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南京——1939 年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愿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探险，充满惊喜和刺激
（民国初年的南京日本总领事馆）
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深夜一点四十分，但是，我还是决定下笔来写。只是因为，我希望这段历史早一天重见天日——哪怕早一天也好。萨勒令自己连夜将它写完。
南京，当我们谈起抗日战争的时候，是一个类似梦魇的名字。这个城市永远和那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1939年6月10日，这个城市的名字，却可以和“复仇”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
就在这一天，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本来举行欢迎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的招待会，变成了一场混乱的闹剧。参加招待会的日本军政高官和伪政权巨奸们纷纷倒地，口吐白沫，抽搐不已，目瞪口呆的日本特务好久才反应过来——有人投毒！
这个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之后一年半，所有的日本人都当明白这投毒的意义。
中国人在复仇！
这就是日本新闻界当时所称的“南京毒杀事件”。
日前，在日本收集到的史料中，我找到了对这次事件的报道和相关照片。
（日本国内报纸对南京投毒案的报道）
（中文报纸对此案的报道）
由于日本总领事馆一贯设防严密，中国人能够深入到这样的地方投毒，引发了日本军政界强烈的震动。这一投毒案发生后，《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都有记者到场采访，而报道最为全面的，应该是日本的特刊杂志《支那事变画报》第60期上的文章。
以下即为该报道的译文：
南京投毒事件
6月10日夜，欢迎清水外务次官的招待会在南京总领事馆进行。日本方面外交、军部当局和维新政府的梁行政院长、温立法院长、任绥靖部长、高南京市长等二十余名要员出席。
此时，被抗日组织发展的总领事馆服务员在白酒中混入了毒物，结果造成所有与会人员中毒。其中，宫下玉吉（38岁）和船山已之作（35岁）两书记官随即因此殉职。18日，在总领事馆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其他的人幸而中毒较轻，经过治疗逐渐恢复。犯人逃走，但估计不久就会被逮捕归案。
（日方被毒死人员的追悼会）
这起事件中，所提到的几名中毒的伪维新政府高官为——
“梁行政院长”，即大汉奸梁鸿志，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伪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院长，卖国投敌。1946年5月21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温立法院长”，即温宗尧，早年曾支持孙中山和护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依附日寇，曾充当汉奸。任南京梁鸿志伪政权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参与和日本华中驻屯军签订一切条约的活动，出卖国家权益。1946年6月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次年病死在狱中。
“任绥靖部长”，即任援道，民国初期曾任平津警备司令。1937年投日，先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部长，后任汪伪政府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因有兵权，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授予中将职务。后去香港做寓公，1980年客死加拿大。
“高南京市长”，即高冠吾，1937年投日，南京沦陷后冒充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欺骗教导总队残部，造成数百名官兵因此被日军杀害。此后因“功”被任命为南京市市长。后曾担任伪江苏省省长，在汉奸内斗中落马，不知下落。
个个都堪称国贼。
（据日方报道称：“南京毒杀案”追悼会上，（伪）政府代表“援任通”在念悼词 。根据照片，此人实际就是这次中毒的汉奸之一任援道，看来他已经缓过来了。可怜如此大汉奸，日本人也会把名字弄错。）
大约因为日军不愿意暴露己方出丑大员，文章中没有提日方中毒人员名单。
实际上，这次日方中毒的包括日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山田乙三（就是日本投降时关东军的司令官，当时已经晋升大将），以及多名佐官。这些人均在此次事件里中毒。
（一些日本老人告诉我，在这种仪式上日本军部有一个规定 —— 家属不许哭。否则，轻则耳光，重则监禁。日本人那个时候，对自己人也是这样狠。）
可惜，投下的毒药不够剧烈，否则，可能会把日伪在中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和高官聚歼于此，那九泉之下的南京父老，将是怎样的欣慰啊。
对于“逃犯”的追捕，再无下文。能在恼羞成怒的日军特高课面前消失无踪，必为智勇双全之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国对这次投毒行动并无报道。
然而，有一次和方军大兄通电话的时候，他却说对这个案子有印象！于是，向他请教，之后再查资料，原来，实施这次复仇行动的中国英雄，至今仍然活在世上。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曾经提到这次事件。此案在当时的大后方也有报道。
这名复仇者，大名詹长麟，是一名为军统局工作的中国地下工作者，1934年打入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馆担任服务员。1936年，他哥哥詹长炳也打入日本领事馆，两人一起为提供抗战所需情报而工作。
（投毒时的詹长麟）
日军攻陷南京，领事馆的工作并不是护身符，大屠杀中詹氏兄弟一家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
此国恨家仇也。
两人强忍悲痛，继续在日本人的眼皮下面进行地下工作。
1939年6月，两人接到上级命令并拿到所需毒物，成功地实施了这次投毒行动并安全撤离。抗战胜利后，兄弟二人回到南京，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中，但几乎无人知道他们当年的英勇行为。
时年93岁的詹老人面对记者，曾谈到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跺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字字血泪。壮哉，复仇的南京！
（晚年詹长麟）
附：一名台湾网友提供的资料
詹长麟
詹长麟十五岁时（1928年）加入国民政府警卫旅，1932年参加“一·二八” 淞沪会战，是在战场上也跟日本人作战过的。
安排詹长麟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国民政府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于1952年中风逝于台湾。
当年事件发生后的重庆《中央日报》报道：
今天是6月25日，七十年前的6月25日，军统以詹氏兄弟名义发给日本总领事馆领事崛公一的信里说明事件真相，并刻意指出将前往香港，其实是为了藏在福建山区的詹氏兄弟做掩护。国民政府后授予“忠勇杀敌”的银盾予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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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不会亡——抗日特工绝杀行动纪实》
作者：萨苏
出版：九州出版社
在八年的卫国战争中，除了碟血疆场的烈士之外，中国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敌后与日伪展开激烈较量。
旅日历史学者萨苏，在日本生活十几年，深知这是一个细致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民族。当这种细致与法西斯的残忍凶狠结合起来，可以想象将给中国的抗日军民带来怎样的伤害，也注定了我特工人员在敌后的行动何等艰难而危险。
本书就是作者从日本史料，从“敌人的眼睛”里，发现和记述的中国抗日特工鲜为人知的史实，以生动的细节展现了抗战时期敌后谍战，特别是十几宗经典绝杀日伪行动的全过程。
全书分“人、鬼、刑、兵”四部分，既有中国特工人物传奇，又有敌方特务组织背景揭秘，还有抗联武装特工和军统培训、特工装备等内情披露，以独特视角，全面、深入展现了中国抗日隐蔽战线谍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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