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抑郁，是家病了
导读
2月26日，元宵节过后，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回到了校园。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们也忙碌了起来。
“开学季来门诊的家庭会比平时更多，家长也更焦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家庭治疗师林红告诉经济观察报：“因为孩子生病后，本来上学就有困难，开学孩子能否重返校园、顺利上学的问题就迫在眉睫了。”
2月28日，穿过嘈杂的门诊大厅、挤满候诊家庭的走廊，经济观察报在诊室见到林红时，她刚刚结束对3个家庭的治疗。和多数精神科医生单次看诊只有十几分钟不同，林红接诊的家庭都是提前预约好的，单次50分钟。
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了。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有30%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专注精神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医院“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则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几乎比四年前翻了一倍。
心理问题很复杂，一般认为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林红认为，一个孩子病了，往往是整个家庭病了，是更大的系统出了问题。家庭里最脆弱的、最不成熟的往往就是孩子，孩子会承担整个家庭的病。
林红有20余年临床经验，接诊过数千个家庭，2009年起，她开始使用家庭治疗的方式救治儿童抑郁症病患，因为她相信，如果整个家庭的病没有治好，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
林红介绍，家庭的问题可以从纵轴和横轴分别看。纵轴是原生家庭累积的创伤，横轴包括社会、时代、家庭的发展和变故。横轴的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得抑郁症的孩子变得更多了——整个社会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林红的讲述：
孩子病了，是整个家病了
孩子生病后，本来上学就有困难，开学后问题就变得严峻了。到了开学报到的日子，有的孩子可能还是去不了学校，有的孩子虽然勉强能去，家长也会担心他能不能坚持下来。
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这往往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长特别在乎的事情。家长不太懂孩子内在的痛苦，而是更多看外在的行为，看孩子是不是发脾气、不听话、忤逆家长，是不是能好好地去上学。孩子能去上学的话，家长就在乎他是不是成绩好，会不会被老师告状。
有一个孩子在我们这住院治疗，出院后我帮他梳理整个系统，发现班主任体罚学生特别严重。虽然老师并没有体罚过他，但是他替那些被罚的孩子难过，很愤懑地对我说：“他这样的人就不配当老师！”孩子妈妈不能理解，被罚的孩子都没事，怎么你却不能上学了？这个孩子其实是高度敏感的孩子，他对环境中的风吹草动特别敏感，所以虽然他只是老师体罚的目击者，却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老师在科学课上布置了一个任务，他不是很理解，就追问老师，但老师忙于整体教学，也没解答清楚他的疑问。要上下一节课了，别的同学都完成了任务，但他还没有完成，这时他发现老师给他的解答不对，他就试图和老师解释自己的理由，要老师给他更多时间，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但老师着急得上下一节课，没时间也没心思听他解释，简单粗暴地批评了他，他当场就情绪崩溃了，大哭不止，站在教室里不动，后面的同学也上不了课。学校找到家长，家长就来找我，家长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家都能遵守的规则，就他不能？其实并非孩子故意捣蛋，不肯遵守规则，相反，这个孩子恰恰是太想遵守规则，一板一眼地完全服从老师的要求，导致弹性灵活性不够，对自己要求太高，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自我情绪调节能力本就不够强，这时就情绪爆发了。
为什么孩子会抑郁？很多人会说，孩子病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就是因为学校怎么了、社会怎么了，“父母皆祸害”“都是原生家庭的错”。这些单一归因都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我们的社会习惯了简单归因：因为学校课间十分钟没了，所以孩子病了；因为爸爸给了他一巴掌，所以孩子病了；因为老师批评他了，所以孩子跳楼了。
孩子病了，我们首先不要说为啥你这么脆弱？怎么别人不病偏你病了？这就是简单归因，认为是孩子懒了，没听我的话了，意志力不坚强了，所以病了。有的家长会说，“什么抑郁症，我看是打得轻了”，还有的家长特自我感动，“就是我对他太好了，扔农村去养得皮糙肉厚就好了”。他们自以为是，完全没办法理解孩子的痛苦。
还有的家长在另一个极端，认为孩子没问题，都是没养好，是爹不好、妈不好。很多妈妈来找我，说：“孩子病得很严重，都是我的错。”我说，你确定都是你一个人的错？你真的相信凭你一己之力，一个人就可以让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当我真的去理解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放下防御，说出心里话。很多人都说是妈妈的错，旁人也这样说，爸爸也这样说，最后妈妈就变成罪人了。其实，总体而言女性照顾孩子多些，活干得越多就越容易出错。
单一的归因会带来什么呢？他们会继续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的病会更严重。
心理问题很复杂，一般认为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一个孩子病了，往往是整个家庭病了，是更大的系统出了问题。家庭里那个最脆弱的、最不成熟的往往就是孩子，孩子会承担整个家庭的病。
家庭的问题，我们要从纵轴和横轴来看。纵轴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累积的创伤有很多种，比如天生高敏感的孩子，对环境的要求更高，这时父母养育孩子遇到的挑战就更大，就更难养好；比如父母从自己的原生家庭里也有累积很多创伤。这些创伤就像定时炸弹，一直不解决的话，早晚会有炸掉的风险存在。
横轴包括社会、时代、家庭的发展和变故。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变化，可能给后代留下创伤，时间越长就越难解决，三年新冠疫情就属于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集体性创伤，公开谈论，影响会减少，越不谈，影响就会变得越深远、越严重。
我妈妈小时候见过日本人端着枪扫荡，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但是带着仇恨生活是痛苦的。我跟德国朋友说起这个情况，他们建议我带妈妈去趟日本，也许有助于她化解心结。后来，我带着已经年过八十的妈妈去了日本旅游，她发现其实现在的日本人挺好的。与仇恨和解之后，妈妈变得柔和了，再看“抗日神剧”的反应都变了。
另外，家人突然去世、遭遇校园霸凌、父母失业等等，也都属于横轴上的变化。横轴的变化其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得抑郁症的孩子变得更多了——整个社会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隐秘的伤痛
大约七八年前，我画过一幅画，画上都是病人，密密麻麻的病人。有同事和我说，你画的医院像个监狱一样。那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痛苦的时期——我学了一些东西，有了一些能力，我想帮更多的人，但我根本做不到。
有很多家庭，一旦孩子能上学了，家长基本就不来了，他们觉得“能上学就不是事儿”。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走得更深一点，这样才能提升整个家庭的幸福感，但他们顾不上这些。
半途而废的家长太多了，新的来访者也那么多，有几年，我感觉自己被病人淹没了。
回想起来，那时我太难为自己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帮不了所有人。现在，我不再用整个体系的问题来责备自己，变得更释然，可以举重若轻了。其实，我的状态好起来后，会展示给来访者，他们会看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轻松欢乐，这样的示范会给那些深陷于痛苦中的家庭以信心和力量。
在诊室里，我会和来访家庭一起从生物、学校、家庭和社会大的系统去看孩子的问题，让大家相互理解。比如，我会问妈妈，假如说我能帮到你的家庭，你希望这个家庭变成什么样？我会问孩子，听了妈妈的回答，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爸爸又会怎么看？这样的循环提问其实把三个人关联起来了。
很多家长会惊讶，孩子居然有这么多想法，怎么在家就不说？其实孩子有很多对家庭关系的认识，也有很多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情绪，但一直被忽视。很多家长从没有真的坐下来去听孩子到底怎么看这些事，设身处地地理解孩子到底有着怎样的感受。
有的孩子是被逼着来的，嘟着个嘴，一看就不高兴，但很快，孩子就会喜欢上我。为什么呢？其实也挺简单，我发自内心地尊重、共情孩子。我的提问不是指责式、命令式的，而是好奇、幽默的，很多孩子没受过这待遇。
只看孩子是不够的，但是指责父母也解决不了问题。很多家长来我这，就希望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们会说“你就告诉我错在哪儿，我改”，好像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法宝。有的父母会按照书上说的一条条改，也会跟孩子认错。但在自己还很痛苦、抑郁、拧巴的情况下，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认错不会让孩子释然。好多孩子跟我说，要是没有我就好了，这样他们就用不着这么难受。
其实，单纯做医生，一切就显得比较“确定”，只需要把病人的症状按条目归类，做出诊断，然后按照指南用药，这个药不行再换下一个。但家庭治疗师不一样，我和来访家庭是合作的关系，我只是家庭改变的推动者而已。
临床诊疗分为很多种。内外妇儿科等躯体疾病的诊疗相对单纯，治病就好，不牵扯到太复杂的情感和关系。精神科医生会难些，需要了解病人的家族史、成长经历和环境，自身的情感会受到一些冲击。家庭治疗会更复杂，因为我们更多着眼于心理、社会的因素，就会了解更多家庭隐秘的伤痛。
其实，我很多同事都经历过职业耗竭。孩子来住院，和家庭环境隔绝开了，又没有学业压力，往往会比较快地缓解，但是回到家庭，面对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又会复发，然后再来。好多年轻医生和我说，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病人来来回回，总是好不了。
有一个我很认同的研究，它把心理工作者的职业耗竭分为三类，20%的人会“耗竭”，60%的人可以“平衡”，还有20%能够 “赋能”。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把整个人扑上去了，很容易就“耗竭”了。慢慢地，随着我变得足够专业，就跨过了那个阶段，到了“赋能”的阶段。
现在，我依然会共情，但不会简单地和来访者完全融在一起，而是有了“第三只眼”。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还有一只眼睛一直在观察着整个系统，我常常能从这样的观察中得到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反思与收获。比如有孩子说，他妈妈的某句话让他很生气，以及为什么生气。我就想，我也和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下回我也别这样说了。
做走出诊室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从2012年开始，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研究生选修课《恋爱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特别火爆，很多人站着听，有拉着恋人一起来的，还有带着外校的同学和社会上的亲朋好友来的。我会讲亲密关系是怎么回事，怎么择偶，怎么经营夫妻关系，怎么经营亲子关系，怎么从大的系统去看家庭关系，怎么处理家庭冲突。这些都特别重要，但很少有人专门教。
去年年底，我一位朋友和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了，谈谈家庭关系吧”。于是我们一起设计了一个为期八周的“激活中国式家庭力量”工作坊。我二十多岁的儿子问我，像我这样不想结婚生娃的年轻人，参加你的工作坊有什么用？我告诉他，你可以搞清楚为什么不想、有多不想，是真的不想，还是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放弃，否则等到四五十岁才发现其实自己想，就晚了。我儿子一听，连忙拍大腿说，参加！
其实，早些年就有很多人和我说，林老师，你别只是在诊室里面工作，这样挺浪费的。最近几年，找我做家庭治疗的人越来越多，我做不过来，就试着做家庭培训。
来门诊的都是病得很重的家庭，但在做培训时，我见到了许多有意愿和动力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高品质家庭，他们有的虽在家庭关系上出现了困难，但并不特别严重，我能在几天的培训中感受到他们的变化，这种改变是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
后来，我又试着做多家庭团体培训。在多个家庭组成的团体里，爸爸有爸爸这个角色的共性，妈妈有妈妈这个角色的共性，孩子有孩子这个角色的共性，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性，他们之间会产生很奇妙的反应。
我记得有个上不了学，还企图自杀的女孩，她妈妈特发愁。面对此情此景，另外两个家庭的妈妈却说，我特别喜欢你的孩子，每次她发言，我都觉得她思想很深刻，表达也特别生动，我特别喜欢听她说话。这时，我注意到女孩眼中的泪光一闪而过，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羞涩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欢喜与触动。
培训刚开始时，这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和外界隔着，什么都感受不到。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走不出来。随着团体培训的进展，有一天她问我，她想从罩子里走出去，但又害怕，到底要不要走？
我告诉她，这个罩子对你是有意义的，它保护了你，你完全可以安心地待在里面一段时间，不必自责和焦虑，直到你想走出来，并且有力量走出来的时候。现在你想走出罩子了，你当然可以走出去，但你也要相信，你随时还可以回到罩子里来，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不只有待在罩子里原地不动或走出去这两条路，你是可以来去自如的。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小女孩的变化，到最后两次来到家庭培训时，她谈论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想要回到学校，应该做哪些准备的话题了。
我想对家长们说，我们要相信孩子、理解孩子、支持孩子、祝福孩子。当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不满意时，我们首先要平息自己的情绪，站在孩子的立场，相信孩子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带着好奇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想我们怎么可以真正地帮到他。他选的路可能会很坎坷，但我们要祝福他，而不是诅咒他。
我也想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而非父母身上，去深入地了解自己，并且底气十足地主动激活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助力自己的长远发展。我们常说的“和父母和解”，其实根本上是和自己和解。只知道反抗是不够明智的，想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然后去创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