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夜市是商品经济繁盛的产物，是展示城市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窗口。北宋开封、南宋临安以及明清苏州、杭州等地皆有热闹繁华的夜市。由于夜市在古代没有进入经济发展主流，不仅正史之中绝少记载，地方志中也很少涉及。
有关夜市的记载，多见于私人笔记，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成为了解当时夜市生活的主要资料。
北京作为明清国家都城所在，不仅正史与地方志中对北京夜市无所着墨，即便是私人撰述的书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等书中也很少涉及。似乎除元宵节等特定节日外，这里鲜有夜市生活。近来翻阅清代朝鲜使者所撰《燕行录》，我们从中发现不少对北京夜市生活的记载，其中通州作为漕运枢纽，是使者进京最后一站，夜市尤为繁盛，相关记载也最为详细。这些文献记载成为了解清代北京通州夜市的宝贵资料。
北京通州
自金代以来，通州因地处运河北端而成为漕运重镇。由于通惠河水源限制，明清时期每年400万石左右的漕粮到达通州以后就要进行转运起卸，分别存储于通州仓和北京仓之中，通州由此成为北京地区最重要的漕运码头和仓储重地。大量南方漕船与民船停泊于运河中，万历年间朝鲜使者金中清在《朝天录》中称：“上下数十里间彩鹢簇流，牙樯插天，商船贾舶又不知其几千。”道光初年朝鲜使者徐有素描绘进京途中所见运河繁盛景象时估算“商船之载货者不止千数”，由于众船相接，“江上便成陆地”，其中以江苏船只居多，来自山东、江西、闽浙、广东、湖广、河南、云南等地的船只也有不少。雍正时期《御制通州石道碑文》记载了运河一带繁华景象：“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逵也。”因此朝鲜使者朴趾源见状，不无感慨：“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大量漕船与商船的聚集催生了通州活跃的商品经济活动。康熙《通州志》记载，州城之中，日日为市。同业聚集的商业街也大量出现，乾隆《通州志》中记载有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骡马市、南北果市、杂粮市等。城内酒坊、食店则处处有之。牛市大街、旧城四门，新城二门等交通要道更是联坊列肆，弦唱相闻，车马骈集，尤为繁盛，连运河之上也有热闹的商业活动：“又有酒船五六来泊，方开沽，买者云集。”通州的繁盛景象给途经此地的朝鲜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万历年间，朝鲜使者尹根寿在《通州》一诗中称赞：“繁华从古说通州，粉堞周遭碧水头。此望五云才咫尺，西通三辅此襟喉。”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李喆辅描述“盖通（州）是天下财谷委输处也，繁华佳丽甲于诸处，虽沈阳亦不及焉”。同治时期，朝鲜使者柳厚祚路经通州，描绘城市景象：“入其城，左右市廛饰以黄金，物货之盛，人物之繁，与皇城几为相等。”通州城内美女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半空秋月之面，三春弱柳之腰。”直到光绪初年这一繁盛景象依然延续，光绪二年（1876）朝鲜使者林翰洙见到的通州依旧是“城内家户如栉斯比，楼台市肆金碧眩煌。巷衢逵达，蹄轮阗辚，不啻辽沈之倍”。因此清代通州衙门匾额有“日下冲繁第一州”七字。朝鲜使者姜时永也曾作诗：“都会燕京第一州，万家城郭枕河流。……蔽日帆樯迷翠渚，笼烟杨柳拂红楼。”传说，古代通州境内多河，河中有妖怪，经常兴风作浪闹水灾，于是在城中最高处建造了这座镇河塔，用以镇河神而靖水患
通州漕运专用码头为石坝码头和土坝码头，其中石坝位于通州城北，是漕粮转运京仓的专用码头；土坝码头位于通州城东门外，是漕粮转入通州仓的专用码头。为避免民船、商船占用漕船码头，朝廷在东关外另辟有民用码头。自土坝码头卸载的漕粮以及民用码头来自南方的商旅、货物均要从通州东门进城，东大街一带由此成为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燕辕日录》记载了一位朝鲜使者在通州城东门附近的见闻：“渡桥而至通州城外，左右廛肆绵亘络绎，牌号杂错，金碧交辉……色色形形，眩煌人目。由瓮城门入……左右廛肆更胜于城外，人众龙匝，车毂相击。”清代金碧照耀、彻夜不休的通州夜市就位于东大街一带。从朝鲜使者“夜市繁华，自古有名”“通州夜市，自古有名”的说法看，夜市在清代以前已经形成。作为水陆都会，繁华的通州夜市在使者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通州夜市名于天下”“未知成都、广陵比此何如”等记载，将通州夜市与成都、扬州夜市进行对照，可见通州夜市在规模与影响力上早已突破地域的限制，声名远播。同治年间，朝鲜使者柳厚祚在《燕行日记》中，将通州夜市视为与卢沟晓月、玉泉垂虹、金台夕照等燕京八景并列的都城标志性景观。夜市上交易的商品，包括茶叶、香料、烟草、铁器等，路旁市肆相连，百货摆列，号称物资无所不有。仅卖针的李公针铺就有十余处，“积针与屋齐”，买卖之法，以一万个为单位，朝鲜使者称天下所用针多出于此。
历史上通州的城郭曾在元兵战火中毁于一旦。直到明洪武元年，才在潞河西边以砖石修建了周围九里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的新通州城。此城开有东“通运”、西“朝天”、北“凝翠”、南“迎薰”四门。在明正统年间，因游牧民族侵袭骚扰，又在西门外筑新城保护。所以，通州城墙呈不规则形，有五座城门
酒楼茶肆等服务业也极为热闹，道光年间，朝鲜使者李遇骏诗曰：“轮蹄杂还时无绝，歌吹争喧夜不休。”夜市活动完全突破了时间限制，“悬灯开市，达夜买卖”“往来交易，至晓不绝”。嘉庆年间，朝鲜使者成佑曾在《夜市在通州》中描绘：“角灯红烛市街明，人去人来到五更。”晚清国势日衰，通州夜市繁华程度有所下降，但犹自笙歌彻晓。在夜市照明上，“每夜各铺悬羊角灯数十，照曜如昼”。除羊角灯外，还有五色琉璃灯，秋水、风自影等各类彩灯，随灯色燃烛纱，方者圆者不一，描画山水、楼台、人物、草虫于纱面，对对成双。游人与买卖人也持灯往来。整座夜市呈现出千灯照碧，云高楼红的繁华壮丽景象。夜市游人不仅来自本地与南方，也有不少海外商旅参与。咸丰初年，朝鲜使者姜长焕在《北辕录》中记载：“夕饭后三行步出廛里观夜市，盖通州夜市素称可观……忽有群胡数百，两两成列，各持彩灯，远近通明如白昼。其后或持旗旙，或击铮鼓，列队随行者又不知其数。”朝鲜使者李始源在《通州次息庵》中也写到了通州夜市万家灯火、华戎交杂的景象：“赵燕筝筑喧迷月，苏浙帆旗细飐风。日暮万灯光烛地，纷纭夜市杂华戎。”
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的镇水神兽
自乾隆至光绪年间，途经通州的诸多朝鲜使者在夜市流连，以亲历者视角描绘了通州夜市的繁盛景象，其中有几位使者的记录尤为细致。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士龙作为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正月二十八日返程途中在通州留宿，初更时与另外两位使者出游，见当时“店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有卖针者，有买茶者，有击钟诵经者，到处如是，可谓不寂寞”。两年后，李在学出使北京，也留下了类似的记载：“至开夜市，街巷灯辉，尚如元宵。物资无所不有，而钢铁、佩香之属又胜于他处，故行中多贸去者。”通州及夜市的繁盛与思念故土的愁绪令这位使者百感交集，在《通州》诗中写道：“粉堞萦迴碧潞流，帝畿都会此雄州。帆樯万里通吴越，宝货千车凑蓟幽。耀月澄光开夜市，遏云笙曲闹春楼。前朝物色依依见，杨闸桥头倍客愁。”道光九年（1829），朝鲜使者姜时永游览通州时记载所见：“此时日已昏黄，路傍市肆栉比，金碧照耀，比沈阳不知几倍。而各铺各店张灯点蜡，一铺所燃，大约为数三十，而都是羊角灯，上下四通明如昼，无微不烛。夜亦交易，肩磨毂击，而绝无喧哗，俗谓通州夜市者，此也。”他对当晚的游玩经历也进行了细致记录：与随从便服出门后，进入一处茶楼，店主煮茶以待，“其味香冽，比他尤倍”。这一茶楼积储的茶叶，“凡天下奇茗异芽无不存焉，可谓充栋汗牛矣”。茶楼上为店主所居，文房四具精洁清雅，座旁有《文文山集》。他“抽阅数板而归”。楼下即茶铺，买茶者“夜亦填门”。整座茶楼雇佣有茶保数十人，“一边称茶，一边纸裹，一边绳封，未有暂暇”。由于生意繁忙，所收铜钱直接放在地上，“收钱于地，贯之以索，积堆如阜”。据他观察“凡夜市之诸肆交易，莫不类此”。道光三十年（1850），朝鲜使者权时亨在通州有类似经历。他步出通巷，见“各铺各棚个个悬灯，羊角、琉璃、秋水、风自影诸般彩灯，色色照耀，街路如同白昼，愰然如入广陵市也”，周行各铺，“或算钱作贯，或按簿考账，皆有条理”。因为国内宰相点名要杭州烟草，所以一行人到了一处烟草铺中询问有无。“那卖草的答：有，有。出示一包草，其作包法似我国（按：即朝鲜）。西草细切亦如之，其色淡黄而无津气”，他们游玩到深夜方归寓处。随着近代国势日衰，通州夜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通州先被其锋，元气大伤。战争结束后，朝鲜使者申锡愚再次游历通州夜市，“见夹路左右张灯者十之二三”，今昔对比之下，使者不由生出黍离之悲，“况彻晓笙歌亦不可得闻乎。潞河之舟，通州之灯，今不足为观而犹记之者，记繁华之有时而歇”。光绪十四年（1888）朝鲜使者无名氏所作《燕辕日录》成为通州夜市景象的最后记录。使者在黄昏后游玩夜市，“各廛坊内点着羊角、琉璃诸般灯火光辉，玲珑灿若星影，玩了一回儿因归于寓所”，颇有意兴阑珊之感。1901年清王朝实行停漕改折，终结了延续千年的漕运制度。通州失去了城市发展最关键的支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州夜市也最终随雨打风吹去。
玉带河大桥——北运河上第五座跨河桥，如今已经成为通州东区重要的交通节点和北运河沿线景观带上的重要景观载体
今夕何夕，曾经的通州夜市已随时光的烟云封存在记忆深处。漕运不再，但千年运河之美，依然安静淡然。如今，大运河两岸杨柳成荫，游人如织，夜经济的兴起再次将都市与夜市相结合，让烟火气再抚凡人心。夜风袭来，和家人、朋友漫步运河两岸，当年千帆竞过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令人梦绕魂牵。
作者：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8期，原标题“清代朝鲜使者笔下的通州夜市”
责编：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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