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9日，由腾讯研究院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2021”召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双侧记：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的演讲。我很喜欢“科技向善”这个概念。尽管我不怎么懂科技，但是经济学同样研究“向善”，也就是说所有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人服务。所以，我今天将从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解释“向善”。老龄化和人口发展趋势对经济的影响来自两侧：供给侧和需求侧。供给侧是过去谈过的，所以我们现在更要关注的是需求侧的冲击。
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首先是生育率的下降。按照一般规律，人口生育率都会经历一个下降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人口最终的转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逃脱不了的命运，即使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高，但仍然在走向老龄化。对个体来说，人其实从生下来就在走向“老龄化”，《本杰明·巴顿奇事》（编者注：又名《返老还童》，电影讲述了一个人出生时便是老人，一步步走向年轻化的故事）是不会发生的。人口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样，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生。
老龄化看上去是老年人比例不断提升的过程，好像波澜不惊，但其实有很多关键转折点。其中最关键的两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负增长。2010年是中国到达第一个转折点的时间点，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负增长。按照目前的预测，保守一点地说，在2025-2030年间，一定会发生中国人口到达峰值的情况，之后就进入人口绝对减少的过程。这是两个可能会带来经济冲击的转折点。
我们就两个转折点做一个假设。2010年是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在这之前，中国在收获人口红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之后，到达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期间，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我们还遭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去全球化趋势也开始甚嚣尘上，这些都在需求侧给中国带来一定影响。加上我们潜在增长率下降，我们传统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下降。
当供给侧的潜在增长率下降，需求侧的潜在增长率也应该是下降的趋势，这两者总体来说是保持吻合的。因此我们看到，过去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幅度和实际经济增长下降幅度一致。但是如果到了第二个转折点之后，我们还没有好的应对策略，需求侧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低于供给侧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供给侧的潜力能够保障这样的经济增长、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力的提高，但是需求侧不能保证实现这样的潜力，结果将会是在原来增长速度缓慢下行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行。因此我们既要有供给侧的改革，也要有需求侧的改革，要搞“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两个人口转折点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首先是一个老故事，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解释一个道理，为什么劳动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比较优势下降。第二，劳动力不再大规模涌入市场，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更高。过去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市场，不断改造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现在增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速度放慢，不能支撑经济增长。第三，劳动力短缺导致企业大规模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人替代活人，企业固然也是不得已为之，但也带来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结果。这三点从上到下分别讲的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过去我们生产率改进主要得益于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个人得到更多的收入，宏观经济得到生产率的提高。当没那么多的劳动力、没那么快的转移速度，资源重新配置效力就不能获得原来那么多。由于第二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增长率放慢，还有一部分劳动力逆流回到第三产业。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不断转移，调整产业结构赢得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学家说的“库兹涅茨过程”。现在会出现这一过程，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如原来快了。美的用10块钱的人工成本，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在宏观配置的意义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减慢了。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个经济模型中，算出的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供给侧的因素，过去这些年我们实际增长速度的确也下降了。
蓝色的一条线是我们当年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后来也被证明的确如此。绿色的是实际增长率，总体来看，历史上如果两者还有不吻合的地方，那么到了2010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我们推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将会完全引导着实际增长率的下降，也就是说这期间没有需求侧的冲击。增长能力能达到多少，实际增长率也就达到多少，没有外部的干扰。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人口转折点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会带来需求侧的冲击，也就是说在原来经济增长下行的基础上，如果应对不好，会带来新的冲击，那可能比原来预料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再低一些。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绝对减少将如何影响需求？我们以消费需求为代表来说明，总体上而言是三种效应：第一个是总量效应：人口就是消费者。大家看这个图，横坐标是年龄，从0岁到100岁，钟型分布的图是劳动收入，20岁以后人们才会有收入，60岁以后劳动收入就没了。但看黄色的这条线是消费，从生下来那一天到去世那一天，每天都在消费。所以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慢了，消费就增长慢了，人口不增长了，消费就不增长了。有人说，人口少了我们可以消费得更多、更好，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在人口不断增长、消费者不断增长、消费不断增长的时候，同样也可以消费得更多、更好。因此，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人口减少就是消费者减少，就是消费的不足。
第二个是结构效应：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消费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对中国来说，老年人的消费力是下降的。同样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总体上终身都在消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是在逐渐下降的，古今中外都证明是这样。在西方国家，一般认为他们的老年人收入是更高的。第一，他们的薪酬报酬是随着年资提高的。第二，他们的养老金保障水平比较高。第三，老年人还积累了财产性资产和财产性收入。但是他们的消费也是下降的，因此经济学里出现了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对中国来说，这个谜并不存在。因为中国老年人的劳动收入越来越少，社会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还处在广覆盖但是低水平的阶段。另外，过去那一代老年人积累的财产性资产并不多，来自这方面的收入也不多，因此我们老年人的收入就是低的，所以没有“退休消费之谜”。收入低、保障不充分，消费就少。第三个是分配效应：当一个社会都是中产阶级的时候，消费将得到最大规模的释放。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差距太大，高收入人群将消费不完收入，低收入人群将满足不了自身的消费需求，总结果将是过度储蓄。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城市比农村的收入高，因此，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就低于农村。这说明收入低的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是影响未来需求的几个主要效应。但是对我们来说，早日过渡到“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是完全有潜力扩大消费需求的。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美国、欧盟比较，消费率占GDP的比重都还低很多，潜力是巨大的。同时，也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有3个数字在世界占比会发生趋同。中国人口占世界18.2%，GDP占世界16.3%，而中国最终消费总额只占世界的12.1%。未来大家都知道，GDP和人口占比肯定会趋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来首先要跨进的目标是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的人均GDP，接下来超过它。与此同时，最终消费占比还会和我们的GDP趋同，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率跟世界的平均水平越来越一致。这两点之间现在有四个百分点的差距，而世界GDP的四个百分点相当于英国全部的消费额，这意味着我们潜力是很大的。未来，挖掘这个潜力，首先要保持收入增长，我们居民收入提高要和GDP增长保持一致。我们知道，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的两个定性但是内涵定量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十四五”结束的时候，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个目标是2035年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第一个目标是2025年收入超过12000美元，我们一般的预测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目标是到2035年收入达到23000美元，也就是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中间1/3的水平。这两个目标通过不同的预测，一般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总体上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到2035年略有差距。如果加大改革力度，同时收获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结果。但是，必须要保证需求侧的因素能够满足潜在增长能力的要求。那么需求侧的因素怎么能够满足呢？这就必须有消费需求释放更大的能量，消费需求能量的释放要靠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必须保证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长同步。这是我们算的过去的同步系数，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过去20年这样的同步系数，就意味着当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我们的居民消费也能够进入相应的行列。 因此分好蛋糕十分重要。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表达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的指标，总体上长期来看都是一个平坦的U字型曲线，住户收入占比、劳动者报酬占比、消费贡献率都是这样。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看是一个平坦的倒U字型曲线，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和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改善收入分配是可以解决劳动者报酬占比、住户收入占比等等消费力水平的。因此，未来必须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目前，劳动力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帮助我们缩小了差距，近年来也显现出基尼系数的下降，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有再分配的介入。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甚至有一些在0.3以下。但是如果看另一个统计数据，即初次分配之后，再分配之前的基尼系数，其实和拉美国家没什么两样，都在0.4、0.5甚至更高。这是通过再分配，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的作用，才把基尼系数高达35%的比例砍掉。因此，最终的收入分配结果还要有再分配的介入。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培养和改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有人做了12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这两者之间有高达0.95的相关系数。 我们现在要培养的重要消费者群体和新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三个：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有近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这部分人大多数仍然处在相对低的收入状况，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入中等收入群体。大家说这个目标是不是太高，他们才刚刚脱贫。我们讲“取乎其上，得其中”，因此按照迅速把他们推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做，至少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支撑中国消费需求的重要消费者群体。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我们尽快把现在绝对脱贫的政策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OECD国家认为，应该用全社会中位收入的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我们看了一下，2019年农村居民中位收入是14389元，50%就是7195元。但是最低的20%的家庭，目前收入只有4000多块钱，这就意味着还有20%的人口在相对贫困之下。我们不断帮助这群人，就意味着不断把他们推向中等收入群体。第二，目前有2.9亿农民工，其中转出农业从事非农产业，但是没有离开自己乡镇的农民工大概有1.17亿人。外出离开自己乡镇的农民工有1.74亿人，这里大概有1.35亿稳定住在城市。但这部分人还没有得到城市户口，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够均等，他们还有后顾之忧，所以即使收入增长也不会完全消费。因此尽快通过新型城镇化，解决他们城市落户的问题，进而可以大幅度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我们做过一个模拟，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仅仅得到户籍，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高27%。第三，老年群体。目前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占到2.45亿，接近于发达国家的全部劳动力。这个人群很重要，老年人更应当享受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费和生活质量。因此，要通过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对他们的保障程度，以及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护理等各个方面的服务，使他们过上中等收入人群应有的生活品质。这意味着中国消费水平的大幅提高，同时也符合我们“向善”的最终目标。点击观看回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