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 不曾“公开”的神秘与传奇

【留美学子】 第1837期 

 国际视角的精选文摘

净土与纯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引言

【陈屹视线】导语

伊始于2006直到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期间，在《北京青年报周刊》优秀媒体团队的支持与配合下，我前后访谈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驻华大使夫人，她们光鲜背后的真实，却是与欢乐与分离、陌生与挑战的并存交织。每位优雅的大使夫人背后站立的是大使先生，而他们背后站立的更是各自的国家。

【陈屹视线】vs 大使夫人 部分访谈截图

当读到本期转载的下文时，本人即刻就被文中外交官们，似乎那么久远、曾经的点点滴滴所感动：牛郎织女、久病成医、一人多面手、子女远离父母的教育问题等等，这些字眼与我们当今生活越来越遥远的写照 .....

早期外交官们的外交生涯可谓家国情怀的气概与精神，在工作和生活如此简陋的各种条件下，中国外交官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令人敬仰，且历史更不能忘怀！

【留美学子】感谢

【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授权转载

神秘和传奇背后 

外交官生活的酸甜苦辣

作者：岳宏  来源：公众号【外交官说事儿】

首发于《青年参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执行多年的驻外人员配偶子女随任探亲规定进行了调整，目前已经基本接近国际惯例。说起这些政策的巨大变化，外交官们无不拍手称好。用他们的话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宽松，越来越人性化。 
提起外交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西装革履、登堂入室的严肃场面，以及礼宾、拜会、约见、照会、交涉、抗议等专业名词，还有特使、大使、公使、武官、参赞、领事、一秘、二秘、三秘、随员、职员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外交职衔。在一般人的眼里，外交官永远是个神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职业。 
神秘和传奇色彩，只是外交官生活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外交官们的生活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有个人生活的酸甜苦辣。

使馆是个温暖的家

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和常驻国际组织的代表团、代表处，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共有大小几百个。如果按“个头”来排队，中国驻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大国的使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绝对数得上是中国驻外机构中的“大哥大”，上述任何一个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都有一二百人，汽车多达七八十辆。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位于莫斯科市西南区的列宁山上，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院落，不仅使馆所有下属部门都在这个院子里办公，而且宿舍区和生活服务设施也在这里。

与驻俄使馆相比，驻美、日、法等国的使馆就显得比较分散，下属的教育处、商务处等单位远离使馆总部，来总部办事非得开车不可，最远的要用20分钟。这些使馆规模大，办公、居住分散，以致于同在一个使馆工作的不少同志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记者有一次在机场同时遇见两个熟人，上去分别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个走了以后，另一个问道：“这个人是哪儿的？”我对他说：“你们使馆的呀！你不认识？” 

与这些“大哥大”相比，一些小国的使馆规模就要小得多，像大洋洲的基里巴斯、西萨摩亚，当地人口不过10万左右，中国使馆加上大使也就三四个人，整个使馆就像一个家庭，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谁有个头痛脑热的，大家都来问寒问暖，哪家有什么风吹草动，另外几家肯定会马上有所察觉。

这些使馆不仅规模较小，而且距离祖国的距离也非常遥远，往来交通非常不便。就拿基里巴斯来说，到这里赴任，中途要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从那里转机到斐济，再从这个已经非常偏远的地方转机飞到更偏远的目的地，光旅途就要花费将近一周的时间。

尽管驻外大使的对内行政级别存在很大差异，但都是中国在常驻国家的法定代表，他们的任职无一例外都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最后由国家主席亲自任命。按照惯例，国家主席任免驻外大使的名单还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不少大使现在早已退休，还一直珍藏着当年那份珍贵的《人民日报》，以及向常驻国元首递交国书的照片。对国家来说，驻外大使是一个职务，是一份责任；对当过大使的外交官来说，大使还是一份个人荣誉，就像战士希望当将军一样，很多外交官也期盼着有一天能当上大使。 

人人练成多面手

使馆工作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外交官，直接参与外交工作，持的是外交护照（红皮）；另一类是工勤人员，从事服务性工作，拿的是公务护照（绿皮）。一个使馆就是这么一个由五湖四海的各路人士组成的临时家庭。“家庭”成员包括职业外交官、国家机关公务员、部队军官、厨师……大家在这里结识，又在这里分手。 

在常驻世界大国的使馆里，业务处（室）分得非常清楚，政治处、武官处、商参处、文化处、科技处、教育处、领事部，各管一摊，各司其职。但是，这种工作原则在那些规模较小的使馆就不完全行得通了，那里的外交官往往身兼数职，兼管教育、文化、新闻，还需要干别的事情。

这样的工作环境的确锻炼人，人人都要学会“拳打脚踢”，用不了几年，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人手不够的时候，随任家属也要上阵，或者当出纳员，或者管仓库，反正每个人都有事做。遇到领导人来访，使馆内男女老少都上阵，人手还是不够，这时候就要向邻近的使领馆求援，有时国内还会派人前去支援。 

见多识广很风光

在驻外使馆工作，不管级别高低，都能见到一些大世面。就拿国家领导人来访来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驻外使馆就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访的时候，只要首长能抽出时间，一般都要与使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对于普通外交官和司机、厨师等工勤人员来说，能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握手、照相，聆听他们的讲话，的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殊荣。

记者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欧洲、美洲和中东常驻多年，现在一个独联体国家常驻在他家里，与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攒了一大沓，老家亲戚来北京串门，总是争先恐后地欣赏这些照片，还要让他讲讲国外工作的见闻和经历。这个朋友风趣地说：“别看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人儿，可在村里，他们都把咱当成了大干部了！”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时，正值俄罗斯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这个时候，莫斯科市场上没有多少新鲜蔬菜。让大家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江主席和代表团千里迢迢从北京给大家捎来了新鲜的蔬菜和优质大米。尽管最后分到每个馆员头上只有几根黄瓜几个西红柿，但这种温暖和情意早已超出蔬菜本身，作为一种美好回忆深深地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自豪感来自强大的祖国

有人说过，弱国无外交。这话乍听起来似乎不太顺耳，但它却非常符合实际。一位在外交战线工作将近半辈子的老外交官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一天天壮大起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祖国的日益强大让每一个在国外工作的外交官觉得自己的腰杆越来越硬。从前，我们还只能在亚、非、拉等不发达地区寻找这种感觉，现如今，就是在那些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咱们的腰杆也不软。 

记者的一个同行在东南亚地区工作，他给大家讲过的当地华侨与使馆交往的例子，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说，在东南亚地区，有很非常有钱的华侨，有的华侨一人就拥有几个豪华酒店。

当地时间2019年1月31日，缅甸仰光，唐人街装饰一新节日气氛浓烈，迎接中国农历新年。（图源：东方IC）

每逢年节，华侨们排着队向使馆发出邀请作客的请柬。这些华侨请你去吃饭，并非有什么事求你，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朴素，就是因为使馆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华侨们常说：“祖国日益强大，我们在当地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谁也不敢小瞧咱们！” 

驻外使馆举行的大型活动中，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从9月初开始，使馆各个部门就向当地政要、社会团体、外国使团、华人华侨组织、中资机构和常驻新闻单位发出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国庆招待会的规模很大，常驻世界大国使馆一次邀请客人将近1000人，驻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还不只一场。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一个想来参加的人都能收到邀请，出席中国使馆的招待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华人华侨更把出席这种活动当成一种莫大的荣誉。每年中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世界各国的政府、议会的高级官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都会欣然前往，在一些对华友好的国家，有时总统会亲自前来表示祝贺。 

一人驻外 全家出国

从建国之初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外交官家属的随任政策就像一块铁板一样，不仅比较保守，而且多年没有什么变化。外交官的配偶能否随任，要看外交官的职衔，大使、参赞的配偶可以随任，一秘以下的外交官只有在第二任期才有资格携带配偶出国，而工勤人员的家属就没有任何随任的可能。

至于小孩儿，规定就更严格了，无论是大使、参赞，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孩子不论大小，一律不准出国随任。那个时候，各个使馆都很冷清，既见不到几个年轻女性的面孔，更看不到嬉戏玩耍的孩子。当地人和各国使团同行问起这个问题，中国外交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编个理由支吾搪塞过去。

时间长了，当地人都觉得纳闷，中国外交官为什么不愿把老婆孩子带来呢？莫非家里条件真的好到舍不得离开的程度？有外交官开玩笑说，我们在这方面的保守程度甚至都超过了朝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执行了多年的驻外人员配偶子女随任探亲规定逐渐有了松动，经过几次循序渐进的调整，目前已经基本接近国际惯例。现在，所有驻外人员，不管你是大使还是司机，配偶都可以随任，驻外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不仅可以随任，还可以在当地上学，成年子女尽管不能与父母持同一种护照，但也享受探亲的待遇，甚至连外交官的父母、岳父母，都可以出国探亲。 

说起这些政策的巨大变化，外交官们无不拍手称好。用他们的话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宽松，越来越人性化。那些早已退休的外交官们更是羡慕新一代外交官，说他们赶上了“一人驻外，全家出国”的好时候。 

到非洲一些地区去工作，生活条件差一些，气温高一些，商品缺一些，这都算不了什么，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肆虐的疟疾和伤寒等病菌病毒。 

外交官中的牛郎织女

过去，大家抱怨配偶、孩子随任探亲政策太死板，现在政策放宽了，但并不等于外交官的所有家庭问题都解决了。据统计，在目前驻外人员中，配偶、子女一起随任的仍然属于少数，外交官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多数外交官仍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在计划经济时代，外交官的配偶如果要出国随任，只要凭着外交部或者其他部委的一张信函，不费什么周折就能获得所在单位的批准，不仅保留人事编制，而且还能继续领工资。但是，在当今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时代，这种好事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即便是最讲情面、最通情达理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一走就是几年，单位很难为你保留工作岗位，要领工资就更不可能了。至于公司、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基本是借调没门，要走就彻底辞职。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对外交官配偶的随任造成很大障碍。 

也许是大男子主义的影响，也许是另有原因，反正，女外交官的丈夫一般很少有人出国随任的，顶多在妻子任期内领着孩子来呆上一两个月。即便是那些克服种种困难出国陪同丈夫的外交官夫人，她们的心理也是非常矛盾。在使馆里，编外、编内分得很清楚，作为随任家属，虽然与丈夫拿的是一种护照，但在自己名字下面还有一行注释：某某之妻（夫）。这一行字，决定了自己的家属地位。丈夫出门上班，夫人呆在家里，看着丈夫忙忙碌碌，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

如果外交官的夫人们在国内没有什么职业，倒也没有什么反差，但新一代外交官的妻子不仅在国内有工作，而且学历、职称往往不比丈夫差，有些人的职务还比丈夫高。到了国外以后，就要按照新的身份调整自己的角色，这对很多夫人来说是很不适应的。 

此外，现在国内单位人事方面的变化太快，经常进行精简、重组，夫人们呆在这里，心里也不安生，经常要和单位联系联系，生怕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 

教育孩子成问题

尽管现在政策允许外交官的未成年孩子随任，但要真的把孩子带到国外读书，还会遇到很多回避不了的问题。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条件比较好，不少中国外交官最近两年真的把孩子接到当地上学，看着孩子在当地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既高兴又忧愁。

一个初中学生的家长说：“如果我能在这儿长期干下去，哪怕是七年八年，孩子考上大学，我就可以放心地回去了。可是按照惯例，外交官的任期一般不超过4年，到我该回去的时候，孩子还在读高中，是把孩子留下还是带走？这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把孩子留在国外吧，既没有监护人，也不符合政策；在国外读书读到一半回国，也很难重新适应中国的教育体系体制，弄不好最后出锅的就是一碗夹生饭。”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工作遇到的是进退两难的问题，那么，在更多的“艰苦地区”工作的外交官，倒是想都不用想这个问题。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教育水平能有多高可想而知，中国外交官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带到这儿来上学，就算政策允许的探亲待遇，他们的孩子也很少有人享用。

按照目前的惯例，从北京前往非洲大部分地区，要从法国的巴黎或者德国的法兰克福中转，一些外交官舍不得放弃探亲机会，又不愿让孩子到非洲，于是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给孩子办好去非洲探亲的全套手续，利用中转的机会让孩子在欧洲转一转，然后就让孩子打道回府。 

 在黑非洲：久病成医

同样是外交官，一个到欧洲的法国，另一个到非洲的几内亚，说的都是法语，但他们过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了解外交官的生活，不要眼睛只盯着欧美，也应该多看看那些常年战斗在艰苦地区的外交官，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的感慨。 

那么，到底哪儿最艰苦呢？老刘50多岁，曾经在非洲干过两任，最后一次是在一个西非国家。提起那段经历，老刘至今感慨万千。老刘告诉记者，到非洲尤其是到黑非洲地区去工作，生活条件差一些，气温高一些，商品缺一些，这都算不了什么，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肆虐的疟疾和伤寒等病菌病毒。

由于常年高温、潮湿等原因，在那些地方，要挡住蚊子的袭击实在难以做到，即使没有被蚊子叮上，也保证不了绝对安全，因为弥漫在空气中的疟原虫细菌，不知不觉就会侵入人体，进入血液之中。这种细菌的繁殖能力很强，一旦病菌侵入，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或冷或热的异常反应，就是通常所说的“打摆子”。 

俗话说：久病成医。中国使馆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验，教会了外交官一些自我诊治的基本技能，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大家一清二楚。一旦发现病情严重，使馆就会赶紧把病人送到中国医疗队去，注射对付疟疾的专用药物喹宁。

老刘说，他在出国前，能打的预防针都打了，但一个任期下来，还是没有躲过“打摆子”，而且还不止一次。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中国外交官，没有染上传染病的实在是太少见了。一位年轻外交官结婚不久被派到非洲工作，他的新婚夫人随后来探亲，结果没过多久她就染上了疟疾，不得不提前回国。 

不过，在艰苦地区工作并非一无是处。在非洲工作两任时间，给老刘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当地人对中国的真诚感情。老刘说，别看中国离非洲距离遥远，但中国在这里的影响非常之大，在很多地方甚至超过因历史原因对非洲拥有传统影响的个别欧洲国家。中国政府援助的体育场、医院、政府大厦等标志性建筑，是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无私帮助的真实写照；中国医疗队深入基层，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当地人非常清楚，中国对非洲提供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条件，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所以，多数非洲人总把中国人当“自己人”相处。在黑非洲，不管你遇到什么麻烦，只要周围的人知道你来自中国，就会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 

在拉巴斯：随时准备吸氧

老刘对记者说，所谓的“艰苦地区”，并非只有非洲，实际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非洲”，只是各有各的苦法儿罢了。比如南美的玻利维亚，也是外交官们公认的艰苦地区，原因是那里的海拔实在太高，首都拉巴斯的海拔将近4000米。对于来自中国的外交官来说，高原缺氧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最大障碍。据说，从平原上来的人，在这里连呼吸都费劲，要是患了感冒鼻子不通气，只用嘴呼吸会感到非常吃力。时间一长，肺部会发生变形，就是身体健壮的年轻小伙子，时间长了也受不了。 

为了解决大家的“呼吸”问题，使馆专门配备了吸氧设备，如果谁感觉不对劲儿，马上吸上几口，多少也能缓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在战乱中建使馆

其实，要找外交官生活、工作艰苦的例子，不用到非洲，也不用去美洲，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随处都可以找到。中国驻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8个使馆，都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新建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建馆初期的条件，那就是“一个比一个差”。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亚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局势动荡，时不时真刀真枪地干仗，坦克、装甲车在首都的大街上对射的场面也不鲜见，暗杀更是犹如家常便饭。

1992年春天，中国陆续与这些从苏联刚刚独立出来的国家签署了建交协定，第一批中国外交官就在战火的伴随下踏上了这片土地。肩负建立大使馆神圣使命的外交官抵达目的地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个安全的落脚之地。据一位当时在这里工作的同志回忆：“这里哪有什么星级饭店，能找到一个有水有电的地方就算不错了……白天还好过些，到了晚上，街上一片漆黑，偶尔还能听到枪声，真挺吓人的。”

由于当地条件的限制，选定使馆房舍很难达到我们的要求。比如，中国驻阿塞拜疆使馆在1999年以前，一直是在巴库的一个旅馆里办公，由于没有独门独户的院子，国旗只能插在一个房间的窗户上。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中亚、外高加索地区的使馆馆舍不管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总算有了着落，但大部分外交官还是不得不在当地居民区里临时租房，用的是房东的家具，睡的是房东的床，说不定房东手里还有一把钥匙，随时都有破门而入的可能，乞丐、醉鬼半夜敲门就更是家常便饭。这位外交官对记者说，那时候就盼着有机会到莫斯科出差，一是可以顺便采购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二是可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 

外交官没有隐性收入

说起外交官的工资待遇，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1994年出台的驻外人员工资体制改革，是改善外交官生活待遇的一个里程碑。一位外交官对记者说：“过去，我们中国外交官的工资少得可怜，人家提起这个问题，我们怕人家笑话，都不敢说实话，上街喝杯咖啡都得先看价格再作决定。”那时，一个中等级别外交官的外汇补贴，每月只有几十美元，4年任期结束的时候，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那点钱到免税商店买个电视机，就算是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积蓄。 

刚刚实行外汇工资制的时候，外交官的工资比国内机关干部的工资要高出不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官工资与国内同类人员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驻外工作的工资优势也随之一天天降低。 

据记者了解，使馆工作人员除了工资，就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了，甚至连医药费、房租、水电都要从工资中支出。驻外人员没有奖金，没有什么补助，也没有任何创收的途径，更不像国内一些单位动不动就发点东西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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