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知识-创新时代的城市远景战略规划——以杭州2050为例

【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9-0043-10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912a

【作者简介】

郑德高 (1970-)，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孙  娟 (1979-)，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本文通信作者。

马  璇 (1985-)，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研究室主任，高级城市规划师。

陈  阳 (1987-)，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三所，注册城乡规划师。

【修改日期】2019-08-27

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19年第9期

精彩导读

【摘要】在知识-创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动力与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依托知识与人才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知识-创新时代的理论认知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关联性研究，提出知识-创新时代城市远景战略规划的核心框架，并结合杭州2050实践，提出城市发展动力、空间价值、区域协同、全球网络是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杭州在创新城市、魅力城市、联盟城市、平台城市方面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知识-创新时代；远景战略规划；创新城市；魅力城市；联盟城市；平台城市URBAN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N HANGZHOU 2050

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knowledge-innovation era, the driving force and mode of urban development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How to achieve innovation-driv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lying on knowledge and tal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Accordingly, the core framework of urban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knowledge-innovation era and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of Hangzhou 2050,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spatial valu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global network are the key points of the new round of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his basis, it hence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Hangzhou in terms of innovation city, charming city, alliance city, and platform city.

KEYWORDS:  knowledge-innovation er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innovation city; charming city; alliance city; platform city

1

  知识-创新时代概念内涵与理论综述

1.1  知识-创新经济的概念缘起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所谓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

同年，美国《商业周刊》中首次提出“新经济”的概念，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新经济也被狭义地理解为“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也称之为“数字经济”。而后，“创新型经济”的概念被提出并倡导。英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型经济”，强调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3，4]。

在知识经济、创新驱动等概念与理论基础上，本文将“知识-创新时代”解释为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知识经济与数字经济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农业经济时代是以土地与劳动力为核心资源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源、资本、技术为核心资源的技术密集型经济；而知识-创新时代则是以知识与人才为核心资源的知识密集型经济。

世界进入知识-创新经济时代，中国虽然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但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也脱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的相对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部分城市已率先进入知识-创新经济主导的时代，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相继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①，而这一新的目标与2000年左右的城市发展战略与空间选择显然会有很大不同，需要新的城市发展理论来支撑和解释。

1.2  知识-创新时代的相关理论

(1)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解释。

在经济学的认知中理解知识-创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资本循环理论寻找答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丹尼尔·贝尔(1973)、托夫勒(1983)等提出后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经济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包括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5，6]。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具体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重点投射到人力资本上，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和内生增长模型[7，8]。在该模型中，知识积累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内生的独立因素，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不断强调的资本和劳动力两大因素外，加上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这四个因素构成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自变量。波特(1990)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则将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四个阶段，也初步预测了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社会阶段的全面到来[9]。

大卫·哈维(1982)在其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中阐述了资本积累的三次循环过程，从资本对商品的生产，转向到资本对空间的生产，进而转向资本对科技的生产[10]。第一次循环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剩余资本的再投资、商品的再生产形成资本积累；第二次循环是在第一次循环饱和后，剩余资本以固定资本投资和消费资金的形式分别转向生产和消费活动，例如人造景观的塑造等，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当第二次循环饱和后，剩余资本转向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消费，完成其第三次循环。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下半场”，从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四五”时期，也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生产已积累到一定阶段，转向科技的生产是城市与经济发展的重点。

(2)经济地理和城市规划的相关理论。

斯科特(2011)从新经济地理视角提出了城市化的三次浪潮[11]。第一次浪潮是18世纪晚期在英国和欧美出现的传统手工作坊；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批量生产体系，葛兰西(1971)称为“福特主义”或福特制的积累体制，典型城市如芝加哥，也由此形成了从区位、社会阶层和达尔文主义角度出发的“芝加哥学派”[12]。而第三次浪潮是以数字技术和高技能知识型劳动力为基础的新资本主义体系，并将在城市-区域层面形成新的经济地理重构。在新一轮发展中，美国新经济发展突出的城市洛杉矶、硅谷表现突出。在中国，新经济迅速崛起的深圳、杭州也代表着一种新经济地理的重构，这不是一个个别、独立的现象，而将是一个全局性、普遍关联的现象，在深圳、杭州之后，将有许多城市进入这个新阶段和受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约翰·弗里德曼(2002)提出了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两种模式：外源式发展与内生式发展[13]。工业时代城市往往采用外源式发展，其行动空间集中于中心城市，时间框架上是通过短期内吸引全球资本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但社会或环境方面的利益将会被牺牲，以满足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同时城市间必然会对有限的资金展开竞争，表现为零和博弈的困局。而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需要基于内部的资源与内生动力，城市间应通过合作来形成城市网络，达到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弗里德曼构建了两种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框架，从发展基本推动力、行动空间、时间框架、影响范围、模式、可持续性等维度进行比较与剖析(表1)。

▲ 表1  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模式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s in industrial age and post-industrial ag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3。

经济学的新经济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的启示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知识、创新成为新一轮发展的核心变量，而结合新经济地理和城市规划的相关理论可以看到，在知识-创新时代，会形成新一轮的经济地理重构，而这种重构更多地是基于内生发展模式，关注城市-区域尺度、长期发展、合作共赢等新维度。

2

  城市发展战略的反思与转向

2.1  增长主义战略的反思

2000年广州战略是城市发展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标志，从城市发展战略来说，广州提出的“北抑、南拓、东调、西移”的空间战略[14]，以及随之出现的杭州、南京等一批城市战略规划中，也纷纷提出类似的“跨”“进”“拓”“扩”等空间发展战略，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经济理性为主导、以速度与效率为核心的“增长主义”[1，15]。经济增长主义的狂飙也恰逢中国城镇化的上半场[16]，人口加速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也进入突飞猛进的状态，人口倍增、经济倍增和用地倍增的逻辑在各个城市上演。而“人地钱”的总体结构性关系突出表现为用地倍增大于经济倍增，经济倍增大于人口倍增。

“增长主义”战略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上半场相结合的产物，适应当时的经济与城市发展阶段，从现在时间节点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反思：(1)从发展动力来说，强调投资驱动和工业化驱动，但在创新驱动时期，投资驱动难以持续；(2)从空间发展来说，强调中心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与用地的拓展，包括各类产业园区建设，在城镇化的下半场，简单的用地拓展则只会带来效率的低下，甚至债务危机；(3)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要将人看作经济增长的要素，忽视以人为本的建设逻辑，有时甚至更多地是把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来看待，劳动力的户口问题在许多城市难以解决，“包容的城镇化”成为许多学者的呼唤；(4)从价值观来说，城市的战略主要强调经济理性，忽视对社会、环境维度的重视，缺乏对长期发展的关注。

2.2  多元理性的重构

“增长主义”下的城市发展战略引来了许多学者的反思和新的探索，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城市发展面临经济和城市的双重转型，经济转型强调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城市转型则强调城市要“以人为本”，回归城市的人居环境本源。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开始强调用长远的价值观指导当下的行动，而非给城市制定一个理想蓝图，城市发展转型和品质提升成为新一轮战略规划的主题。

2013年的“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希望用更长远的价值观来指导现在的行动，城市发展强调城市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两条主线，从竞争力角度，强调武汉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地位与价值区段，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武汉建设“蓝绿网络”与“生活圈”，分阶段实现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目标[17]。之后，上海、深圳、天津、宁波都编制了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强调竞争力、生态绿色的同时，突出体现出“更具活力、更加绿色、更富魅力”等多元目标与战略路径。

2008年之后随着经济与城市的转型，城市发展战略可以总结为价值取向的变化，从追求经济理性转向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生态理性、社会理性、空间理性协调发展的多元理性(图1)[18]，城市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17]。城市从增量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规划内容从空间实体转向资源环境、生态、经济、人文、社会与空间要素的关联[19]。

▲ 图1  战略规划的多元理性模型

Fig.1 Multivariate rational model of strategic planning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3

 知识-创新时代的城市远景战略框架

从增长主义转向多元理性，从逻辑上来说还只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向，是在同一时代不同阶段的出发点不同而已，而当区域和城市进入一种新时代时，战略规划需要从“转向”逻辑向范式“转变”的逻辑演进，也许这个知识-创新时代才刚开始，但是代表了一种方向，更需要引起重视，现在需要进一步把多元理性与知识-创新时代结合起来，把新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结合起来，以把握未来城市的发展规律与趋势，这是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新时代的城市发展战略核心是从创新和人的角度来思考新经济地理变迁，涉及城市发展动力的转型、空间价值的再认识、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全球网络的链接等。

3.1  内生的发展动力

从发展动力来看，在城镇化的上半场主要是投资依赖型的城市比较多，而且这种惯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比较若干城市GDP与投资的关系，发现在全国重点的城市中，只有一少部分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转向内生增长型[20]，而更多的城市是投资依赖型(图2)。投资依赖型城市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此来推动城市的空间扩张与经济发展，投资依赖型城市与用地依赖型城市有较强的关联度，在当前阶段也往往表现为地均效益低，投资效益低下，这种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扩张时期的主要表现，难以适应当前经济与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20]。从工业经济时代的投资驱动转向知识-创新时代的创新驱动，从外源增长转向内生增长是内生增长型城市的主要表现，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的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大都是依托知识与人才、依托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企业，成为实现创新转型的先锋者。

▲ 图2  我国主要城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性分析示意

Fig.2 Relevance analysis between GDP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n major cities of China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0。

3.2 “魅力型”的空间价值

随着城市发展动力的转变，知识-创新时代的视角从土地扩张维度转向以人为本的维度之后，反过来对土地价值产生新的作用。知识-创新时代的人会对环境品质、文化品位等有新的追求，这也意味着会从全球化所倡导的标准化转向一种更加多元化、小众化的消费偏好，这也表现为“全球本土化”的一种崛起[21]，基于“本土的”“地域的”“文化的”要素将受到高度重视，并引起资本的关注。

全球本土化会促使对空间价值有重新的认识，在城市中本土化的生态、人文、乡村等要素会受到创新阶层、资本的高度重视，通过与国际化和现代化方式的结合，以及资本与创新阶层的结合，而焕发出一种新的“生态人文新经济”的价值。这一模式在许多创新型地区得到验证和推广，美国波兹曼因为靠近黄石公园吸引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被誉为“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22]；日本北海道通过“魅力观光区”的发展，保持人均收入与东京相差无几。上海2035中提出建设“人文之城”的发展目标，通过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和黄浦江、苏州河“世界级滨水区”的建设，致力于世界级生态魅力空间的打造。

3.3  合作共赢的区域协同

在城镇化的上半场，城市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地是招商引资和土地扩张，以及延伸到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3]，招商引资更多地是一场零和博弈，表现为区域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

城镇化的下半场是知识-创新时代，一个典型特征是产业基于平行模式的“行业分工”转向基于垂直的“产业链”分工[24]，经济-空间的再集聚形成彼此既竞争又互补的复杂联系的网络，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11]，城市之间基于“等级化”和“网络化”进行经济地理的重塑[25]，这个新时代的区域之间基于竞争的“零和博弈”会转向基于分工和网络的“合作共赢”模式。

在此背景下，城市的战略要转向合作共赢的“城市-区域”范畴，城市的边界会更加模糊，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这一轮城市发展的重点。上海新一轮规划提出建设“1+7”的上海大都市圈[26]，寻找共同的发展目标，在生态共保、基础设施共建、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建设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地区。

3.4  链接全球网络

无论是在工业时代还是知识-创新时代，链接全球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城市的重要发展方向，这包含了在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个方面。在硬件的链接方面，帕拉格·康纳(2016)认为，全球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正成为新一轮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27]，全球链接理论(connectography)认为基础设施的全球互联互通是国家与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高速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正是顺应了全球化新阶段的发展逻辑。在超级版图的构建中，城市的高铁枢纽、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建设成为链接网络重要的节点，上海虹桥枢纽将高铁与机场整合成为国内第一个超级枢纽，随后，上海也将枢纽与周边地区进行整合，形成面向长三角的商务地区[28]，这是全球网络对城市的影响力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协同效应与创新型经济背景下，互联网虚拟平台的整合也成为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重点，促进城市从以硬件为出发点的门户城市向以虚拟网络为出发点的平台城市转型[27]，相对于通道节点的区位优势，新的联通格局更加强调平台的粘性与网络链接效应，一批超级“平台城市”(platform)快速崛起，而传统的“门户城市”(gateway)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3.5 知识-创新时代城市远景战略规划的框架构建

基于知识-创新时代城市发展相关理论，以创新为内源动力、魅力型空间价值的崛起、区域发展从博弈走向共赢、全球网络中平台城市兴起，这些成为知识-创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点，也意味着城市从工业时代转向知识-创新时代的城市发展范式的转型。本文基于这种转型，在弗里德曼对外源式发展和内生式增长两种模型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知识-创新时代远景战略规划的理论框架。

在杭州2050远景战略规划实践中，也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提出建设充满活力的创新城市，令人愉悦的魅力城市，产城融合的联盟城市和互联互通的全球平台城市(表2)。

▲ 表2  知识-创新时代远景战略规划的理论框架

Tab.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in knowledge-innovation era

4

  杭州远景战略实践探索 

杭州2050远景战略规划是杭州编制的第二版战略规划②，于2018年初启动编制。规划是在杭州处于城市能级的重要蝶变期背景下开展，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杭州创新人才、企业、资本不断集聚，成为新一线城市的翘楚；但另一方面，面向未来更高质量发展要求，杭州也面临着腹地带动偏弱、创新发展可持续性有风险、设施服务有缺口、城市特色空间格局受破坏等挑战。因此，如何辩证看待城市发展的优势与挑战，探索知识-创新时代新要求下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显得十分重要。本轮战略围绕世界视野、中国样本与杭州韵味三大线索，提出“链接全球、辐射区域的中心城市，蓬勃成长、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天人合一、愉悦体验的魅力城市”三大发展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山水交融的自然山水格局、都市联盟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廊道生长的空间生长格局。通过对创新、文化、魅力等多方转型的关注，体现了知识-创新时代对城市发展方式与空间供给模式的新探索。

4.1  创新城市：创新圈与创新链

在互联网时代，依托阿里巴巴等众多信息技术企业，杭州的新经济、新业态迅速崛起，“消费端驱动”为主的模式创新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但面向未来，“对风口敏锐性，供应链的敏捷性、成本的敏感性③”成为影响城市创新可持续的重要方面。杭州新一轮战略围绕如何保持源头创新、完善供应链体系进行了“创新城市”建设的探索。

(1)建设共享融合的“5km创新圈”。

研究发现杭州以“新四军”④为主体的创新人才分布呈现出典型的5km创新圈⑤特征，创新圈的本质是围绕一个创新核，可能是学校或者大型公司，中小企业在5km范围内积聚，是比较典型的正外部性的集聚经济，在杭州比较典型的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创新圈，围绕浙江大学的创新圈等，近距离围绕创新源能够快速了解风口的最新动态，并快速反应和应对。新一轮战略提出在全市构筑十余个5km左右的创新圈，作为杭州未来实现创新动力多元化和可持续的重要载体。引导创新企业、人才及服务设施等要素向创新圈集聚，结合创新圈要素禀赋差异，分为“自主创新型、国际开放型、区域创新转化型、文化艺术型”四类进行差异化引导(表3)。规划的创新圈从核心创新设施、独特生活环境、高性价比共享空间等方面明确定量与定性的责任清单，提供便捷、共享、包容、低成本的创新服务。同时关注城市街巷创新活力和潜力，在全市规划形成“十圈百巷”的全域创新格局(图3)。

▲ 表3  杭州创新圈指引

Tab.3 Guidance of innovation circle in Hangzhou

资料来源：《杭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展战略2050》。

▲ 图3  杭州创新圈差异化引导示意

Fig.3 Differentiated guidance of innovation circle in Hangzhou

资料来源：《杭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展战略2050》。

(2)构建都市圈创新产业链。

尽管杭州在“消费端驱动”下的模式创新优势突出，但制造环节的相对缺失导致当前快速反应的供应链体系尚未形成。为了进一步强化城市内生发展动力，新一轮战略提出构建“全球科技-杭州孵化-杭州中试-都市圈制造”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大力引入全球科技，强化杭州孵化能力，重点补足中试环节，推动在杭州都市圈形成完整且能快速反应的生产供应链条，强化与上海、宁波、苏州等城市的密切合作。在空间上，对内实现创新圈的融合发展，对外依托廊道，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在都市圈的形成，打造沪杭装备科技、杭甬高端装备、杭黄文创数字、杭武数字信息四条都市圈创新产业链，推动杭州与区域产业的联动。

4.2  魅力城市：多元融合的魅力圈建设

诗画山水一直是杭州的独特韵味与优势。在过去的发展中，杭州开创了生态型地区魅力发展的新模式，但当前城市建设中也面临山水特色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挑战。新一轮战略提出打造“天人合一，愉悦体验的魅力城市”，通过严格保护生态格局、彰显人文风景链、营造魅力圈等举措，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守护自然山水家园，突显生态空间价值。

一是突出生态优先，严格保护“一核四区六绿楔”的市域生态格局，突出千岛湖的生态核心地位，保护中部、北部、南部、西部四大生态片区，锚固并提升城市的六大绿楔。二是强化市域蓝绿网络的建设，构建“一江九湖十二支“的蓝色网络，全面提升水质；同时提出打造公园之城，市区增加绿地供给，全市建设39座郊野绿地公园，保证90%的居民10min内步行可达周边公共空间。

(2)围绕“一江一河一古道”，建设人文风景链。

以钱塘江、京杭大运河、杭徽古道为脉，统筹市域山水历史人文资源，建设世界级的人文风景链。一是贯通绿道，突出钱塘江、大运河、杭徽古道“三链”，千岛湖环湖、绕城绿道“两环”，北苕溪、上塘河、浦阳江、分水江、兰江“五线”，建设总长约1200～1500km的骨干绿道网络。二是突出全域遗产保护，划定市域九大文化保护区；织补“破碎化”的历史资源点，串联文化旅游线路。三是寻找记忆中的乡愁，沿溪沿谷沿路划定16片特色村区，建设100个精品村落。

(3)建设生态人文新经济多元融合的魅力圈。

结合自然山水、历史文化、乡村聚落等要素，在全市划定十大片魅力圈，实现生态人文新经济融合发展，并围绕魅力圈建设市级标志性生态工程(图4)。通过刚性弹性结合的建设导则，对魅力圈的功能和建设提供指引：功能上，通过吸引具共同价值观的人群、举办相关活动增加活力；植入文化艺术创新等新经济功能增加动力；提升山水品质与文化品味增加魅力。建设上，开发强度控制在30%以内，限制组团规模的大小，并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同时注重突出杭派风韵的建筑体量与风貌引导。

▲ 图4  杭州魅力圈示意

Fig.4 Charming circle in Hangzhou

资料来源：同图3。

4.3  联盟城市：多层次的联盟互动

(1)长三角层面：共建沪杭全球城市区域。

当前杭州与上海的新经济空间联系已居长三角首位⑥，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如何做好沪杭联动是引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命题。从长三角层面，一方面要加强区域生态协同，通过共建环杭州湾、太湖-淀山湖以及千岛湖-黄山三大区域性生态魅力区，突出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新思路，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加强功能协同，唱好沪杭、杭甬两个双城记，突出杭州在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及国际交往等方面的专业化优势，打造特色型的全球城市。同时，还应加强空间协同，突出钱塘新区等区域性战略性空间的建设引导。

(2)大都市圈层面：推动杭州都市圈腹地一体化。

基于地理邻近、生态相接、文化相通、联系紧密等要求划定杭州大都市圈，将与杭州紧密联系的金华及生态保育一体的衢州纳入，形成包含杭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在内的“1+5”杭州大都市圈。一是构建多廊道多中心都市圈空间格局，以“四主四辅”的区域性廊道联动周边，形成网络化、扁平化的杭州都市圈功能体系；二是共建区域性蓝绿网络空间，形成三级蓝网、三类绿道和六大区域魅力片区；三是关注跨界协同，明确生态型和功能型两大类别的跨界地区引导，促进区域一体化。

(3)市域层面：组团联盟的空间格局。

杭州自古就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经典风貌格局，也形成了其独特的多中心、组团化的城市空间。当前杭州各组团的内部通勤占比高达70%～80%，这种职住相对平衡的空间组织在特大城市中独树一帜。面向未来，杭州一方面通过山水融城，让自然山水气蕴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另一方面，要将空间视野进一步扩大到区域层面，构建“4+2”区域生长廊道，引导人口、建设用地、各类经济要素向廊道集中，承接区域发展势能、承担辐射区域责任。在空间结构上，构建由主城、主城片区、副中心城市、城镇圈、特色村区⑦组成的多中心、组团式全域空间，充分激发空间活力(图5)。其中以“一主四片三副城”承载核心城市功能，构建开放紧凑的空间格局；以城镇圈和特色村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图5  杭州战略市域空间结构示意

Fig.5 Strategic spatial structure of Hangzhou

资料来源：同图3。

4.4  平台城市：虚实共链全球网络

实体链接决定了未来城市的全球互通的基础，决定了城市在世界网络中的地位；同时，随着互联网和信息经济的兴起，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供应链协作生态系统中，平台经济体的作用也日益突显。

(1)实体链接：基础设施的直联直通。

高速基础设施的连通程度决定了城市未来在全球网络的地位与价值。基于此，杭州战略提出强化全球的链接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双扇面的互联互通水平。面向全球，打造高品质的国际化萧山机场，提高航空运输能力和国际旅客数量，增加跨境通航城市数量，打造高品质的国际化空港地区，强化国际航空中心(为航)、自贸区(为货)、国际化创新平台(为人)的综合服务功能建设。面向区域，加强杭州的区域交通的直连直通能力(图6)，打造沪杭、杭甬高铁复合走廊，推动枢纽互联互通，建设六大主枢纽，环线组织十大高铁网络，实现城市所有板块与区域的便捷联系。

▲ 图6  区域性高铁与周边直连直通模式

Fig.6 Modes of regional high-speed rails connecting with their peripheral areas 

资料来源：同图3。

(2)虚拟链接：平台化城市的领导者。

杭州链接全球既需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需要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整体营造。杭州战略瞄准虚拟流动空间的管理地位，突出杭州在平台经济时代的枢纽再集聚中的引领地位。一方面，预留国际化平台空间，重点预留国际文化交往、国际产业合作、国际旅游休闲、国际金融贸易、国际体育赛事等平台空间，大力引入国际化人才、机构、企业、会议等要素集聚；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依托，打造平台经济体和互联网供应链协作生态系统，构建资金流-商务流-货物流线上线下联动的供应链平台，将杭州打造成为全球“平台化城市”(platform city)领导者。

5

 结论 

知识-创新时代是后工业社会与新一轮信息革命结合的产物，叠加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一时代要求城市改变工业时代传统的外源式发展方式，同时也赋予城市内生发展的机遇和力量。我国城市在战略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逐渐认识并利用这一趋势，以谋划城市远景的发展路径。

杭州2050远景战略规划充分体现了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知识-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知识与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改变城市发展模式。通过构建创新空间圈和创新产业链，建设创新城市；通过推动生态+、文化+、乡村+，塑造魅力城市；通过区域合作，廊道链接强化联盟城市；通过实体与虚拟平台建设，建设全球平台城市。逐步实现从“增长主义”转向“多元理性”，走向聚焦创新城市、魅力城市、联盟城市、全球平台城市等发展导向。

注释

①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提出建设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② 杭州第一版战略规划(2001)是2000年代初国内第一批编制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针对当时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区域中心地位不稳固、工业化道路发展不充分等挑战，提出规划策略应对，为城市转型提供了战略性指导。

③ 参见：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著《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④ 指阿里系、浙大系、海归系和浙商系四大创新创业人群。⑤ 如阿里系围绕阿里巴巴主要集聚于未来科技城周边的板块；浙江大系围绕浙江大学，主要集聚于西湖、西溪周边等。⑥ 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研究》课题研究相关结论。

⑦ 特色村区指由地形地貌相近、空间距离邻近且具有共同的资源特色的多个行政村组合而成的特色乡村片区，作为展现杭韵特色与促进魅力振兴的乡村地域单元。

参考文献

1  WU Fulong.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 in China[M]. London: Taylor & Francis，Lt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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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图源自 Unsplash，作者 Yu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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