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所谓人生赢家，不过是暂时没输光

曾经，生活是难的，一场天灾毁一年，一场瘟疫灭全村。如今，生活是更难的。奶和酒谨慎饮用，幼儿园和学校不一定安全，信息泄露和核泄露，哪个更可怕？

在科技、医疗、教育、各项社会制度都更“先进”的现代社会，为什么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打的怪反而变得更多了？所谓“人生赢家”，不过是暂时没有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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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在《风险社会》中提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与过去相比，局部风险下降了，但人类的整体风险在积累，并且后果更严重。而风险的来源，更多是人类的自身活动，比如技术，比如制度。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作者: [德国]乌尔里希·贝克    译者: 张文杰 / 何博闻 

《风险社会》已于近期再版，在本期微信节选的这部分中，贝克指出：在便捷高效的现代社会，个体对生活并没有变得更有掌控力，社会状况、经济趋势、市场行情以及流行风潮的控制和约束，让个人没有还手之力，然而，在明明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规划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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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人生

个体化的私人生活愈发严重而明显地依赖于社会状况。这样的生活彻底脱离了人们的亲自掌控。与此同时，各类冲突情境、风险情境、问题情境纷纷形成；从它们的起源和布局来看，这些情境根本不可能由个人来独自应对。众所周知，这差不多包括一切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得到热议的事项：从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络漏洞”到工资和劳动条件谈判，再到避免科层制泛滥、提供教育机会、解决交通问题、防止环境破坏，等等。这样的一般社会条件恰恰构成了个体化运行的前提，这使个体想要自主引导生活的想法日渐成了泡影。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控的世界。——乌尔里希·贝克

制度性生命历程模式叠加在了等级的、阶级文化的或家庭的节律至上，乃至取代了这种节律。这种新的模式体现为进入或退出教育体系，加入或退出雇佣劳动，通过社会政策确定退休年龄，等等；这一切不仅贯穿了纵向的生命历程（童年、青春期、成年、退休和晚年），也体现为日常的节奏和家庭时间规划（协调家庭、教育和事业）。

女性的“标准人生”尤为清楚地体现了这一新旧重叠的区域。男性的一生很少受家庭事件的影响，而女性却常常在家庭和制度之间过着矛盾的双重生活。家庭的节律一如既往地施加在她们身上，教育和事业的节律多数情况下也会叠加上去；互不相容的要求不断涌现，从而导致冲突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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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退出的hard模式

制度为生命历程打下烙印的过程，也就是教育体系、职业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各项规章直接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耦合的过程。同时，制度的决定和干预也成了生命历程中的决定和干预。

例如，幼儿园的入园年龄提高之后，女性想要同时履行母亲义务和职业业务就会变得困难重重，乃至完全不可能（即女性被赶出了劳动力市场）。退休年龄降低之后，整整一代人的“社会老龄期”就延长了（附带相关的机会和问题）。与此同时，紧随而至的年轻一代的劳动参与也不得不被重新调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生命历程和人生处境的制度化，即为它们打上制度的烙印。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当这种制度依赖不断扩大的时候，形成中的个体处境也就极容易陷入危机。谋生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而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教育。缺乏教育或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面临社会意义上的破产。没有接受良好的训练和虽有训练却无对口工作一样，都是极其糟糕的。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被职业培训体系排除在外的人才会落入社会深渊。因此，是否具有学徒训练经历的问题变成了年轻人能否进入社会的问题。

同时，经济趋势或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上升或下滑”也可能造成整整一代人落入社会边缘。换句话说，由于经济趋势或劳动力市场的周期动荡，具有制度依赖性的个体处境会对某个特定世代造成“同辈群体生存环境”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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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完的选择题

对个体来说，那些具有决定作用的制度条件不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事件和状况，它们至少也是个体自己的决策造成的后果。

在个体化社会，脱离了传统的纽带和支持关系的个人，自行塑造生命历程的压力却在变大，无需决策的生活的可能性在减少，而依赖决策并由个人建构的人生在增多。因此，社会先赋形型人生转化成了持续自我生产的人生。在教育、职业、工作、居住地、配偶、孩子的数量等议题上，人们不只是作出决策，而是必须作出决策，包含其中隐含的附属性决策。

《猜火车》

原先人们的各种遭遇被认为是一种“厄运”，它来自神或自然，典型如战争、自然灾害、配偶死亡。简言之，这些都是他们无须负责的事件。但在今天，这种遭遇更像是“个人的失败”，体现为考核不合格、失业或离婚。人们甚至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成员资格，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控自我，改变形象。在个体化社会中，风险不只是单纯在量上有所增加，同时在质的方面，新型的个人风险也在不断生成，即选择并改变个人认同的风险。人们也因此有了额外的负担，也就是新的“罪责追究”形式。人们被迫自己加工人生，自己规划人生，自己生产人生。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鲍曼，这三位社会学家被称为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欧洲“三驾马车”，他们的著作《风险社会》《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大屠杀》都对现代性进行了具有冲击力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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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Ai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