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 一生庄重拍电影
许鞍华拍摄《黄金时代》已是67岁的高龄，这显然不是她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也自己也说，我年纪大了，我是拍戏凭感觉的导演，但在东北，我冷得有点恍惚，不再那么能够保持冷静，我也是第一次拍这么大规模的电影，怕把控不了。但现在看，东北的戏还是拍得很好。
许鞍华说，她20岁就想拍一部萧红的电影，但那时没钱，只好把它搁一搁。许多导演都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要成为一个导演，要学会等待。许鞍华亦是笃信这句话的信徒。可是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40年。
许鞍华总说自己穷，但叫她拍商业片又是不肯的，她就是要让自己穷，她就是要让自己处在特别失败特别难堪的境地。她要全香港都看到，一个全港最好的女导演，只能靠偶尔在港大兼课或者拍广告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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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有一张和岁月齐头并进的脸。除了出席红地毯会擦一点口红，大部分时间她都素面朝天，鼻翼两侧延伸出两道匕首一样深的法令纹，这让她看上去冷峻和肃穆。与此同时，一双无邪单纯的大眼睛和万年不变的冬菇头又使她天真不少。两岸三地的记者群访时，她有点害羞地推了推眼镜，我这个人好普通，没什么好写！
普通吗？我看未必！
有哪一张不再年轻的脸庞敢顶着少女似的冬菇头？这样对倒而错位的荒谬感，让她看起来很艺术，很戏剧再加上那一身黑鸦鸦的行头黑框眼镜配冬菇头，宽大的川九保玲黑色连衣裙，配黑色紧身裤。黑到邪。如果不是时装精，谁知道这种四四方方的装扮原来索价要上万块？这是她最喜欢，也是她最贵的衣服，是出来见人时为了体面才穿的行头。
平日的她根本不穿名牌，一来因为兴趣不大，二来因为荷包紧张。香港导演，著名如她，却依旧买不起自己的屋企，至今仍和妈妈租住在政府廉租房里。平平淡淡，安之若素。有人说，她身上最可贵的原来就是这一点不跟这世界讲情面的傲娇。
有一则八卦段子，最能说明她身上那种左岸知识分子的特质。大陆游客在香港逛街时撞上许鞍华，开始没认出来，以为路人甲乙便向她问路，许鞍华友好而详细说明路况，并指给他看。影迷没有顺着她指点的方向，而是仔细盯着冬菇头下面那张不再年轻的脸，咦，这不就是导演许鞍华吗？惊喜之余马上要求与她合影，结果被许鞍华当场拒绝。她有些厌倦地甩手拧头：不好，不好意思，我赶着有事做。留下诧异莫名的影迷。刚才问路时的热情荡然无存，冷冰冰的距离感瞬间在她和大众之间划下一道深刻的鸿沟。
怪咖其实并不怪，在人的层面，许鞍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好人，而在艺术家这个层面，她则是无意与这个世界讲和的知识分子。她对艺术和钱的关系亦然。许鞍华总说自己穷，但叫她拍商业片又是不肯的，她就是要让自己穷，她就是要让自己处在特别失败特别难堪的境地。她要全香港都看到，一个全港最好的女导演，只能靠偶尔在港大兼课或者拍广告为生。我不怎么喜欢拍广告，但是为了赚钱也要拍。香港很多导演都拍广告的，有些还不喜欢找名气大的去拍，因为名气大别人会觉得你太贵，太难伺候。不过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太多，前几年我只接拍过一条广告。之后她又会补充说：其实我一直没排斥过拍广告，只是找大明星拍洗头水广告这些，我未必懂得拍。她就是这么怪的一个女人。就如她自己所说，人都是矛盾体。就像冬菇头配法令纹，存在即合理，有什么不可以？
至今她出门仍会坐地铁。她的生活习惯，在一些人眼里可能都显得近乎潦倒，许鞍华却说：我不觉得坐地铁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在香港导演之中也是比较普遍的。我知道内地有些导演的号召力比明星还要强，但香港就是卖明星的。除了转型做导演的周星驰、成龙，现在比较红的导演还有刘伟强、陈可辛和杜琪峰，但他们的经济情况一定不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些内地大导演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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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来得比同辈们都要早。香港资深影评人列孚曾经写过一段话，1984年，许鞍华如日中天，比今日的王家卫更红。
因为她的履历比同辈们都漂亮。许鞍华曾于香港中学会考英文科考试中取得A级成绩。随后赴英深造，在伦敦电影学院攻读电影课程。1975年游学归来，担任的还是大导演胡金铨的助手。她是香港女性电影导演、监制、编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是香港新浪潮电影制作人中的著名的虎将。电影作品涉猎多种不同范畴，包括：文学改编、武侠巨著、半自传体、女性议题、社会现象、政治变迁、以至惊栗电影，是目前夺得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得主（1983年、1996年、2009年、2012年）唯一一人，以及两次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1999年和2011年），曾任香港导演会会长，而2011年获亚洲电影大奖颁发终生成就奖。
1979年的《疯劫》是掀开香港新浪潮序幕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标志着许鞍华作为一位电影作者的诞生；接下来的《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是新浪潮时期巅峰作品。列孚说：那个时候的许氏作品，几乎是无可匹敌。要好评，有毫不吝啬的褒义；要票房，就算是重映，也会比不少有号召力导演的同期上映新作还要好。这在时至今日的香港电影中也属罕见。她是新浪潮中的宠儿。
作为导演，许鞍华在香港影坛上有其特立独行的地位。她对类型片技巧的圆浑掌握，令她无论拍摄惊悚片、伦理片、武侠片以至纪录片，都挥洒自如。难得的是在商业市场的考虑下，她的多部作品仍渗透着浓浓而共通的作者信息：对过去历史的执迷、对飘泊人间的关怀怜惜、对个人与城市变迁的重视，使她的作品成为香港影坛上，罕有能平衡个人言志与类型取向的极佳示范。无论是借倾城传奇抒发末世感性，还是罕有地以基层运作故事背景，甚至以重现经典去写民族情，或是淡然低回地作自传，都能得心应手、言之有物。透过回顾其重要作品，我们在感受许鞍华的电影风格与独特感性之余，亦可细细体味香港人在这变幻年代的百般滋味。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许鞍华的电影往往有口碑而无票房。
文艺电影之悲哀、电影口碑好票房少，几乎成了许鞍华的魔咒。作为艺术片导演，她并不讳言票房问题，因为票房不佳，基本上我的每部电影都是冒险。正因如此，同行都非常敬重她，却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二个许鞍华。
如果说在1984年之前，她还是艺术电影的宠儿，那么过了1984年之后，她突然跌进怪圈，进入一个漫长的不明朗期，拍片水准参差不齐，时好时坏。人们开始重新打量这位导演，重新评估她的价值。
香港女作家黄碧云评价许鞍华，她的电影不能逐一看，逐一看都有缺点。影评人石琪更刻薄，许鞍华没有自己的风格。连她自己也对自己明白得很，头四部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她却感觉不停地下坠。评价自己的作品，她不带一点自恋和护短，反倒是尖锐犀利，像把匕首一样敢于对牢自己。《倾城之恋》当然失败啦，《书剑恩仇录》很stupid，同时代脱节，《客途秋恨》拍得很粗，风格不够稳定，《极道追踪》没精打采，有气无力，连公认是佳作的《女人四十》，她也觉得多处不理想。有缺陷不好差，是她评述自己作品常用的字眼。但许鞍华最杰出的地方，就是她永远不放弃，因为拍片就是她的价值，我觉得我拍戏的心态有点像一个赌徒，而且是一直不肯离台那种。
因为不甘心，因为不肯服输、因为不舍得就此罢了，她不断调整自己的喜好跟公众的尺度。在这期间，她也曾因《女人四十》咸鱼翻身过，但好景不长，一部被诟病最多的《玉观音》险些断送了她的导演生涯。还好她慢慢找补回来，凭借《桃姐》和《天水围的日与夜》再次拿到香港金像奖最佳女导演的奖杯。
从这条抛物线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许鞍华是香港导演我的意思是，只要她的镜头对准香港，她便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一旦转战内地，她便开始露怯。
她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所谓典型，她说，香港人不问过去不问将来，只是活在当下，对很多的问题都不深究。香港非常的开放，可以说只要不犯法做什么都可以。但是香港人也是明察秋毫的，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说出来。我作为一个典型的香港人，同时我也是一个拍戏的人，努力去拍摄出这里的悲喜哀乐。所以说起来我还要感谢香港这个地方。在许鞍华的电影里，叫人们看到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如同TVB连续剧里的律师、医生们拥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复杂的感情生活以及足以歌舞升平的优越薪资。乌云密布的天气，穿插高楼的空景，贫民房，被风雨残蚀的水泥砖板以及屋内昏黄的灯光，这才是香港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而且在任何国家机器中底层人民从来占了绝大多数。
她注定是香港电影版图上的辉煌一角。作为当年香港新浪潮仅余不多的人物，也是留守香港创作的少数派，许鞍华却不敢为此骄傲：我拍香港题材不是对抗性的，一个是故事我想拍，另外我也熟悉，觉得比较有把握，我不是说我就不拍内地题材。如果我能拍，我都拍我很喜欢拍戏，并不是因为这是个使命或者什么特别的作用。我只是幸运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
香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撑着，是因为我们幸运，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还有许鞍华，而不是因为有我和王晶。在这么困难的局面，还在拍跟文化沾边的电影，许鞍华、杜琪峰，甚至彭浩翔，这些人的电影，大部分时间不能进入内地，等于说票房跟他们无关，可是他们在抓文化定位，在抓香港人定位，抓本土文化的一些做法，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港片大概就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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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拍摄过多部引起无数共鸣的女性题材电影，许鞍华的作品却像她的人一样带着中性的低调，甚少女导演身上常见的自我、张扬与刻意矫饰的柔情。许鞍华的电影语言，平淡中见悠远，沉静里含深意，调子总有些灰暗徐缓，却是将熄未熄的一炉碳，略闪耀动人的火花。正如许鞍华本人的样子，带着冷色调的暖意，无法分辨性别的齐耳短发，薄施粉黛，脸色常很疲惫，带着事业女人特有的硬朗与强悍，但极爱笑，笑容也极灿烂。她的电影里，有一种奇特的情怀，那就是于苍凉人生里焦虑的寻找，却总无疾而终的感伤，这种感伤统统来源于她的童年没有母亲的童年。
许鞍华1947年出生于辽宁鞍山，两个月大时就跟随父母迁居澳门，之后与祖父母生活，5岁前往香港。许鞍华的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一名日本人，直到许鞍华十五六岁才知道母亲的身世，那之前，她只以为母亲是东北人，不会讲粤语，又没读过书，所以也不太认得中国字，这些差异造就了她与母亲感情的疏远。1990年，许鞍华以母亲漂泊半生的经历为蓝本，拍摄了一部半自传题材电影《客途秋恨》，初时母亲不同意她将家里的事情拍出来，许鞍华还是坚持了下来。
《客途秋恨》本是一首著名的南曲：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在粤语地区家喻户晓。陆小芬扮演的母亲就是现实生活中许鞍华母亲的写照。为了爱，母亲甘愿留在异国他乡，却因文化差异倍感孤独寂寞，甚至与女儿有了很深的感情隔膜。但当她回到思念已久的祖国故乡，却又发现物是人非，生活不惯。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似乎都是她的故乡，却又都不是，正应了诗词中的浮萍之意。
影片在香港公映时，她将母亲送去美国看望亲戚，但后来，母亲还是不声不响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她们的母女之情逐渐突破了一切障碍，从未成家的许鞍华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今，情感十分深厚。
至今母女两人一直租住在政府廉租房里，相依为命。60多岁单身的许鞍华与80多岁的母亲同住，妈妈是个豁达的老妇，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妈妈年纪愈来愈大，我也是。早几年有段时间很亲近，因为都是老女人。现在她反而返老还童，我变成照顾她的那个人。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她这样说：两个老女人互相支持。母亲有一次突然跟她说，你不适合结婚。许鞍华自己想了想，表示同意。如果你看过《天水围的日与夜》，你一定会对其中一幕印象深刻，贵姐的母亲感叹道：做人真是很难啊。贵姐答：有多难呀？就这一个反问句抹平了一切苍凉，是的，人生很难，但纵然难，也依然要如常地活下去就这是劲道的人生，豁达的处境。
许鞍华至今单身。关于感情经历，她一直隐藏得很好。有人想从她的电影里寻找她的爱情观，答案似乎也并不准确，电影里我对爱情的处理主要是出于戏剧性的考虑，不代表我自己的爱情观。其实我不太懂爱情这个东西，我年轻时候看到的都是浪漫主义的爱情，而我自己的爱情经历都不像书中那般浪漫，通常我都是很失望的。其实在爱情方面，我反而不会像对待电影那样去总结经验和思考，因为我觉得经过分析和总结的爱情，一定不是爱情，所以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种很幼稚的爱情观。也许正是因为她对爱情的看法如此传统，所以她才会拒绝拍纯爱情题材的电影。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许鞍华的母亲也经历了催促女儿结婚的过程，但最终以理解的态度放弃，只对许鞍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你这辈子不适合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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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在香港电影最鼎盛时入行，甫一出手，便叱咤影坛，奠定了新浪潮的棋手地位；再走下去，见证的不是下一个辉煌，而是香港电影的崎岖和自己才华的坎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萧红的动荡与曲折和许鞍华有某些殊途同归之处。对这一个传奇人生的处理，许鞍华或许可以唤醒当年新浪潮时期的那股战斗性。
窗上洒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紧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上世纪30年代，作家萧红曾在日本东京给爱人萧军的信中如此写道。于是，黄金时代成为许鞍华讲述萧红电影的片名。其实讲起来让人唏嘘，萧红他们以为自己很惨的时候，中国在打仗、人们在挨穷，可能事后想，这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我20多岁的时候就想拍萧红，但当时没有好的剧本，也缺少资金投资，所以一直拖了40多年才完成这个梦想。
当然，也不纯粹是投资的问题，也是艺术观、电影观、文史观的问题。当时也没人肯写这个剧本，也不太懂她，现在终于等到了李樯的剧本。我对他写东西的看法，就是一个坚决的纯文学的路线，这是文学的本质。
作为导演许鞍华与编剧李樯是第二次合作（第一次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黄金时代》从2006年启动至今，历时8年，最终集结了超过30位明星与华语金牌制作班底，一经开拍就获得多方瞩目。制片人覃宏表示，《黄金时代》好似民国版致青春，只是，这一次要更宏大、更深沉。
虽然时间延宕，但是遇上懂得的人，如此，《黄金时代》才得以瓜熟蒂落。坊间还传说，这可能是许鞍华的封山之作，不管留言真假，足见许导演对这部作品的认真与重视。与此同时，《黄金时代》也获得了包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肯定和嘉奖。
许鞍华对这部电影的推荐语只有一句，《黄金时代》里有我全部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
在宣传电影的黄金沙龙，有一期的主题为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谈到文艺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许鞍华认为，在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文艺都发挥出了显著的威力。好的时代是历史上文化特别兴盛的时候，文艺会影响一个城市，比如说在古希腊罗马文艺的光辉鼎盛时代，大家把文艺看得很重，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与之形成对比，当城市的命运非常坏的时候，比如说纳粹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文艺确实可以鼓动人心，让人人都奋起改变一个城市的命运。
相比之下，现在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像现在这样的时候，文艺的效果还不如互联网。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书呢？就是找资料，做策划。
现在通过书去寻找精神文明家园的人，恐怕是少数，而我自己也在努力地适应互联网时代。
把目光回溯到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最著名的类似于文艺复兴似的年头，各种新潮的思想及文学表达汇聚在一起，那些响当当的名字随意攫取一个都是千百万人的精神领袖，鲁迅，傅斯年、陈寅恪而《黄金时代》正是攫取这个时代的一些人物作为的剪影，以萧红一生的经历为线索，重现那个时代的激荡而充满的希望和力量。这是萧红的黄金时代，是许多文人文艺青年们心中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许鞍华心中的黄金时代。影片的基调，将是才华与爱情纠结的女子，在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时代里，像流星闪电那么耀眼而短促的一生。
许鞍华又何尝不是？在香港电影最鼎盛时入行，甫一出手，便叱咤影坛，奠定了新浪潮的棋手地位；再走下去，却不是下一个辉煌，而是香港电影的崎岖，同时也见证了自己才华的坎坷。萧红的动荡与曲折和许鞍华有某些殊途同归之处。对这一个传奇人生的处理，许鞍华或许可以唤醒当年新浪潮时期的那股战斗性。萧红在她的文章中写尽了人间的美好和疾苦，挣扎与不堪，在自己的人生中更是尝遍了痛苦、压抑、激愤和感伤，以及虽难长久，但却隐忍而深刻的幸福。这些偏重的人生滋味，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四处奔走的爱恨所孕育的能量，需要一个巨大的出口来宣泄。许鞍华自己对这些五味杂陈的人物心理的把握，决定了银幕上汤唯版萧红的模样。民国那风生水起的大时代之所以动人而堪称历史的黄金，就是因为千千万万风华绝代、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大环境的洗涤中褪去了自身的繁华，或者浸染了新的光彩；而无数的芸芸众生则随着大浪淘沙的时代节奏，演绎着人间最真实的爱恨情仇。许鞍华生于那个年代的最末端，在香港半个世纪的风雨凋零中，她也曾经是一个大时代的弄潮儿，她镜头下的女人们撑起了无数小家和大家的半边天空，同时也扬起头来承受着时代和爱情给她们的沉重代价。在华语电影极度缺乏鲜活有力的银幕形象的这些年月，许鞍华眼中的这位萧红则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摘自：电视指南 1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