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聂鑫：互联网内容生态变化的历程、路径与反思

【论文摘要】互联网媒介技术变革、用户参与内容的社会化生产以及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多元行动者的互动融合共同影响着互联网内容生态的变迁。本文首先分析了从门户网站时代，到博客时代，再到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内容生态的变化历程和主要特征。继而，文章分析了互联网语境下主流媒体与平台媒体对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的路径。最后，文章从技术创新层面和社会心态调适层面提出促使内容生态良性发展的对策，并对互联网内容生态如何处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做出反思。

【关键词】互联网内容生态；内容生产；传播业态；算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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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Web1.0到Web3.0时代，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快速升级革新深刻影响着中国网络空间中媒介形态和舆论格局的不断变革，导致互联网内容生态发生显著变化。在技术主义范式下， AGC（算法生产内容）、MGC（机器生产内容）模式将机器人写作引入自动化内容生产中，同时，基于“算法推荐”的内容分发重塑互联网内容的传播路径和承担“数字把关人”功能。

在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下，技术赋权导致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与消费的边界逐渐模糊，用户从内容传播的被动受众角色向主动参与社会化生产转变。新闻媒介场域中的多元行动者（actors）角色流动和杂糅（hybridity）构建了新新闻生态系统，内容生产和分发向深度媒介融合和媒体平台化趋势转型。

在互联网语境下讨论内容生态，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超越传统“职业编辑”专业化生产和体制内媒体垄断传播资源的“新制度主义”范式，需要更加重视分析互联网内容生态与技术驱动、用户社会化生产以及新新闻生态系统多元行动者在多重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关系。

从技术层面看，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算法推荐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新闻分发的主流模式，基于用户需求的智能分发提升了互联网内容推送的可达性和精准度。但是，也有评论认为，以机器算法分发为核心的资讯平台媒体所谓“内容不知情”和“内容的非主观参与”的“他者”生产模式存在“伪中立性”，并对“以技术主导”的内容把关机制产生质疑。

201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评论文章，批评部分商业网站、移动新闻客户端的算法推荐模式导致“信息茧房”、“回音室”等负面传播效果，反映出主流媒体对新媒体内容生态的“流量焦虑”和“算法焦虑”。此后，相关商业互联网平台媒体过加强人工审核和干预、增加正面主流报道的权重赋值等方式对算法推荐进行矫正和回应，通过强化人工监督和干预下的算法推荐技术优化平台媒体的内容生态。

从用户层面看，“受众注意力”和“用户生产”逐渐成为互联网内容生态中的核心资源。一方面，彭兰认为“社会化媒体是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用户取代内容成为互联网传播的关键网络节点。在内容信息严重过剩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下，“用户注意力”成为媒体争夺的核心要素，为传统媒体带来最大利润的价值支点已经由内容产品的品质向全方位用户价值挖掘转变。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传播的“施为性”和“交互性”，新闻内容生产超越了传统专业媒体机构内部的组织化过程，从传统主流媒体的“编辑主导”转向“编辑和受众共同参与”的内容编辑和生产流程，用户和受众被卷入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过程中。

从新新闻生态系统层面看，以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和自媒体构成的媒体行动者以及为上述行动者提供资讯聚合、分发的平台媒体，共同组成了新新闻生态系统，平台媒体成为互联网内容生态中技术驱动和用户关系的关键载体。在互联网传播格局中，复旦大学李良荣指出随着“制播分离”新模式出现，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

由此，机构媒体和专业媒体逐渐向媒体平台化转型，而人民日报等传统主流媒体也通过建立新媒体聚合平台“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人民号”的方式，利用主流价值观纾解与优质平台聚合向互联网内容生态注入正能量。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问题：二十余年来中国互联网内容生态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历程？为了缓解“流量焦虑”和“算法焦虑”，主流媒体和平台媒体都采用何种路径进行改革与创新？未来互联网内容生态如何良性发展，正能量内容传播能力如何不断提升？

一、互联网内容生态发展的历程

本文将以技术驱动下互联网媒介形态变迁为主轴，重视互联网内容生态发展的历程，并分析用户社会化生产和多元媒体行动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总体来看，互联网内容生态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01

门户网站时代

以新浪、搜狐、网易为代表的新闻门户网站，虽然由于缺乏原创时政新闻采编权而无法摆脱对传统媒体的内容依赖，但是网站编辑仍拥有对内容的编辑权和强大的传播优势，门户网站围绕重大事件进行全媒体传播，在互联网内容聚合和正能量价值引导方面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门户网站仍可以通过“新闻策划”，对不同媒体来源的报道进行聚合、筛选和再编辑加工，同时也承担对网络内容的“把关人”功能。

蔡雯从商业门户网站对上海世博会的新闻策划分析认为，新浪等网站开通“城事”、“2010走读世博”等专栏，通过对海量网络内容重新组织、包装的“整合”方式，实现对新闻事件的专题报道。也有学者指出四大门户网站通过发展数据挖掘、可视化表达的“数据新闻”，开辟了更加适用于互联网传播和用户阅读的专业内容生产（PGC）的路径。

此外，传统研究一般认为，传统门户网站采取“告知”的内容供给逻辑，用户只是相对被动的接收者。但相关研究指出，门户网站编辑也会热衷于发掘通讯社和报社记者没有发现的，而由网民提供的信息和图片，从而使新闻内容的来源不仅限于职业记者，而是向用户层面参与拓宽。

02

博客时代

从门户网站的内容编辑和传播影响看，网站编辑仍拥有对内容的掌控权和主导权，其生产和传播依然是专业化生产模式，而随着博客时代的到来，社会化生产出现，草根用户成为参与网络内容生产的主体。由此，网络传播模式由“大众门户”向“个人门户”变革，区别于门户网站以主流媒体为内容取向，博客是以个人化、个性化的“非编辑生产”为主导的内容生产。互联网内容生态从门户网站的“你说我听”转变为博客的“众声喧哗”，从而冲击了传统新闻媒体的单向传播体系，对于公共事件和政策解读向共享传播和小众解读转变。

在内容生产层面，博客与门户网站、传统媒体又形成互补和共生的格局。诸多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往往是由草根博客进行首次报道，博客社区通过博客链接将优质内容进行过滤和筛选，而记者从博客发掘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跟进深度报道与专业写作，最后博客又对记者报道进行事实验证和重新过滤的循环过程。

在社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博客既成为新闻披露的源头，又与传统媒体的报道进行补充，在传播内容上两者形成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博客内容生产的个人化和自主化，也导致其丧失了由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的编辑进行把关的机制和功能，博客内容的真实性、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往往只能依靠博主和博客社区自身的自律性，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互联网内容生态的鱼龙混杂。

03

社交媒体时代

微博和微信“双微”的兴起，推动着互联网内容生态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形成了新的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和平台媒体并存的格局。互联网内容生态呈现内容生产社会化和多元行动者逐渐加强正能量内容策划的突出特征。

其一，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新闻生产从组织化向社会化变革，从而使“人人成为记者”变成可能，记者的新闻报道和内容生产由记者主导向公众参与的协同传播转变。互联网对网民对技术赋权让“人人都有麦克风”，互联网内容的话语建构方式从以调查记者、资深博主为主导的精英话语，向以用户社会关系为需求的大众话语下沉。

但是，由于网络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互联网信息分发过程中产生的“过滤气泡”、“信息茧房”等原因，社交媒体上网民的公共意见、意识形态存在相互区隔的现象，相较于博客时代“广场式”的众声喧哗，社交媒体时代既呈现“客厅式”或“后院式”的窃窃私语，又具有快速传播、舆论动员的“广场时”扩散效应。

借助社会性媒体，网民不再满足于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一家之言”，而是倾向于采取用户与媒体“共建事实”的方式探求“真相”，不过，这也导致了网络舆情炒作、非理性表达被大量传播。这一变化趋势致使主流媒体话语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也使国家互联网内容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2014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逐步推行网络空间治理工作，“通过‘净网行动’、‘清朗行动’等推动网络空间运作的规范化、秩序化和安全化”，使互联网内容生态整体回归理性。同时，公众对依法保障网络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诉求也具有越来越高的期望值。

其二，互联网多元行动者加强正能量内容策划，通过媒介融合的高质量内容生产和利用互联网实现用户吸纳与互动，从而构建起以主流价值为主导的互联网内容生态。

（1）专业媒体加大正能量的专题报道策划，并采取各种媒介融合形态提升内容质量和传播效果。

例如，《局面》栏目对江歌案、小凤雅、“杭州保姆纵火案”等事件的关注和报道，引起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并引发网络舆论的大量参与和讨论。《局面》作为专业媒体的视频节目，依托《新京报》取得的新闻采访权，得以与舆论焦点人物的深度访谈，取得专业的调查报道材料，同时，又通过腾讯视频和腾讯新闻平台向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传播，展现了专业媒体在互联网语境下采取多媒介融合形态实现有价值内容生产和拓宽传播渠道的路径。

（2）机构媒体在重大时事政治事件和舆情事件中提升议程设置能力。

话语传播模式上，机构媒体糅合了政论模式、故事模式以及信息模式，并逐渐呈现出情感导向模式，通过常规化的日常表达改变了传统严肃刻板的形象，从而提升受众对于主流价值内容的认受性。一项对于微信号“长安剑”的分析认为，其文本修辞及话语结构形塑了一个“穿着便装的自己人”，在议程设置上对“舆论一律”的正统宣传观念实现继承和强化。

也有研究认为，“上海发布” 以议题和事件为节点，通过新媒体矩阵营造直接与公众沟通、互动的政治沟通场域，“让政府直接走向政治沟通的前台，扮演积极的沟通者角色”。

（3）平台媒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平台策划进行正能量传播。

平台媒体对内容生产“众包”和内容分发缺乏人工必要干预的算法依赖，一定程度造成平台内容存在“偏轨”。经过约谈及整改后，今日头条、凤凰网等平台和网站推出新时代频道提高主流内容的分发效率，喜马拉雅通过引驻人民网、“小红花党团课”等账号进行正能量主题策划，人民日报与Bilibili进行战略合作等，整体上实现主流媒体与平台媒体的融合发展，提升平台媒体内容的正能量赋值。

而随着抖音短视频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抖音西安”等账号获得大量用户参与，互联网形态将呈现社会化、互动化、视觉化等趋势，“以图像、视频为主的融合新闻产品逐渐占据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地位”。

二、互联网内容生态变化的路径和特征

（一） 传统主流媒体的内容改革与创新

在数字化传播语境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传统主流媒体在围绕重大时事政治事件的权威报道和主流价值引导过程中，利用媒体融合形态及网络平台多维度传播手段对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

1.大众化、煽情化的话语色彩

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大众机关党媒在内容改革与转型过程中逐渐背离了保守主义的宣传范式，而是突出情感模式，直面草根话语关注的社会矛盾，加强了主流媒体对于社会公众诉求的回应和彰显“正义守护者”的形象。一项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微博在对社会公众的政治调适过程中采取了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范式，“通过情感化表达、采纳民众话语和视角，营造与民众的亲密联系，获取其情感支持”。

还有研究通过对《新京报》旗下“政事儿”的比较研究，认为母报为传统主流纸媒的微信公众号呈现了“去政治化”和“个人化”叙事框架的感性政治模式，“满足受众对细节和‘轶事’的情感需求，以此获得关注”。在互联网内容生态环境下，大众机关党媒采用弱化说理，强化对社会公众的共情和理解，从而试图完成对公众民意的吸纳，重建党媒的文化领导权。

2.内容生产的多元化、融合化

主流媒体的话语范式从以正面宣传为本位“中心辐射式”，向多元化、众多信源交叉传递的“网状交互式”的传播方式转变，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传统主流媒体在“两微”平台上采取与其主报、主频道截然不同的内容报道和发布方式。如人民网“人民视点”、新华网“焦点网谈”将深度报道聚焦于正能量事件案例的追踪报道而非局限于传统的“曝光式批评”，从而提高网络舆论对正面议题关注。

此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通过媒介融合形态，加大内容创新，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分众向聚众、单一向融合转变的传播过程。例如，新华社推出了“新华社发布”客户端，通过新华社信息采集优势，在重大时事政治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推送速度上努力超越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客户端，同时推出“我报道”客户端，开放普通公众向新华社发送图片、视频和文字等新闻信息的渠道，促进国家媒体中的公民新闻参与。

（二）互联网平台媒体的内容生态改革

1.增强了人工审核对于算法的干预，对正能量价值信息基本实现“人工+算法”相结合的分发模式

互联网平台媒体自被网信办约谈以后，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算法分发新闻的推荐模式，对头条要闻、重大时政新闻加强了人工审核和人工编辑分发。例如，今日头条进一步扩充了审核人员队伍，将6000人的内容审核队伍扩充到10000人，不仅重点推荐关于领导人的重大时政报道，还对相关评论进行严格的人工审核和把关。

2.通过置顶、专题栏目以及增加推荐权重等方式提高主流媒体的内容分发频次和数量

目前，资讯平台客户端主要有三种正能量内容的分发推荐方式。首先是共性推荐，即重要报道实现全网覆盖；其次是个性推荐，为应对网络传播碎片化特征，根据不同的报道主题、结合受众兴趣，进行更加精准化的分众传播；最后是通过弹窗推荐，实现重大报道、重要资讯内容对受众实时投放。

具体做法上，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界面新闻和凤凰新闻等平台客户端对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文章实现了人工置顶；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增设了“新时代”栏目，提升权威媒体新闻的到达率和覆盖率。同时，在日常新闻报道中，权威媒体账号生产的内容被加权推荐给更多用户。

3.通过“流量倾斜”等方式，放大正能量内容声量、讲好中国故事

平台媒体加大了正面内容的策划力度，通过流量倾斜鼓励正能量内容的创造和传播，对于正能量内容分发采取主动推荐，引导平台用户的信息浏览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今日头条和抖音分别推出“国风” 计划和“美好生活” 计划，通过设置正能量视频的内容池，提升主流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

其中，抖音“西安”的点赞量超过一亿次，在抖音海外版的总播放量也累计超过1200万次。可见，利用好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媒体，实现正能量内容的差异化传播、精准化推送，可切实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上述针对算法的平台媒体内容生态改革，有效提升了正能量内容的覆盖面和传播力。通过平台资本投入、流量倾斜和主流价值引导相结合方式，能够汇集“众人之智”实现优质内容在平台媒体上聚集，将平台媒体塑造成为正能量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关键节点，从而塑造良好的互联网内容生态。

三、促使内容生态良性发展的对策

（一）以技术创新进一步实现正能量传播

《人民日报》在2018年6月连发“三评”指出新媒体内容生态要在主流价值引领下利用算法技术实现互联网优质内容的传播。在加强人工干预的基础上，应探索算法技术的优势，利用算法推荐提高重大时政报道、主流价值观内容宣传等正能量传播的到达率和精准度，实施策略包括以下方面：

1.设置正能量“内容池”，提高正能量内容推荐的优先权重

优质内容供应是实现正能量传播的先决条件，通过设置“内容池”，可让算法自动识别数据库中新闻媒体的正能量报道并加权推荐。

具体做法上，一是建立正能量要闻池。将人工标注精品的正能量内容纳入要闻池，文章采编上适当侧重权威媒体和传统主流媒体的内容，采取“人工标注+算法推荐”的推送形式，提高正能量内容的传播力。

二是建立正能量样本库，优化价值观模型。通过机器学习内容将正面宣传内容纳入样本数据库，并通过人工智能形成一套算法可自动识别的主流价值观模型，识别出优质内容、并进行加权推荐，增加相关内容的曝光度和到达率。

三是建立正能量词频库，对互联网内容关键词进行有效细分和筛选，逐步形成基于正能量、负能量的词频库，在此基础上结合算法技术对正能量内容进行更精准地抓取和识别。并且，通过分类打散和实体词打散等方式，解决算法推荐主题和稿件过于集中的问题，从而避免传播窄化、“信息茧房”等负面效应。

2.建立“人工+技术”双重审核机制，通过人工训练和“专家团”方式，提升算法的信息监督和防控力度

通过“人工+技术”双重审核，可以为算法加上人工可控的“刹车片”，纠正算法偏差。目前，各算法平台都加大了人工对内容的审核力度和增加了审核人员数量。在完善算法技术层面，由人工训练机器人，通过语义分析、关键词分析等方法建立可以被人工智能识别的正能量模型、社会负面模型以及反低俗模型数据库，并交由算法技术对平台内容进行过滤和筛选，从而有效剔除标题党、抄袭和恶意信息。

同时，互联网平台媒体应积极采取多元共治的思维，加强外部审核和监督。例如，今日头条推出质量专家团项目，成员邀请范围包括政府机构、新闻媒体、传播学界的知名专家。专家团成员对于互联网内容审核拥有更多权限，在平台客户端内进行举报将被赋予更高权重，若发现涉嫌违法犯罪、低俗色情、夸张及谣言等问题能够在短时间内被优先处理。

后续，内容质量举报、把关和评鉴的“专家团”，可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专业人士、热心网友和意见领袖加入其中，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3.完善正能量内容推送和分发机制，提高主流媒体新闻和正能量内容的算法推荐权重

一是加强权威媒体来源的新闻推荐权重。在算法中提高传统主流媒体内容来源的影响权重，同时，通过账号入驻、网站导流等形式，扩大用户群体对权威媒体的关注度，提升优质内容在“算法”平台上传播的到达率。

二是在用户模型中对正能量内容偏好进行加权，进行分众差异化传播。平台客户端通过用户兴趣算法模型，将用户感兴趣、有阅读需求的内容将进行加权，从而实现个性化分发，提高正能量内容的精准度和阅读率。三是提升正能量内容的分发占比，对有违主流价值观的内容进行流量控制，限制负面内容、低俗内容的推荐频次。

4.正能量内容在算法平台之间实现互补传播，在特定人群中实行定向传播，从而提高正能量信息匹配的精准度

依据用户群体特征，以文章、短视频等多样化内容形式在不同平台分发，用户获得的内容大概率以自身感兴趣的方式呈现，提高正能量的传播力度。通过平台间的互补传播，可提升正能量信息的匹配效率和覆盖面。对于特定的正能量信息可实行定向传播，提高信息投放的精确程度。

比如，有关社会公益类正面信息的传播、城市自然灾害的风险传播，算法能够依据信息通告的范围定位到具体城市或县区，并通过弹窗或置顶的方式将信息或预警通知告知用户，提升准确性和传播效率。针对近年来谣言野蛮扩散，尤其是在台风、洪涝、地震等灾害发生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问题，平台媒体也可以建立谣言数据库，通过信息回溯等方式进行精准辟谣，为用户受众提供积极正面导向。

5.借助算法推荐的效果反馈和规律发掘，可助推主流媒体进行正能量内容创新、改造和优化，提高受众对正能量信息的接受度

内容创新是正能量持续传播的关键动力，而算法技术在促进内容优化过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偏好，例如新闻搜索、浏览时长、访问深度等大数据，挖掘出不同用户群体对新闻内容的需求和兴趣。

一方面，算法平台可以将这些大数据以报告形式反馈给官方主流媒体，从而促使主流媒体新闻生产和编辑更加符合受众需求；另一方面，实施平台“赋能”，逐步构建健康、优质的平台传播导向和建立正面积极的“用户画像”，通过加权推荐、流量激励等方式，让更多的平台账号热衷于生产正能量内容，形成以权威媒体为核心价值主导、平台自媒体账号共同参与的正能量内容生产矩阵。

（二）以社会心态调适为范式提升内容生态建设的实效

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语境下，内容生态建设的关键点应由权威主义和宣传主义范式，转变为以受众为核心的社会心态调适范式。在舆论引导应把握“时、度、效”的科学规律，要注重媒体舆情发布的时机和时效，把握舆论控制的力度和强度，更要注重正能量传播的效果提升。具体建议有：

1.实现政府议题、公众议题和媒体议题的一致性

社会公众对舆情事件的话语框架通常关注事实层面的追问和道德批判，以及对官方删帖、禁评等监管手段的抵触。而政府和主流媒体则往往停留在公众情绪疏导以及对事件后续反思层面。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话题框架并不总是一致，以至于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同类的舆情事件反复上演，舆论场之间的拉锯反复存在。真正实现政府、公众与媒体三者议题的一致性，在网络舆论引导需要超越“事件主导”范式，上升到“问题主导”范式，将事件实然层面的争议，上升为应然层面的主流价值引导。

对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国家治理重大议题，需要将其置于“个人-社会-国家”的多重框架下进行议程设置，从而把握社会深层矛盾和“问题清单”，不能脱离公众与政府在具体社会问题上的矛盾点而空谈价值引导。

2.要在正能量内容传播中提供认知复杂社会逻辑发展方向的解读和判断

当今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会涉及全局性、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调整。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容易使不同阶层群体的获得感有所差异，导致根据各自阶层的利益和社会认知对舆情事件形成片面解读。在此背景下，“大而全”的宏观叙事效果弱化，传统主流媒体不能仅限于 “中或赢”、“稳中向好”等单一性的积极面宣传，而是要帮助公众建立社会问题的复杂归因。

舆论引导应采取对社会深层问题的“复杂认知框架”，使公众能够超越简单的正反立场和道德价值判断，而从更多层次、多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解读。在复杂认知框架下，构建互联网内容生态应注意平衡内容的红色地带和灰色地带。既要保证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红色内容为主流价值导向，也应为政务微博、自媒体以及普通网民对于社会问题的争论和舆论监督留有灰色空间。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话中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既要做好正面宣传，又要直面社会丑恶现象，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最近疫苗案引发了社会各界重回对调查记者、舆论监督的关注、思考和倡导。主流媒体关于高层表态、职能部门介入的正面宣传与社会公众的切实认知感受之间存在明显鸿沟，从而导致公众焦虑情绪集中爆发和对调查事实真相的渴求。

有鉴于此，一方面媒体所要建构的现实本身需要不断向好，公众对于正面宣传才不会产生疏离感；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主流媒体在焦点舆情问题上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和依赖网络技术进行信息封锁，而是应通过与公众互动对话以了解其潜在情绪和深层意见表达。

近期，各地政府部门对建立舆论监督政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山东和海南两省成立舆论监督小组，为媒体监督营造良好氛围，支持和引导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反映了政府从“新闻宣传工作”范式向“新闻舆论工作”范式的转型，既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社会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需要在具体政府决策、工作中媒体监督进行“自我纠错”。

构建积极良好的互联网内容生态，既要“讲政治”，也要“接地气”，不仅需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也应鼓励必要的舆论监督。

注释：

^{1 8 19} 张志安、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J].《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3期，第56-65页。

²叶青青：《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新闻生产研究》[J].《新闻传播》，2011年第12期，60-66页。

³朱鸿军：《伪中立性_资讯聚合平台把关机制与社会责任的考察》[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02-107页。

⁴彭兰：《社会化媒体_媒介融合的深层影响力量》[J]．《江淮论坛》，2015第1期，第152-156页。

⁵喻国明：《中国传媒业30 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J]．《青年记者》，2008年第4 期，第19-24 页。

⁶龚彦方：《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专业化重构_当代新闻生产机制研究_来自某自媒体"虚拟编辑部"的田野调查》[J].《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第62-66页。

⁷石长顺、肖叶飞：《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生产模式的创新》[J].《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第111-113页。

^{9 21 25}李良荣、袁鸣徽:《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J].《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第1-7页。

^{10 12}蔡雯：《商业网站让我们重新审视_新闻_由世博会网络新闻专题谈起》[J].《新闻记者》，2010年第8期， 第48-51页。

¹¹周善：《数据新闻_网站专业生产内容——PGC的可循之途_四大门户网站的数据新闻实践》[J].《编辑之友》，2014年第8期，第70-73页。

¹³彭兰：《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J].《国际新闻界》，2012 年第10期，第6-14页。

¹⁴方兴东：《博客门户和传统门户有什么不同？》[EB/OL]. http://fxd.blogchina.com/78557.html

¹⁵陈燕：《新闻博客对传统媒体的正向作用》[J].《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第53-54页。

¹⁶方兴东等：《博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共生、问题和对策——以博客(blog)为代表的个人出版的传播学意义初论》[J].《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第80-86页。

¹⁷方兴东，张笑容：《大集市模式的博客传播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J].《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第68-73页。

¹⁸方兴东、胡泳：《媒体变革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博客与新媒体的逻辑》[J].《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第80-85页。

²⁰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第42-47页。

²²张志安、章震：《政务机构媒体的兴起动因与社会功能》[J].《新闻与写作》，2018 年第7期，第64-69页。

²³束开荣：《政务机构媒体的宣传话语研究——以微信公众号“长安剑”为个案》，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²⁴张涛甫、徐亦舒：《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39-146页。

²⁶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2期，第52-65页。

²⁷吴飞、龙强：《政治的幻象：时政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与困境》[J].《现代传播》，2017年第7期，第26-30页。

²⁸王泱泱：《自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如何发声》[J].《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9期，第47-49页。

²⁹方可成：《社交媒体时代党媒“重夺麦克风”现象探析》[J].《新闻大学》，2016年第3期，第45-54页。

^{30 32}谢敏：《主流新闻网站在舆论引导中的问题及对策》[J].《编辑之友》，2014年第8期，第57-59页。

³¹慎海雄：《新闻+创意”：构建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新常态”》[J].《中国记者》，2014年第11期，第10-12页。

³³人民日报：《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E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620/c1003-30067173.html

³⁴张志安、张美玲：《网民社会心态与舆论引导范式转型》[J].《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第143-149页

³⁵张志安、陈希元：《舆论引导范式的三个关键词》[J].《岭南传媒探索》，2016年第2期，第1-3页。

³⁶新华社：《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³⁷岳怀让：《海南山东，一南一北两省份吹响鼓励舆论监督的号角》，澎湃新闻[EB/OL]. http://m.thepaper.cn/wap/resource/jsp/newsDetail_forward_2342702

注：本文首发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0期，5-12页），作者张志安为中山大学广东省舆情大数据分析与仿真重点实验室、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上海体育学院特约研究员；聂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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