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曙光、阎真对谈实录：当代知识分子的纠结与孤愤
每年书博会上，中南传媒董事长、知名文学评论家龚曙光亲自“站台”的对谈，已经成为中南传媒的品牌活动。
今年的山西太原，龚曙光与作家阎真进行了一场关于当代知识分子心路的心灵对话——“法律之上良知之下，是道德的荒原，还是精神的净土？人生在世，是沉迷于生活之中，还是超拔于生活之上？”
“纠结”，似乎成为知识分子与时代关系的缩影。大学教书的阎真在他小说背后，描摹着与他类似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被飞驰向前的社会所裹挟的教授，陷入现实的泥淖，生活与灵魂都不得舒展。而龚曙光也曾无数次提到，“我的理想绝对不是做一个商人，但我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商人”。这位身份历经“教师”、“酒店老板”、“报社老总”、“书评人”流变的知识分子感叹，“无法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而这是我们的宿命。”
咫尺之隔的窗外弥漫着都市世俗的浮躁，窗内却进行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心灵的洗礼。来自当地高校的师生以及闻讯而来的“粉丝”，簇拥而坐，聆听两人的激辩或诠释，试图跟随着去触摸自己灵魂深处的宁静。
而在这样一场对谈中，龚曙光和阎真最终完成的，是关于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自我叩问和文化担当的自我追逐：当生活裹挟着我们踉跄前行，我们是否牵挂灵魂遗落在何处？
阎真：《活着之上》中同为大学教授的聂致远和蒙天舒，这两个典型人物代表了同一种职业身份下的不同价值选择。一种是像聂致远一样，还坚持文化传统的价值观，一定程度地坚持文化理想和人格理想；另外一类就是像蒙天舒这样的，对人生唯一的信念就是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利益。虽然他们两人在故事情节中没有正面冲突，但其价值观本身是冲突的。
龚曙光：这种冲突，可以说是价值观的隔空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个人物最重要的冲突，不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形式上的冲突，而在于他们内心。人主要是跟自己纠结，是人所选择的价值观在自己跟自己纠结。《活着之上》这本小说，重要的冲突不在故事本身，而来自于人物内在的心理逻辑和价值观。
安贫乐道的聂致远，面对着生活的种种压力，面临着人生的各种窘境，经历着与他人攀比时自尊心受到的摧残，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像蒙天舒那样，享受生活的顺畅感和优越感？反过来，蒙天舒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虽然在生活中游刃有余，但他也从来没有忘掉自己是个学者、是个教授，也从来没有看轻他应该具有的那种文化尊严。所以当他看到聂致远在学生中间、教授中间乃至社会上所受到的人格尊重时，他又何尝不纠结？
阎真：我写的《沧浪之水》十几年来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现在已经出了70版，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生命力。这部小说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基本的心态，这种心态同样在《活着之上》里得到了表现，这种心态就是纠结。
所有人都会不时地纠结，但为什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纠结就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存在？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价值观，对社会价值，对知识分子应承担的角色、定位、良知、责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探索和了解，在他们心目中，一定程度上存有人文理想和信念。至于这些人文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展开空间，他要做多大的妥协才能弥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知识分子的纠结，源自于不同价值观念的召唤，一方面是心目中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是现实功利对人的强烈拉动，处理这对矛盾的同时，带来了生活方方面面的冲突。
龚曙光：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活着之上》的聂致远和蒙天舒，分别类同于《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前半段人格和后半段人格。池大为在“悟透”之前的那段人生里，一开始他是纠结的，他从来就没有对世俗生活不屑一顾，从来就没有将安顿好肉体看作是不重要的事情。在这种纠结中，抵抗生活的诱惑是主流，反抗成为了他纠结的动力。到后来，顺从生活成为他纠结的动力，但是他时时也在反抗：我不能堕落，我不能腐败。
《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妥协了，《活着之上》的聂致远坚守着。但妥协与不妥协，知识分子都在纠结。说得武断一点，纠结是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为，坚守是非常困难的，要面对巨大的反对力量，可能带来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煎熬；也可能是亲人的不解远去，朋友的断席绝交。很多时候，坚守者都处于少数派，会面对巨大的反对力量，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
阎真：我觉得“纠结”这两个字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以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功利主义地去看待人生，在今天已经有了合法性。在价值选择上的纠结，表现在内心的冲突。《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在叙事上没有激烈的、外在的矛盾冲突，也没有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的内心，所以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心理小说。《活着之上》基本上每一个细节都有生活原来的版本，这些版本有我自己经历的，有我作为旁观者观察到的，也有一部分是听别人说的。
阎真：《活着之上》的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有我自己的影子，特别是在心态方面。主人公遇到的事情，我大部分都经历过。遇见这种事我也很纠结，很无奈。有时，因为人情的关系，我也做一些小小的妥协。中国是人情社会，这也为灰色地带和潜规则培育了温床。
当下的知识分子面临社会变迁下更多的物质诱惑，坚守原则者很难出人头地。所以知识分子们往往说一套做一套，知行难合一。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
龚曙光：阎真说他的小说很真实，所有的生活细节都有现实版本，这应该是阎真小说的外在形态。阎真小说的故事形态基本是原生态的，他的细节也基本上产生于生活的点滴，但是阎真小说最真实的部分应该是心灵。所以我在读阎真小说的时候，把阎真小说这种生活的真实定位于真相，我把阎真心灵的这种真实定位于真诚。
我问他自己纠结不纠结，其实即使我们只读阎真小说的文本，也能够感觉到，阎真小说中人物的心路历程，他的叙事主人公和他的人物之间是有一定重叠的，而这种重叠源自于阎真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在当下生活中的处境、感悟，以及他的思考。所以他大量人物自白式的、思辨式的抒写，也是作家自己的心路。这也可能是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基本上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故事和议论，情节和抒情关系的处理。简言之，就是如何用故事去承载心路历程。
阎真：说起曙光，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具有人文理想的人，又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这种角色中间，可能会有，或者必然会有角色的矛盾和冲突。
龚曙光：其实纠结就是一种平衡，如果不纠结了，平衡就打破了。但对有的人来讲，他纠结的状态是冲突强于顺从，有的可能是顺从强于冲突。我自己当然也纠结，但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至少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化人，文化人越纯粹，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力度就越强。因为我不太成功，也不纯粹，所以这样的矛盾就比较小。
我是一个商人，也不纯粹，也不算一个特别好的商人。如果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人，跟社会的冲突会很激烈；如果我是一个很纯粹的商人，跟社会的冲突也会很激烈，结果我两边都不是，于是达成平衡的可能性就大了。
我可能是文化人中一个比较好的商人，可能是商人中一个比较好的文化人，所以我常说，我什么都不是，这个“几不像”，就能达成平衡。好的文化人不可能是好的商人，好的商人也不可能是好的文化人，只有像我这样不太好的文化人和不太好的商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商人。
纠结是“不是选择的选择”，纠结可能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定位，与知识分子承担的社会职能相关。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抵抗与顺从并行，在冲突中得以协调的关系。只有很少的人是绝对的顺从，那就是堕落，也只有很少的人是绝对的抵抗，那就是孤愤，绝大多数人应该是纠结。
龚曙光：我们俩都研究现代文学。其实在现代文学中，最孤愤的小说人物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认为，鲁迅先生小说中人物的孤愤，其思考指向和价值指向，是对传统礼教与文化压抑和束缚的反叛。当然，这与当下知识分子的孤愤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当下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在纠结中走向放弃和沉沦，一部分人走向孤愤，在孤愤中走向坚守，孤愤更多的是对行业价值观上的坚守。选择价值观坚守的人或许不多，但这是绝大多数优秀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聂致远对这种价值观是持肯定的态度，他将自己的精神偶像定位为曹雪芹，其实他更应定位于王国维或陈寅恪。从简单的层面来说，《活着之上》就是反映行业价值观的败坏。所谓行业价值观的败坏，就是教师不诲人不倦，医生不悬壶济世，文官爱财，武官怕死。所以，我认为，活着的基本生态就是纠结，活着之上是孤愤，活着之下就是行业价值观的败坏。
阎真：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反叛中国传统文化。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再有五四时期那种绝对的对抗性，他们可以协调，可以融合，可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坚持现代性。但是，当下知识分子的这种包容，应该有一个内核与底线，那就是责任和良知，而不是以自我生存功利为出发点。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与功利主义保持距离的，比如屈原，他是楚国的贵族，只要稍作妥协，就不会被流放到江湖；李白也是，他要放任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不适应宫廷生活的，所以李白也被淘汰出局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与功利主义保持一点点距离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英雄，我做不了那么好，但至少我还保持着一点点做人的底线，我不会触碰法律，即使在灰色地带，也不去上下其手。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在今天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平衡功利主义对我们的牵引。
龚曙光：其实，还有一个作家是很孤愤的，那就是卡夫卡，他以很独特的、东欧式充满魔幻感的生活感悟，表达着自己的孤愤。在这个过程中，卡夫卡以作家的身份发出了对生活的那一声尖厉的呐喊，进而构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钱钟书的《围城》，写湖南一座大学里面知识分子的生活，那是一种更独特的环境，因为是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下，人们的心态和生活都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可能潜在的丑陋人性都表现出来。但为什么钱先生可以那样平和、从容、调侃地塑造这一群知识分子形象？
在卡夫卡和钱先生的创作动因中，他们是在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去完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还是也把教化放在首位？你是一个充满史学感的作家，在教化和搭建艺术王国两者间，谁重谁轻？
阎真：卡夫卡是我比较了解的作家，他的情绪比较负面、悲观、绝望，或者说孤愤，这在很多小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至于钱钟书，他没有在抗战背景下去表现这样一种抗战、民族的重大主题，他写知识分子的群体比较猥琐的生存状态，这是钱先生的选择。我觉得文学作品是在多元化的艺术视野中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选择都很正常，可以理解。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更应该有这样的宽容，我们没有唯一的正确性。
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这是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曙光说这是一种教化，确实有教化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教化这两个字还是太重了一点，毕竟我还不是一个文化英雄，或者我写的这个小说主人公也不是文化英雄，他是一个凡俗的知识分子，只是在自己所经历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对人格的坚守，对生活的人道，对他人的平和。
即使是这样一种凡俗的角色，面对生活的诸多压力，有时候也会面临不愿意的选择，这就会有一种孤愤之情，生活硬是把我逼得非做不可。我小说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就像动物园的老虎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那只老虎”。
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很多人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成长非常艰难，内心会感觉非常悲凉。在这种心态下，非常容易走极端，就是愤极而放弃，觉得社会变了，我可以放弃一切束缚我的理念、信念，把生存作为唯一的信念，甚至可以说，这种选择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希望，不管生活中遇到怎样的挫折、障碍，你做人的底线还是应该有的。就像我的一位学生所说的话，他在找工作接连碰壁之后，还能写出“你不黑暗，中国就有光明”，我希望大家在人生的困境中，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心中的火花和亮点。
潇湘晨报记者｜张琴 梁美兰 徐海瑞
出版人杂志记者｜任殿顺（摄影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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