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西北军军与聂教练相约酒店,网红见网红,干的漂亮

美图赏析:Flickr摄影师 林巜巜 作品选

真人漫画||《家有色鬼》10话-大结局

学长学姐干货总结|整整30门水课推荐,附推荐指数和课程详解

特朗普开铡鹰派 博尔顿出局内幕

Facebook Twitter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点击图标下载本文截图到手机
即可分享到朋友圈。如何使用?

查看原文

一个被深深误解的词

刘勃 读库

按:继《战国歧途》再版后,刘勃新书《失败者的春秋》也于近日出版。这篇文章未收入《失败者的春秋》,但却讨论了春秋史不可回避的一项制度——封建。6月30日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刘勃带我们回顾了这个我们无比熟悉却误解重重的词。


  

古代“封建”是什么意思?

 

和革命、维新一样,封建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革命、维新的含义,古今之别已经很大。而封建一词的所指,古代跟今天更是可说几乎相反。

《左传》中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通藩)屏周。(僖公二十四年)

 

“二叔”有两个解释。


比较直白的,就是指管叔和蔡叔。


更有历史高度的:糟糕的时代叫叔世,二叔就是指夏、商两代的糟糕结局。


“二叔”都没有好结果,周公很伤感,所以把亲戚都“封建”了出去,作为周朝的藩篱屏障。


金文和小篆中的“封”字。



封字的意思,是“爵诸侯之土也”。金文和小篆都可以看出,封的字形,是伸手在土上种树。那时诸侯用在边境上种树的方式,划定自己的疆域。


金文和小篆中的“建”字。


建字的意思,是“立朝律也。从聿从廴”。在朝廷上拿一支笔,写下法律政令,这就是建。


从字面上说,“封建亲戚”就是赐予那些亲戚(同姓血亲叫亲,异姓姻亲叫戚)土地和立法权。


当然,西周被封建,也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立法权的,并不是只有亲戚,另外还有三种:


(1)追随周人打天下的功臣,最著名的如封给太公望的齐,还有后来的秦;

(2)早就存在的部族,表示拥戴周的天子地位的,如前面提到的陈国、杞国,更有名的还有楚国和越国等;

(3)失去天命的商人,封国还是可以有一个的,那就是宋。


这些人获得的封地,一般说来是中间有个城,叫做“国”;周人有从事农业的传统,他们甚至相信自己的始祖稷是农业的创始人。所以,国(也就是城堡)的周围是农田,农田延伸向远方,直到绿树环绕的边境,这样一个范围,就叫做“邦”。就是说国是都城,邦才指国家,到了汉朝避刘邦的讳,古籍中的邦字很多被改成了国,造成了国字有时指都城,有时指国家,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封建的结果,是天下有了许许多多的邦国,邦国的统治者则被统称为诸侯。古代学者,往往把封建视为“封邦建国”,或“封疆土,建诸侯”的简称,这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引申。

 


封建的特征是分权

 

封建诸侯的独立性很强。


从天子那里获得了封地,之后封地上的行政事务天子就几乎不怎么干涉,当然也很难有什么监督。诸侯需要对天子表示效忠,需要按时朝觐天子,并缴纳一些贡品,但很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诸侯对天子要尽的最大义务是军事方面的,天子征伐谁,大家都要出兵相助。


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传说中,提到京师附近出现敌情,就会点起烽火,然后诸侯会一起赶到。——诸侯的封国距离京师的道里远近各不相同,竟然能同时赶到,如此整齐划一,这一定是处女座编的故事。但天子有难,诸侯应出兵勤王,大约是确实存在的责任。


诸侯去世,即位的将会是他的嫡长子,而不是由天子再任命一位诸侯。天子甚至无权从老诸侯的儿子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个。


《史记》记录,西周末的周宣王干涉了鲁国国君继承人的选择。结果天子挑中的新国君被鲁国人杀死,后来天子又出兵杀死了鲁国人自己选择的国君。尽管这次天子和鲁国人的较量看起来是天子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从此“诸侯多畔(叛)王命”。


也就是说,天子干涉诸侯国内政,被视为破坏了天子和诸侯之间的正常关系,于是也等于宣布解除了诸侯的效忠义务。


但诸侯不能也任意嚣张跋扈。西周初的诸侯国都很小,方圆百里就算大封,一般情形下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城。后来国土扩张,城也多了,诸侯就把新建的城及周边土地封给被称为“卿”或“大夫”的贵族。从此,这块封地基本也就由这位卿大夫全权统治,诸侯不能过问了。——有的学者把这叫做二级封建。


大夫的这块封地,往往被称为“家”。《大学》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套修齐治平的理论,放到今天并不通顺,因为家是私人空间,国是公共领域,两者分开为好。


但是在西周以至春秋战国,这话没什么问题。因为作为大夫的封地,一个家,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人口,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军队——总而言之一句话,家是一个政治单位,是一个贵族可以动员利用的第一支政治力量。那么理所当然的,你不能齐家,还谈何治国平天下呢?


在有的地方,大夫的家也太大,于是甚至士也可以获得封地,这就是所谓三级封建。有封地的士比例不会很高,但史书上提到了的,往往都把自己的老东家收拾得够呛,甚至可以左右那个诸侯国的政策,叫做“陪臣执国命”。


所以,张荫麟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下这个定义,今天看来仍可说是相当精准:

 

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的,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

 

显然,这和秦以后郡县体制下,地方官不能世袭,中央随便派一个巡视组(往往行政级别很低)就能把地方官员收拾得服服帖帖,地方官之间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景象,大不相同。


事实上,在古代和“封建”对立的概念,正是“郡县”。


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古代自然也不会被称为“封建王朝”。按照古人的理解,始皇帝不但没有建立所谓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恰恰相反,他是封建制度的终结者。

 


能不能不封建?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看出,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这种策略,对天子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分出去的土地泼出去的水,天子从此就对之无法控制。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每一代天子都需要封建新的诸侯,天子手里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小的天子,是无法承担天下共主的重任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就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


但假如有事后诸葛亮穿越到西周初,向天子陈明这个事实,对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西周初推行封建之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这一层唐朝柳宗元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他在《封建论》中说:

 

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

 

很多诸侯是早就存在的,他们的支持,正是商汤、周武王的革命资本。所以天子最终也只是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权威而已,并没有办法剥夺他们固有的土地。


至于那些天子新封建出来的诸侯,则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天子需要他们效忠,自然也就需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那么,当时除了土地之外,天子对诸侯还有什么支付手段?


我们不妨开列以下选项:

 

A、名器

B、粮食

C、少量货币,默许其贪污

D、符合其工作价值的货币

 

关于A选项:名指头衔,也就是公、侯、伯、子、男之类的诸侯等级。器指珍贵的器物,尤其是标志着身份的钟鼎等青铜器。


对天子而言,这个选项的好处是可以源源不断一直支付。问题是名器颁发太多了就会贬值,所以赐予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孔子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但最根本的困境则是,名与器本质上都属于荣誉性的奖励。得不到的固然会耿耿于怀(最典型的例子是楚国,有楚问九鼎的故事),但得到了的时间长了也就不当回事了。从大量的青铜器上的册文看,天子赏赐的时候,确实在极力寻求用名器替代土地,这是努力降低成本,但诸侯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


说到底,这个选项只能当做辅助手段,对诸侯,此外还是要有更实质性的回报的。


关于B选项:这个办法当时可能已经存在,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变得很流行。在行政机构里担任职务的士人,他们的收入是“谷”,甚至进政府任职这个行为本身就被称为“谷”。一直到秦汉,官员的品级还用粮食的计量单位来衡量,比如丞相号称万石,各郡守是二千石,等等。


但诸侯给身边的士人发粮食可以,天子给诸侯发粮食却不可能。天子越过诸侯而直接控制土地,把粮食集中收上来,再发放到诸侯手里,有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是物流成本太高,粮食大范围的运来运去,运输过程里吃掉的,会是运达目的地的许多倍;二是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来承担这些工作,而文官系统又以社会上相当高的识字率为前提,这在当时达不到。


周人确实在努力降低物流成本,比如在洛阳兴建了第二个都城,就是因为这里“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当时修路的工程,大概也相当不小,故有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但无论如何,跟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的规模比,还是小玩闹。四方入贡和天子赏赐的,都只能是奢侈品。


相对周人其他方面的发展水平,他们的文字普及率算得相当不低,今天我们能发现这么多金文就是证据。而且学者们发现,这些铭刻在青铜器上的话,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有些无关紧要的事件也会被记录,这大概只能用周人喜欢写作来解释。


然而,即使官僚体系已经初具规模,要承担这项几乎牵涉到普天之下社会基层的所有个人的工作,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B选项是一个超历史的选项,并没有实际意义。


关于C、D两个选项:这两个就越发超历史得没边儿了。


当时货币经济根本还没有确立,可能发挥着类似货币功能的,有朋贝龟玉之类,天子也确实会拿这些东西用于赏赐,但这也只能作为补充手段。


秦以后的中国,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C选项,也就是官员薪俸有限,而且个人收入和地方的行政支出不作明确区分。官员若不寻求另外的进项,则自己生活质量堪忧不说,政府的日常工作也会陷于瘫痪。所以只要吃相不是太难看,朝廷对一般的贪污问题并不闻问。


这样平时减轻中央监管地方的工作量,需要的时候又可以轻松治人以罪。所以官员收入不合理,公私不分这类问题,开始可能是真没法解决,后来发现这个策略如此好用,也就有意识的不去解决了,因此这个体制,也就这么糊弄了两千多年。


至于D选项,那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的评估机制,直到今天,也只能说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已。


所以,尽管明知封建可以说一个“自弱型体制”,但周天子别无选择。何况,至少在西周初年,封建对于激发周人向东向南扩张征服的热情,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史记·齐世家》讲了一个故事:武王灭纣之后,太公望——也即民间俗称的姜太公——被封到营丘。他“道宿行迟”,在一家客栈住下。客栈主人说:“吾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客人睡得如此安稳,不像是要去就国上任的样子。”


太公望一下子警醒,半夜里起身出发,黎明赶到。恰在此时,当地的莱夷也来争夺营丘。——就是说,太公望要是晚到一步,后来成为五霸之首的齐国还没来得及建立,就连国都也要丢了。


看这个情形,周天子的分封,似乎并不是把一块已经控制在手里的土地分给臣下,倒像是指着地图上一块遥远处的阴影,给臣下派任务:你去开地图,那地方能拿得下来,就是你的。


类似的还可看后来秦国立国的过程。周平王在西方待不下去,自己要迁都洛阳,于是封秦襄公为伯爵,并交待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当时岐、丰之地戎狄横行,平王说赐地,也只是口头恩惠,秦之所以真的能在关中立国,还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地盘。


秦立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类似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太公望争夺营丘这样的东拓,实在是极其艰巨的使命,普通将士,更需付出极大的代价。如《诗经·豳风·东山》中所描写军旅生活,便显得苍凉而辛酸: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慆慆: 久。)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

我东曰归,

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士通事。行枚是行军时衔在口中以保证不出声的竹棍。)

蜎蜎者蠋,(蜎蜎,幼虫蜷曲的样子。蠋,一种野蚕。)

烝在桑野。(烝,久。)

敦彼独宿,(敦,团成一团。)

亦在车下。

 

以散文翻译大意:大军在东山脚下驻扎,滞留已经很久了。终于有了可以回家的消息,空中飘着濛濛细雨,回望西方的家乡,心里充满悲哀。做一套回家的新衣裳吧,终于可以扔掉行军时的衔枚了。野蚕蜷曲在桑树叶上,那本来就是它的家。夜晚我也只能蜷缩着睡下,唯一的倚靠却只有战车。


将士既然远征在外,家乡则不免破败:

 

果臝之实,(臝,裸的异体字。果臝,葫芦科植物。)

亦施于宇。(施,延伸。)

伊威在室,(伊威,一种小虫,俗称土虱。)

蠨蛸在户。(蟏蛸,一种蜘蛛。)

町畽鹿场,(町疃,兽迹)

熠耀宵行。(熠耀,光明的样子。宵行,磷火。)

 

葫芦藤攀援到了屋檐下,屋内爬满地虱,门前结了蛛网,庭院中留下麋鹿的蹄印,飘动的磷火在黑夜中闪烁。


想到这些有点阴森的景象,诗人并没有感到恐怖,只是心头越发泛起浓浓的乡愁(“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三千年后,这样的诗句仍使人动容。


《东山》是追随周公东征的将士的诗作,他们毕竟还可期待返家的一天。而追随太公到齐国,追随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追随召公到燕国……这许许多多如离弦的利箭,穿透整个华北平原的周人,多半就此搬迁到这些国家,今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里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周人进行旷日持久,并也许有去无回的东拓的呢?


《毛诗序》认为,《豳风》中的东征组诗,都是对周公的赞美,又说:“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悯)其劳,所以说(悦)也。说以使人,民忘其死。”了解战士的心意,怜悯将士的辛劳,给人交待任务却让人觉得喜悦,人民甚至忘记死亡。


这样强大的精神动力,除了周公的道德感召之外,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利益驱动呢?

 


封建与殖民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讲了这么一句话:“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又认为这个过程,正如“近代国家海外殖民”。


当然,肯定有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钱宾四又在拿自己不懂的西方概念胡乱比附。但就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殖民也是个有多重含义的词。Colony来自古罗马的Colonia,又由此追溯到希腊人的Apoikia,含义是“远方的家园”。殖植相通,周人封建,倒确实也是植民于远方,建设新的家园。


研究古希腊史的学者,多喜欢强调希腊人的殖民和现代西方不同。现代西方是宗主国剥削殖民地,而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新城邦,与其母邦却往往是平等的政治实体。如果把周人算进来,那么周天子在殖民中的获益,刚好介乎两者之间:少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但多于古希腊的母邦。


其实,宗国能否从殖民中获益,取决于它和殖民地的实力比。如果把希腊人、周人和现代西方人的扩张和另外一种扩张相比较,那就很容易看出三者间确实有巨大的共性了。


那就是完全出于帝王个人野心的扩张,典型的例子如波斯的大流士欲征服希腊,中国的隋炀帝、唐太宗要征伐高丽。


在古代,希腊也好,朝鲜也罢,这小小的半岛对大陆帝国的经济或安全,都没太大的实际意义(这是古今有根本差别的地方)。一定要将之纳入版图,满足的仅仅是帝王个人的虚荣心,对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征服那些较为富庶的土地,高明的专制帝王为了更快稳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也常会选择善待那里的人民,而不许自己的老臣民摆出一副征服者姿态,对之任意欺凌。


这样,普通民众在征服扩张中获益很少,也就不会热衷于此,很自然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热爱和平的民族”。


殖民扩张则不同,每一个参与扩张的殖民者,都是获益者。


希腊人的殖民,没有增强母邦的力量,但建立新城邦的希腊人的生活却因此有了飞跃性的改善。爱奥尼亚人是希腊人的一支,在古老的东方文明眼里,希腊人本以贫困著称,而爱奥尼亚人即使在希腊人中也算穷鬼。可在小亚细亚沿海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之后,他们却一下子成了富庶精致的生活的代表。


很多人倾慕不已的希腊文化,实际上最初是在这些殖民地而不是希腊本土出现的。至于当地原住民,则大抵极为悲惨,如希罗多德记录说,在著名的殖民城邦米利都,妻子不和丈夫说话,因为她们记得,丈夫是一群来自远方的男人中的一个,杀死自己的父兄后掳自己为妻的。


近代西方的全球扩张更不必说,殖民地发挥着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多余人口安置地三大功能,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改善了每个西方人的生活,使哪怕是最卑微的西欧白种人,在世界上的其他族群面前都成为上等人。


周人的扩张,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一支武装的周人,在一位贵族的率领下,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排开战车,建起城堡,然后就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金文国字


周人生活在城堡,也就是所谓“国”里,所以也被称为国人——“國”的本意,就是武装堡垒,外面的方框(有时不完整)象征着城墙,城墙后是一位持戈的武士。


在土地更肥沃,气候更湿润的东方,周人所能获得经济收益,是滞留在周原故乡所不能比拟的。何况,那位贵族固然从此是一跃而为一国之君,国人也有诸多政治特权,《周礼·秋官·小司寇》说:

 

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国人可以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意见:国家怎样应对危难局势;国家是否有迁都的必要;在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参与讨论拥立谁来成为国君。


《周礼》是一部成书很晚但保留着很多早期资料的著作。因为春秋战国的发展趋势是时代越后,君权越大,民众越无可能通过开大会的方式讨论这些重大政治议题,所以这条记录很可能确有西周的渊源。我们也确实在一些更可靠的史料中看到国人活跃于政治的身影:比如著名的“国人暴动”。


原住民的生活状态不得而知,被歧视和剥削则毫无疑问。他们生活的地方,因在城外所以叫“野”,或以其偏远所以称为“鄙”,他们也就被称为野人或者鄙人。从一些多义字里,也很容易梳理出歧视来:比如说大城市叫“都”,颜值高也叫“都”(夸人漂亮可以说你长得真都);边远是“鄙”,相貌丑陋也叫“鄙”。


封建制下的国野区别,混杂着城乡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因素。很容易看出,这当中包含着民族压迫,和天命观所宣扬的那种平等观念大相径庭。


但这种自相矛盾并不奇怪,事实上所有成功的政治理论都必然含有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这样才能保留充分的弹性以和灵活的政策相匹配(如有许多注疏的儒家经典,或有许多修正案的美国宪法)。


以天命观在理论上宣扬族群平等,以封建制在实践上推广周人特权,这两手是怎样交替配合使用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还原细节,但周人的政治才能,在这个过程里一定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文作者:刘勃


 点击下方书封即可购买↓ 

刘勃作品两种

《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

👇点击 阅读原文 入手刘勃作品两种。

Modified on
    Read more
    Added to Top Stories

    Sending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