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对于怎样称呼别人的困惑
怎么称呼别人，如今也成了一件令人尴尬又觉得困难的事。
当了四十年教师，快六十岁的人，写了一辈子的信，说来或许你不信，如今还常常为称谓而困惑。
幼时从废纸堆里捡到一本“尺牍”范本，见到儿子给父亲写信应该称“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孝男某某”。
读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在上海谋生，家里有事要我给他写信，我觉得照尺牍书上写有“封建思想”，又太啰唆，就自作主张简化为“父亲大人”，最后称“儿某某敬上”。但信的正文中已经用“你”、“我”，而不再沿用“大人”、“儿”如何如何了。
以后写信的机会不多，偶然有不识字的邻居要我代笔，对称谓也不大理会，反正只要念出来让他们满意就行。语文课作文时写信，老师有规定的格式，只要写好正文，不用为格式和称谓操心。
记得1957 年考高中的作文题目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当时报上有的是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文章，凭记忆写上几段，最后“此致革命敬礼”就完成了。
直到高中毕业，一些同学去外地上大学，才重新有了写信的需要。不过同学间都互相称名字，信封上都写同志或同学，60 年代越来越革命化，谁也不会称兄道弟。
而且在经过“反右派运动”以后，我们这些高中生也有了这样的觉悟，“先生”只能用于几位年纪大的老师，在书面称谓中只能称同志或老师。
而在报纸上偶然见到有人被称为“先生”，除了像享受殊荣的鲁迅外，其他肯定属于统战对象，是不能称为同志的人。李宗仁从海外回归后，就一直被称为“李宗仁先生”。
1978年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不久又当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与各种人通信的机会多了，有时还为先师代笔，这些年来通信的范围更广，其中很多是不相识的，或不知道对方的确切身份，越来越感到称谓的麻烦。
譬如给老先生写信，照理应该用他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由于随侍先师，我总算知道了史学界大多数老师前辈的字。也知道有些前辈以字行，或者不用字。
不相识的人就比较麻烦，如海外有些老先生很讲究这类规矩。有一次给一位中年的先生写信，因为不知道他的字，只能在他名字后称先生。事后发现他的名片上在名字下印着字，显然他希望别人在信函中用他的字，收到我的信时不是认为我不懂规矩，就是会不太高兴。
给比较年轻的朋友写信更麻烦。称同志吧，显得像公文，有些不合时宜，近年来新派人物更将“同志”看成同性恋人群的专名。
本来称“先生”或“兄”最方便，但经常会使对方受宠若惊，甚至一本正经地回信纠正：“我年龄比您小，您太客气了，应该称我弟才是。”
但我却不敢轻易称别人为“弟”，因为如果遇到一位懂旧时规矩的人，他必定知道“弟”只能用于亲兄弟、结拜兄弟或学生，会说我“好为人师”。
本来，“兄”是对男子的通称，“先生”也是通称，只是更正规些，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做出如此反应也很自然。
书面如此，口头也不好对付。譬如说你见到一位陌生男子，该称他什么？
当年工人阶级吃香，社会上一度流行称“师傅”，现在也有不少人沿用，我一直不用，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称。
演艺圈流行称“老师”，北方似乎也如此，对我们教师倒是很习惯，但如果对方年纪太轻，称他“老师”显然不妥，他更会感到不安。
我一般喜欢称对方“先生”，但往往会遇到异样的目光的反应，大概自感不应被我称为“先生”。
对方是女性更麻烦。
本来年轻些的可以称“小姐”，但近年“小姐”不仅贬值，而且几乎成了贬义，有人一听“小姐”马上就想到三陪或什么不正经的事。
称“女士”又太正规，有的人还听不懂，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听到“女士”一词后就瞪大眼睛，既显得迷惘，亦颇不友善。而且洋派的女郎会不愉快，显得你已断定她已婚。
想来想去，现代汉语中缺少男性和女性的通称。比如英语中的Mr，Miss，Mrs，我们一般译为先生、小姐、女士（或太太），其实会引起误解。
因为“先生”一词在汉语中，无论文言还是白话，多少含有尊敬、尊重的意思，而英语中是毫无此意的。所以在英语中警察可以称囚犯为“Mr John”，而在中文中就不能不分场合或对象对一切男子称“先生”。
可是不用“先生”用什么词呢？还真找不到，找到了也未必会被大家所接受。日文中就有这样的词，如さん就老少皆宜，贵贱兼用，译成老王、小王、王君都可以。
而日文中的“先生”却严格限于几种人，绝不能滥用。记得有人建议在汉语中用“君”作为男性，甚至包括女性的通称，但在没有被普遍接受之前，只能是个人的习惯。
其实最大的毛病出在我们长期以来只破不立，从来没有规定过一种通用的称谓和礼仪。
旧时代都有种种“称谓录”，再复杂的关系，翻一下书就可以知道了。还有“通礼”一类工具书，各种场合适用什么礼节、何种仪式也写得明明白白。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却从来没有见到这类正式的标准书，也没有听说政府有制定礼仪、称谓的打算。
我们现在经常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要讲究精神文明，连我这个教授都不知道该用什么称谓，或者自以为用对了却不被人接受，年轻人大概只能模仿影视中的称呼了。
要说一点不立，也不是事实。先师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初他第一次到复旦大学一位干部出身的领导家去，听到这位领导让自己的子女称他为叔叔，先师竟吃了一惊。因为以往的规矩，凡是父辈的朋友或同事，子女一律应称为伯父、伯母。
以后他才明白，来自老解放区或革命队伍的习惯是称“叔叔、阿姨”，甚至称对方为叔叔，同时称他的太太为阿姨。我因为长在小镇上，受革命风气影响较晚，遇到同学父母还是称伯父伯母，到上海后入乡随俗，与同学用同样称呼。但到60 年代后，似乎只剩下叔叔、阿姨了。
本文摘自：《天人之际》（精装）
作者：葛剑雄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葛剑雄先生是历史学者，其视野涵盖中外、跨越古今。本书中他回忆往事，书写历史变迁，探讨语言文化，甚至直论时人时事，无不站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轴上，微言大义，智慧动人。其独到的眼光与深切的关怀同时兼具，优美的文笔与深刻的思想融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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