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觉悟青年 奋进年华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右五为马骏，右三为郭隆真；前排右二为刘清扬，右三为邓颖超。
周恩来为什么化名“伍豪”
1919年9月2日，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与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7名刚刚被释放的学生，热烈地交谈着。郭隆真提出，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张若茗提出两个团体要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周恩来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奔走于两个团体之间，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9月16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周恩来、马骏等10名男社员，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10名女社员，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主编不定期出版的小册子——《觉悟》。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觉悟社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实行委员制，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
9月21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觉悟社团结进步青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组织之一。
为了斗争的需要，觉悟社社员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随机抽取号码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20人在50个号码(从1到50)中抽取代号，邓颖超抽到“1号”，以代号的谐音“逸豪”作为化名；周恩来抽到“5号”，化名“伍豪”；赵光宸抽到“9号”，“九”英语是“nine”，谐音化名为“奈因”；刘清扬抽到“25号”，取“廿”和“五”的谐音，化名“念吾”；马骏抽到“29号” ，取“廿”和“九”的谐音，化名“念久”；谌小岑抽到“41号”，化名“施以”等等。在以后的革命生涯里，“伍豪”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化名之一。
“杀君马者道旁儿”
“杀君马者道旁儿”，汉代《风俗通》里的这句话，由于北大校长蔡元培1919年5月在辞职信中引用，让很多的人知晓了。这句话的意思是：道旁儿越鼓掌叫好，骑马者越会快马加鞭，最后骏马倒地毙命。有人统计，蔡元培一生公开辞职高达24次之多，其中因为与北大相关的事件而辞职的有7次，最著名的一次就是五四运动后的这次辞职。
蔡元培
经过奔波救助，1919年5月7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及各校被捕的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元培向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呈并作了说明：“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
5月9日早晨5点半，蔡元培匆匆离京赴天津。行前给北大师生留下一则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则启事的意思是：同学们不要再挽留我了，让我走吧，不然我会累死的。同学们虽是爱护我，其结果反倒害了我。
蔡元培出走实属于无奈。8日下午，一位与蔡元培“甚有交谊与政府接近之人”对他说：“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力，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可见，保护爱国学生是蔡元培出走的真正原因。
蔡元培辞职消息不胫而走，引起教育界很大震动。北京各校师生立即掀起挽留斗争，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也为挽留蔡元培而一致提出辞呈。5月14日，徐世昌被迫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慰留蔡元培的命令。看到政府挽留信后，蔡元培表示不愿再回北大。后经多方劝说，他终于答应几个月后再回北大任职。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9月20日，北京大学师生3000余人为他返任举行欢迎会。学生代表致欢迎词：“今先生返校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蔡元培致答辞说：“吾以为诸君甚恨我，而不愿与我再见，不料叠被催促，勉强北来，今日复得面此最恳切的谈话，非常惭愧。”
冰心的处女作——《两个家庭》
1919年9月18至22日，《晨报》第7版连载短篇小说——《两个家庭》。小说从李博士来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开始，描写了陈家、高家两个迥异不同的知识分子家庭。
陈华民是英国留学生。他的太太是一位富家小姐，平时珠围翠绕，整天打牌行乐不理家务。他家的三个孩子，一味由佣人照管，经常吵嘴打架，闹得一家不得安宁。家庭不能使他快乐，陈华民“就天天的拼酒”“头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体也虚弱了”，最后患三期肺病死了。与陈家相对照的是高先生一家。高、陈同在英国留学、一起回国，高先生的职位、薪俸比陈先生还低一点、少一些，但高先生过得很快乐。高先生的太太亚茜，贤惠、精明。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对老人照顾体贴入微，把儿子小峻哺育得活泼可爱，还帮着高先生翻译英国著作，真可谓“奇情艳福天难妬，红袖添香对译书”。
小说作者的名字很是奇怪——“冰心”，当时谁也不晓得是哪方人士。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她后来解释说，“冰心”取自唐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一来因为冰心两字，笔书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1954年，冰心在《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中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比黑暗的。因此我写的头几篇小说，描写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但是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今天看来，这篇小说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由于提出改造旧家庭、建设新生活的社会问题，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9期，原标题《1919年9月：觉悟青年 奋进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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