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古代贵族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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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豪门，世代出将入相，地位尊崇，等级严苛，不受皇族约束。这就是九品中正制下的贵族。
贵族的理想生活
九品中正法实施以后，晋初的社会如刘毅所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状况逐渐促成了贵族的产生。
衣冠之族皆为豪门望族，此外皆为庶人。这种贵族当时称作士人，士人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
不过，沈约的《上疏》（《通典》卷十六）中称：“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这也许不是正确的数字，但可以想象数量是相当多的，这是南朝梁代的情况。
在沈约的《上疏》中还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九品中正法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这种倾向。
自汉末开始，由于生活贵族化和门第传承的结果，延续下来的家族，其生活已带有向贵族转变的倾向。仲长统写过一篇《乐志论》，其中提到汉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这篇文字是《昌言》中的一篇，也有人怀疑是《昌言》的自序（由于这篇文章独立成章，因此，中国的书法家常常抄写这篇文章）。
（（明-董其昌-行书乐志论））
该文中提到，他以为的理想之所是：
家居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有沟池环绕，并且种满竹林树木。房前有果园，有舟车，无需枉费徒步跋涉的辛劳。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劳动。供养双亲时有美味膳食。妻子儿女都不用劳动。朋友来聚会，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猪羊牺牲。
在属于自己的田园树林中悠闲地漫步游玩，戏清水，追凉风，钓游鲤，猎飞鸟，在自己的宅第中过着安闲的生活，生活在与得道的仙人一样的境遇中。与得道的贤哲达者们论道讲书，观察天地，评论古往今来的人物。悠闲风雅地弹着琴，逍遥自在地畅想人间的事。不受当时之责（即不出去担任工作），并且健康长寿。
如果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心境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又何必羡慕出入帝王之门的人呢！恰好在这时候，魏文帝颁布诏书（《太平御览》卷六八九，《服章部六衣》），其中提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这大概是当时流行的谚语吧。
以上就是普通有识阶层的标准的贵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当时的贵族却实现了这样的理想生活。
尊重氏族
六朝时期对氏族的重视，在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有详细的记述。其大致内容是，九品中正法实施以后，做官的人多从贵族中选出，即所谓的“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门”。
贵族从一开始，其出世的方式就与众不同。
在晋代，许多贵族在年轻时就成为散骑侍郎，还有的当上了秘书郎和著作郎，这已是常例。后两种官职是由会写作的人担任的。贵族最初就被任命为这种官职，证明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职大致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担任的、可以称之为等外的官职，有七等。像上述那样的望族当然是与望族通婚，而不与卑贱者通婚。
但是，即便是在当时，贵族的傲慢自负也未被认为是件好事。其中有些人虽身为贵族，但不依仗门阀，他们善待那些身份低的官吏，并亲身担任小官吏，以此为盛德。
不过，大部分人因品位不同而官职也不同，特别是下品的家族，不敢争门第，即便有好的官职，也坚决辞而不受。
刘宋时期，王俭出身名门，有学问，是当时的名人。王敬则的出身门第不高。两人同时就开府仪同之职时，有个人祝贺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可是王俭却说，此意非也。老子始终不想与韩非同传（老子尚道，韩非只言法。此话的意思是以两人被编入《史记》同一列传中，来讥讽王俭与王敬则同官）。王敬则听说此事后说，我过去是一名小官吏，现在侥幸与王俭一起被拜为三公，复有何憾乎。
该书中还提到，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人，娶了一位由于犯了罪或是触犯了天子而家族败落的贵族的女儿，并把这门婚事视为很大的荣誉。
要成为士人，并不取决于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而是在无所限制的状态下，贵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门第并决定哪个家族是贵族。所以，并不是什么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
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前面已提到过纪僧真到江敩家求情的例子。据说更为过分的是，有人去了贵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话，也不招待，待来访者离去后，把他坐过的坐榻也拿去烧掉了。
梁武帝时，侯景从北齐降梁，他是个很粗暴的人，却想当贵族。当他提出要同南朝的名门贵族王、谢两家联姻时，梁武帝回答说，王、谢家的门第太高了，你还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家结亲吧。
贵族家都编造了谱牒，以此来确定门第等级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时，曾对谱牒做过调查。博陵的崔氏是第一流的（崔氏有很多，但博陵的崔氏地位最高），太宗的门第是第三流的，这时候，所有门阀被分为九等，凡293姓，1654家。这些门第一直延续到了唐代。
到了唐代，官吏的等级也有从平民中选拔的，但婚姻是按门阀的等级施行。太宗那样的一代英王，也曾设想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门阀势力，不过实行起来并非那么容易。
本文选摘自：《中国史通论》（精装）
内藤湖南 著 夏应元 / 钱婉约 译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是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涵盖了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时段，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他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介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并阐明其特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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