的商业模式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做这样中长期的趋势展望是非常困难的。本次研讨的背景是今年为“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再加上面临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变化，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能不从更长一点的视野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发展。虽然我们不可能预测数字经济在两三年之后会发生哪些具体的变化，但是套用一个比较时尚的词，我们可以去寻找通往未来社会的坐标，可以通过总结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去推演其未来发展的大致走向脉络。我这里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作为一项通用技术，数字技术将会深刻影响下一个一百年，这是比较确定的大趋势。我们有幸赶上一个百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节点。纵观近二百年来的人类经济增长历史，十八世纪中后叶，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从此扭开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阀门。此后我们又于十九世纪迎来电力技术革命、二十世纪迎来信息技术革命。当前二十一世纪，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下一个一百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变迁。第二，数字经济的趋势演变离不开基本的经济规律。奠定经济学大厦基础的一些硬核理念，比如供给与需求分析框架、边际分析、成本收益权衡（trade-off）、最优均衡、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目标等等，并没有因为数字经济的到来而被颠覆，甚至可以说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领域。因此，这些经济规律是我们研判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武器。第三，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差异化渗透的底层逻辑值得去探寻。目前来看，数字化发展进展比较明显的包括零售、金融、教育、医疗、企业服务、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制造、能源、交通出行等领域未来潜力很大，农业的数字化刚刚开始探索。数字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速度和方式规模存在差异化，其规律值得探寻。第四，数字技术的核心能力及其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路径需要总结。数字技术是有价值的，但不是万能的，它会在哪些地方产生价值，以及以何种方式去改变社会生产关系，都需要加强研究。第五，需要重视异常点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判断。底层技术和终端硬件的变化，往往会显著地改变要素禀赋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成本和收益结构。比如手机的出现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繁荣。第六，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政策走向的研判。在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政策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数字福利。目前大家广泛关注的很多公共政策冲突问题，比如平台责任、数字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等等，根本上都是数字福利经济学的问题。（2）数字资产。数据资产化是未来企业和国家层面都需要关注的问题。（3）国家数字竞争力。下一个一百年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需要比较的，可能都是数字竞争力。（4）产业安全。在智能经济时代，产业安全的内涵随着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发生了新变化，需要从网络空间或产业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待新形势下的产业安全。
我们现在在探讨未来5-10年数字经济中长期问题，我非常同意绪亮的说法，数字经济的具体发展无法预测，但我们可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插一个旗，一是预测方向，二是避免风险。有关于吴沈括老师说的国际形势。在过去，中国加入WTO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未来5-10年一定会形成新的数字WTO，中国又面临新入关的危险。因此相关方面的考量应从数字WTO开始形成时就提上日程。姚磊老师讲的数字化转型，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是转型是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二是确定性又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寻找弹性方案，如果方案过于刚性下一个技术浪潮来了就失效了，这可能是数字化转型的两个基本的依据。然后是高晓雨老师所说的数字贸易问题，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窄口径比宽口径好，数字贸易的范围不建议完全扩大，盲目扩大以后会引起各种争端。接着我们陈永伟老师做了点评，点评中的亮点在于提出未来5-10年中，数字基建除了寻找数字经济的动能以外，还要寻找数字经济的势能，动能和势能相结合才是最好的。欧阳老师分享的电子商务主题中可以作为未来旗标的有两句话，一是电子商务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盘，二是商业模式经营要回到买和卖的基本盘。接下来刘昌新老师提出的新基建相关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基建要塑造数字孪生空间，能够把数字孪生空间塑造出来进行知识传递，其他的次要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腾讯的王星老师讲投资，我总结为两句话，现在新基建投资遇新还旧，要把遇新还旧变遇旧还新，数字化智能化部分作为重点投资，如果不完成这一转变，数字基建可能也会走偏。肖老师说的数字资产定价确实是核心问题，生产要素定价的前提在于确权，要解决索洛悖论问题。不管是计算机、信息技术还是数据，它创造价值的过程事实上是混合的过程。现在我的研究组也在进行数据价值计量方法的研究，称之为虚拟场景法。所有数据都离不开场景，数据要计算的价值就考虑虚拟场景在哪里。因此我建议肖老师做通用价值计算是不太合适的，这件事在会计报表上可能永远有矛盾。绪亮说的很好，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判断基础在于能否增加社会的数字福利，数字福利是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唯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