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他们竟有如此“另一面”

百年五四，

意气风发的青年们，

留下了悲壮激昂的青春宣言，

勾勒出一往无前的抗争剪影。

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

身上的符号是勇士、先驱、导师。

然而，他们还有着我们并不熟悉的一面。

有热血、有浪漫，

是严父，或是斗士……

倘若那个时候有“朋友圈”，

会是怎样的光景？

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李大钊：严父

李大钊从小随祖父生活，平时家教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严格对子女加以教育。  

△李大钊

李星华在《我的爸爸》一文中回忆道：每逢看到孩子们学习，我就会想起爸爸说过的话：“小孩子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三心二意，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 那是寒假里的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外边下起了大雪。啊，我们又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了。我想着想着，手里的笔就不听使唤了。爸爸正站在我旁边，他用手敲了敲我写的字。我仔细一看，有几个字写得东倒西歪的。我知道自己错了，脸上热辣辣的，就认真往下写。 我把写好的大字交给爸爸看，心里想：“爸爸一定要让我重写一遍。没想到爸爸看了，指着后边几个字对我说：“好，像这样写就对了！”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也会抽时间为儿女们讲故事、教孩子学唱歌、背古诗、下军棋、写毛笔字等。他把《国际歌》教给孩子们，教育他们懂得革命道理，孩子们都深深地受到感染，渴望那美好的新中国、新社会。李大钊虽然英年牺牲，他打造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几代人。他的子女，也都把一生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鲁迅：浪漫

生活中的鲁迅虽然“世故”， 但再冷酷的人也有柔情的一面，他遇到了一个人，遇到了他的爱情。许广平，出生在广州，是鲁迅的第二任妻子。1923年，42岁的鲁迅走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课堂，认识了时年20多岁的许广平。1925年，许广平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从此，两人信件往来频繁，后来结集出版了《两地书》。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鲁迅和许广平一家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生，家里增添了欢声笑语。1934年，两人相伴走过了十个年头，鲁迅在赠给许广平的一首诗中情挚意深地说：“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许广平给予了鲁迅一个温馨完整的家，她身兼妻子、情人、战友、助手、生活秘书等。他们在一起生活期间，鲁迅的创作量超过了以往所有时候，他的笔下，也增添了一抹暖色，不再全是刀笔吏式的冷酷。林徽因：斗士

现在的文艺青年和影视作品津津乐道林徽因的感情经历，事实上，为爱国而颠沛流离、为中国建筑和传统文化做出杰出贡献，才是她人生的主要内容。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背井离乡，从北平至长沙、昆明，又到李庄，路程几千里，风餐露宿，食不果腹。林徽因在赶路途中病倒引发肺炎，差点丧命。经过此次大病，林徽因身体衰弱得厉害，影响到了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梁思成、林徽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的身体状况已相当不乐观，而面对朋友让她前往美国治疗的建议，她却毅然拒绝了。她说：“自己从小受欧美教育，但珍视中国；最看不起一类人，就是没喝过多少洋墨水，却认为西方比什么都好。”1949年后，在病榻上的林徽因接到设计国徽的任务，毅然决然挑起了重担。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是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莫宗江、朱倡中等人所组的设计小组与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等人的设计小组集体创作的。

钱钟书：“猫奴”

钱钟书被誉为清华著名才子，一代文豪大家，但恐怕甚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可爱的一面： 一个忠诚的“猫奴”。

△钱钟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在清华园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他在清华的住所养起了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他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他腕上一搭，表示感谢。钱钟书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激，钱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当时，林徽因也养猫，称家里那只猫是她们一家“爱的焦点”。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感觉常常受邻居猫的“欺负”。于是钱钟书便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为自己的猫儿报仇。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便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小说《猫》的第一句）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打猫要看主妇面”，不要因为“猫事”伤了两家的“和气”。钱钟书可顾不了那么多，照打不误。钱钟书还有一个特点，被称为“民国毒舌”。读者们总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一些“怼人”的蛛丝马迹，周作人、林语堂、萧乾等人都曾“躺枪”。

蔡元培：热血

蔡元培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除了治学，年轻时的蔡元培还曾经和暴动、炸弹、暗杀这些词扯上关系。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由左至右）合影

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的权威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

来源：“南方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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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林苗苗

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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