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他: 封存的诗情 扎心的悲剧
【留美学子】第19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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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这是特定时代下、青春校园纯情男女同学之间，一个悲剧故事！
多年后，作者反思到：“当我有了点儿人生阅历，开始逐渐明白，对待同一个问题，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办法，直面有时远比逃避更有效”。
封存的诗情
首发于《香港文学》
2020年07月号总第427期
又是那条熟悉的小径。
绕着一汪湖水，蜿蜒连着另一头小小的八角亭。绿树环绕，鲜花盛开。一阵微风吹过，夹杂着花儿们的窃窃私语。顺着小径缓缓走过，美妙的诗句如烟似缕，从心中嫋嫋升腾而起。忽然，一团迷雾飘来，横挡在面前。迷雾后面是一张摇摆不定、模糊不清的脸。是他？
我努力睁大眼睛，想看清他的容貌，然而徒劳。那张脸忽明忽暗，忽隐忽现，渐渐浓缩成一颗大大的泪珠。盪漾的诗情瞬间冷却凝固，变成坚硬的冰块，猛地一下把我从梦中砸醒。
梦境如此清晰。种种细节真真切切。黑暗中睁着眼睛，仔细回想梦中情景，额头不由地慢慢渗出细汗。我向来相信，梦境与现实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为什么每当诗情涌动的时候，这张模糊不清的面孔就会出现，将诗情撕个粉碎？
我当然知道，这张模糊不清的脸是谁。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呼唤思想解放、全民崇尚文学的年代。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涌进校园，形形色色的诗歌流派方兴未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和充满生气的台湾校园歌曲四处传唱。
然而，思想活跃的同时，对感情的禁锢仍然是毫不动摇的――我所就读的大学校园裡严禁谈恋爱。对于公开恋爱的学生，校方有不成文的处罚方式。
萌动的、无处安放的青春激情，只能借助于诗歌来表达和宣洩。我那时迷上了读诗写诗。每天在学校的图书馆裡泡着，在笔记本上捕捉着灵感，悄悄记录着稍纵即逝的一个个闪念。想必那时我写的诗是带着点儿灵气和闪光点的，以至于毕业二十五週年聚会时，我们的写作课教授还能背诵几句我当年写的小诗。
概因写作课成绩突出，我被写作课老师推荐，进了当时校园文学刊物《野花》编辑组，负责低年级的组稿。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他。
他在学校食堂门口堵住我，把几张写得工工整整的方格子稿纸递给我，说是给《野花》期刊的投稿。我把诗稿交了上去，很快，他的诗作被刊登了出来。当我把带着油墨味儿的那份校园文学期刊交给他时，他的脸因激动涨得通红。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那本先用蜡纸刻、再墨印、而后装订成册的校园文学刊物製作品质实在不敢恭维。但在当时，习作能刊登上这本校园文学期刊是件不易的事，也是件很荣耀的事。
当时77级、78级、79级「老三届」大学生仍然在校，中文系可谓人才济济。每一期都会收到大量投稿，稿件被淘汰的机率是很高的。
这次小小的成功，显然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写诗，几近痴迷。
忘了具体原因，没多久，这本校园文学期刊停刊了。我们同年级的两个小班合併成了一个大班。人数变多了，同学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反而变少了。我知道他的名字，却没再与他有任何接触。
大二开始，我迷上了体育运动。课馀时间全耗在体育场上，摸爬滚打，一度忘了写诗这码事儿。
大三下学期，有一天忽然听说有同班同学病了，住院了。班主任老师带着一队班干部去医院看望，却唯独没通知我（我当时也是班干部）。
第二天，一位高年级学长在食堂迎面碰到我，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他问我：「听说你跟别人谈恋爱，又把别人甩了，害得别人得了精神病。你怎麽干这种事儿？」
我一听，怔愣在那儿，不知风从何起。
但凡有关「男女之事」的谣言往往如此：周围人都在风传，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只有当事人被蒙在鼓裡。
事情的真相，是在被系领导叫到办公室去谈话之后才知道的。
那是我在大学四年裡唯一一次进系书记办公室。跟我谈话的有两位，一位是系书记，一位是系办公室主任。坐在一把简易的办公室木椅上，看着办公桌后面系书记那张威严的脸，我发现他的鼻子表面坑坑洼洼，像极了橘子皮。有那麽一刻，我甚至开起了小差，联想到了钱锺书《围城》裡五位教书匠一路奔波到江西鹰潭时遇到的那位押送军车的军官。
系书记让我说说我与那位陶姓同学认识与交往的过程，口气像是在审问。我眨巴着眼睛拚命回想，只能勉强说出几年前他投稿的事儿――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接触。
「就这些？」系书记有些不相信，「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老老实实都说出来，学校是不会轻易处分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
他尽量温和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可那些话配上他那张脸还有那种语调，在我听来，就像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努力回忆，实在想不出与他交往的其它任何细节。我们班是恢复高考之后全校最大的一个班。一百多号人，每次上课固定在一个大教室裡。女生一般都坐在前排，与后排男生几乎没有互动。班上大多男生的姓名都是通过每次课前点名知道的，以至于有些女生直到大学毕业时都不能把一些男生的姓名与本人对上号。
就这麽僵持了好一会儿，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系办公室主任出来解围了：「我看，这事儿跟她没什么关系。应该是陶同学的一厢情愿，单相思。」
系办公室主任不同于系书记，他认识每一位系学生会干部。我作为学生会文体部负责人之一，在以往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中与系办公室主任有过不少接触。他认识我，对我有基本的瞭解。
系书记点点头。然后，两位系领导当着我的面，商量该如何处理此事。从他俩的你一言我一语中，我听出，这位同学已被医院初步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精神疾病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太迷恋写诗，二是患上了单相思。这单相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
「你们凭什么断定，这事儿跟我有关？」我抗议道。
系书记把几页写满了字的稿纸递给我。那是他写给系领导的一份报告。大意是，为了攀登文学高峰，为了让当代再出一位「陶渊明式诗人」，系裡应该积极营造文学创作氛围，在庐山设立创作点，为他配备经费及服务人员。报告第四点中指名道姓让系里派我去给他当助手。
「这能说明什么？」我问。仅凭这一点，就认定我是他单相思的对象？
系办公室主任没说话，意味深长地把一本十六开大的练习簿打开，放在我面前。翻看着那本练习簿，读到了几首或深情、或朦胧、或跳跃的诗，像遭遇电击，我被完全震到了！
那是些极富有才气和灵气的诗，记录了「她」在运动场上的腾跳奔跑、排球场上的奋力扣杀、走进教室时带进的一缕阳光、在食堂裡无意中回头时的惊鸿一瞥、在图书室低头读书的凝眉沉思……那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所有想像能抵达的完美，都集中在这位女神身上。
我完全不知道一个人在暗中如此长久而细緻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并用跳动的诗句记录下了这一切。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会有感应吗？不是说人都有第六感官吗？为什么我丝毫没有感受到这种关注与倾心？在此之前，我是一直超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第六感官的。我不愿意承认也压根儿不相信那位「女神」是我。
可谣言并没停息，仍然如影随形跟着我，无法摆脱，让我十分气恼。「都是诗歌惹的祸！」在那本写诗的笔记本上重重写下这句话后，我开始有意躲避和疏远诗歌，不再写诗。
是不是对诗歌入情太深，精神上都会出问题？放眼那些留着长髮、不男不女、声称自己是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诗人们，个个离经叛道。一位痴迷「朦胧诗」的同学整天仰望星空，脚不着地，专业考试通不过，反复补考，差点儿留级。
梦寐以求披上「诗人」的光环，却成了别人眼中的「神经病」。诗歌已不再是生活的温柔慰藉，而是紥入内心的一块玻璃渣，每次触碰，都会引发小小的刺痛。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之后，他回到了学校。系里希望他能通过补考，顺利拿到毕业证。但此次回校，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频频到我们女生寝室来，声称要与我探讨有关诗歌的问题，并公开说，他诗歌裡的「她」，写的就是我。
记得他第一次直通通地闯进我们女生寝室，一屁股坐在对面女生的座椅上，说是要跟我单独谈谈。同寝室女生一见这阵式，纷纷迴避。我强作镇定，在他对面坐下。两人中间隔了一张小书桌。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看他的脸、观察他的神情。他低垂着眼，显得有些腼腆和侷促，脸上因紧张带着点儿红晕。他久久没开口，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我想劝他远离诗歌，也想告诉他我其实并没有他想像的那麽美好，却不知如何开口。就这麽久久沉默着。
终于，他鼓起勇气，抬起眼光直视我，似乎想开口说什么，可在我们眼光相遇的刹那间，他长时间积聚起的勇气和词语像高耸的巴别塔，瞬间坍塌。他突然不可抑制地全身颤抖起来。这颤抖像一道强电波，猛然一下子击中了我。
那时，我对所谓的「精神病」缺乏基本常识，也对他的病情毫不瞭解。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未知让我恐惧。我本能地选择了躲避。在他还没开口之前，我从座椅上一蹦而起，三步併作两步逃离了寝室――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怯懦。
后来，有几次他到我们寝室来，恰好我不在。同寝室几位女生一见到他，立刻作鸟兽散。害怕遭遇他的全身颤抖，更害怕碰到什么不可测的事儿，我再也不敢单独面对他。我们只能寻求系里帮助，阻止他到我们女生宿舍来。
他再次陷入神志混乱之中，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学校作出让他留级一年的决定。
有关他的身世，我都是后来从其他人口中陆陆续续听来的。听说，他来自陶渊明「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九江地区星子县，从小过继给姑姑，家境非常贫苦。他考上大学，曾在当地轰动一时。而现在，他得留级，晚一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回到母校拜访老师。正是春意盎然的时节。穿过那条熟悉的小径，绕着一汪湖水，向教师住宅区走去。四周绿树环绕，鲜花盛开。一阵微风吹过，彷彿传来花儿们的喃喃细语。忍不住停下脚步俯身看花儿，却感到背后有一道异样的目光，侧头一看，是他！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分明认出了我，全身顿时像筛糠一样，颤抖起来。我再次被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慑住。在心裡酝酿了许多次、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我没你想像的那麽完美！」衝到了嘴边，却没能说出口。胆量如受惊的兔子，消遁无踪。我像当年在女生宿舍裡一样，一句话没说，三步併作两步，逃兵似的拔腿开溜。
不久，听说他再次犯病，被学校开除，彻底丧失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这次邂逅，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裡深深自责，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负罪感之中――如果不是偶遇，或许，他不至于再次犯病吧？
在我看来，他就像一面照妖镜，总是照出我人性中胆小和怯懦的一面。
不可思议的是，有好几次，在或喜悦、或悲伤、或惆怅、或愤怒的情绪中，内心的诗情开始悄悄萌动，那个场景便会不其然地在梦境中出现，高度重叠和相似，不由分说地把刚露头的诗意砸个粉碎。
我只能将那点儿残存的诗情小心翼翼包紥好，封存起来。
多年后，当我有了点儿人生阅历，开始逐渐明白，对待同一个问题，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办法，直面有时远比逃避更有效。曾多次设想过，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无视年轻人情感需求的年代，如果不是身处美好恋情被严厉禁止和打压的环境裡，如果我们能在包容和宽鬆的校园中，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自由交往，自由恋爱，或许，就不会有这种悲剧吧？
有位女友告诉我，他的病其实是今天已被普遍认知的「青春忧鬱症」，只是当时被错诊为「精神病」。
「你不必太自责。他的病其实跟你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要知道，即便没有你，也会有其他人的。」女友宽慰我道。
可我并不能释怀。
大学毕业三十週年聚会前，统计参会人数时，有同学在微信圈裡提到了几位早逝的同学，其中就有他。我请他的同乡同学打听他的墓地，想在回国期间，专程到他墓地上，献上一束鲜花，祭奠我们逝去的青春，感谢他对我的所有美好想像，同时，向他那些充满才气的诗表达我的敬意。
同班同学在积极地打听之后，遗憾地告知，连他的家人都说不清他的墓地在哪儿。离开大学校门之后，他的生活一直非常落魄，到处不受人待见。
在得到这个消息的那天傍晚，我正坐在自家庭院中，手捧着一杯绿茶。那一刻，凝望着天空色彩变换的晚霞，情绪顿时沉到了谷底。虽已记不清他的面容，心裡却有种隐隐的刺痛。
不知他那些充满灵气和才气的诗都散落到哪儿去了？如果不是太痴情，如果不是太沉迷于诗歌，或许他不至于患病，也或许，他会像大多数凡夫俗子一样，有家庭，有妻儿，过着不算圆满却也平稳安定的生活吧？
前些年我开始写作。各种文体都写过，唯独不愿轻易碰诗。
诗坛在沉寂多年之后，近几年突然异常活跃起来。海内海外，形形色色的诗歌组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却一直坚持着，不肯加入这样那样的诗歌组织和微信诗歌圈――当诗歌会戳到自己的痛点时，我仍然选择了逃避。
可诗的「慧根」毕竟没有完全断绝。有时，像吐着气泡的泉眼，直往外冒。那些断断续续的诗句便会随着情绪的起起落落不断涌出，而此时，那个奇怪的梦就会时不时相伴出现，那张至今我已记不清容颜的面孔就会在浓雾裡忽明忽暗。
这是一种什么暗示？
咕嘟咕嘟冒着泡泡的一点儿诗情，在团团浓雾中，再次冷却下来。
自以为走出了很远很远。蓦然发现，「过去」就在拐角处，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
作者 刘瑛
八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当过大学老师，报社记者。定居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南昌大学兼职教授，杭州商学院客座教授。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厦门鹭江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被收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2017年在美国上映，同年入围美国第25届cinequest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节等。《刘瑛小说散文集》由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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