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春，毛泽东发生“经济危机”，父亲不赞同他自修，断绝了对他的经济供给。同时，他所寄居的湘乡会馆住了不少退伍或被遣散的士兵，吵架、斗殴时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的自修生活难以继续。恰在此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发出了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的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决定与两位好友一起投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编入该校预科一班。当时第四师范校长陈夙荒看到毛泽东的作文试卷，感慨地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1914年春，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也随之来到第一师范读书，同年秋季，被编入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1913年春至1918年夏，是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五年。在这段日子里，他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思想也逐步成熟。这五年也是毛泽东在学校读书最久的时光，在这里遇到的良师益友对他的一生可谓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的改革法令与措施。在教育方面，组成了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发表了《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以达到“实体世界”为最终目的。这种教育观点，成为当局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当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是孔昭绶，他于1910年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1912年8月学成回国任第一师范校长。1914年1月，因为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檄文，被湖南都督北洋军阀汤芗铭下令捉拿，幸亏提前得到消息逃出，随后东渡日本避难。1916年9月孔昭绶回国，被再度任命为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担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贯彻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对学校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坚持“有治人然后有治法，然无治法未必有治人”的主张，一上任即调整教职员队伍，全面修订学校章程；聘任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如方维夏、王季范、杨昌济、徐特立、易培基、袁仲谦等人，还聘请了外籍教员饶伯斯(美)、费尔廉(德)；并借鉴美、英、法、日等多个国家的教育经验，实行民主办学，使第一师范教育适应新文化运动潮流，从而得到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孔昭绶要求教员“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身，勤于体育”，激励学生“在校当以致力学业，锻炼身心为务”“保有健全之人格，预储独立自营之实力。我中华民国之前途，惟有为之青年是赖。”毛泽东对孔昭绶有过很高的评价。1951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周世钊，周世钊提到他们在第一师范学习时的校长孔昭绶具有民主教育思想，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毛泽东点头说：“何止民主教育家，还是一位教育改革者。”第一师范不仅有孔昭绶这样思想先进的校长，还有一批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并重的好教员。其中，有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
毛泽东年轻时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又名袁仲谦
袁仲谦，1913年1月至1919年8月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袁仲谦的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叫他“袁大胡子”。他对毛泽东要求严格，非常器重，当发现毛泽东模仿梁启超的文风时，他严厉要求他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并将《韩昌黎全集》借给他。起初，毛泽东不喜欢这位老师，认为他保守专制，但渐渐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又诲人不倦，了解了他的一片苦心和好意后，毛泽东立即从旧书店买来《韩昌黎全集》，仔细阅读，收益甚多。在课外，袁仲谦还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宿舍单授读书法则，介绍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并嘱咐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我自己就是用这个法则提高的。”后来毛泽东回忆道：“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杨昌济，1913年1月至1918年6月任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修身与教育学教员，因老家居长沙板仓，故称为“板仓先生”“板仓杨”。他自幼喜爱“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学说，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学问上主张“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归国后，他决心为国家培养人才，常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挂长天”自勉。杨昌济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造诣颇深，吸取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康德派等学说，并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加以批判继承，形成了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他十分钦佩王船山的个人独立精神，看重谭嗣同《仁学》对儒家“三纲”之说的批判，提倡人人都要“独立奋斗”。毛泽东对此信服不已，在笔记中，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杨昌济还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对其宣传介绍也不遗余力。在《新青年》出版后，他订了几份分别送给优秀的学生，毛泽东也是受赠者之一。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阅读进步刊物，很快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爱护学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其欣赏毛泽东、蔡和森”， 曾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推荐毛蔡二人，他在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而已，救国则必先重二子。”1920年初，杨昌济在北京重病住院，毛泽东多次进院探护。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与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等联名发讣告，参加追悼大会，并协助杨家料理全部后事，直到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归故里。毛泽东钦佩杨昌济，在1915年7月致友人信中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在对斯诺的回忆中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毛泽东和徐特立
徐特立，1913年1月至1919年6月任第一师范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他时刻保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讲课时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不谈抽象空洞的大道理。他原本是长沙师范学院的校长，在第一师范兼任课程教授。这两个学校的步行距离需要个把小时，即便是雨天，他脚穿钉鞋，手撑雨伞，挟着讲义，按时上课。古往今来模范人物的言行常被徐特立用来启发学生，有时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指点学生。他认为，朴素的生活不但可以节约，而且能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锻炼坚强的意志。他治学有方，倡导“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些学习习惯都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徐特立的高贵品格和优良作风令毛泽东十分敬佩，1937年1月，徐老60岁生日，毛泽东在贺信中深情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参考文献：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 修订版[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09.
本文经由湖南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高菊村授权发表并指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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