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祎：钱海峰PK王福春 一场牵强附会的对决
本年度连州摄影大展最多的议论话题依然集中在“大奖”作品及其作者身上。比如，“图虫网”的微信平台推出的一篇署名文章《钱海峰PK王福春，<绿皮火车>差距在哪里？》（以下简称《P文》）就相当引人注意，引发众议纷纷。对此，我浅谈一些看法。
钱海峰PK王福春
一场牵强附会的对决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应和着2015年北方一场罕见的大雪落下了帷幕。在人们津津乐道这场盛会带给这个世界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最能挑起人们兴趣点的就是“大奖”花落谁家。今年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刺点摄影大奖”，中外七名评委全票通过授予江苏无锡的业余摄影爱好者钱海峰。钱海峰这次参展的专题摄影为《绿皮火车》。
和其它任何展事一样，大展看似结束了，但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和话题却仍在延续，这次也不例外。本年度连州大展最多的议论话题依然集中在“大奖”作品及其作者身上。比如，“图虫网”的微信平台推出的一篇署名文章《钱海峰PK王福春，<绿皮火车>差距在哪里？》（以下简称《P文》）就相当引人注意，引发众议纷纷，该文就钱海峰先生的《绿皮火车》和王福春先生的《火车上的中国人》进行了对比，其主要观点可以概述为如下两点：
1、王福春使用的是报道的典型风格，它对拍摄对象和拍摄瞬间的取舍尤为考究，从而使这些照片在记录的价值之外又多了一层经典的意味；而《绿皮火车》中的影像却经不起这样的推敲。在类似的场面比较中，这些照片和《火车上的中国人》高下立显。
2、《绿皮火车》获取的这些廉价照片太过随意和容易，在这个全民摄影的网络时代失去了合法根基。“
《P文》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思考：《绿皮火车》与《火车上的中国人》有可比对性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诠释当下的摄影语义，应该如何把摄影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研究和探索？
王福春先生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始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距今已有近三十年。八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至整体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后的合作化、反右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已经是身心交瘁，疲惫不堪，整个中国人真可谓“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经过七十年代末期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党的工作重点全面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直到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这列火车”也才刚刚起步，汽笛也刚刚拉响。王福春先生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沐浴着春风拂面的喜悦、春芽破土的豪情，而且他敏锐地意识到改革开放的这列火车在未来的中国就要无可阻挡地呼啸前行了。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王福春先生登上了他再熟悉不过的火车，用手中的照相机对准了火车上的中国人。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王福春先生所拍摄的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就不难发现，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层，纵然他们过得并不富裕，物质还很贫乏，无论他们在火车上呈现的是怎样的姿态，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神态都还是满足的、安逸的、舒心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窥视、捕捉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王福春先生也极尽可能地用他照相机的取景框“框住”那个年代中国人最富有情趣、形态可掬，最能打动人的一瞬间。
当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人民期望已久的理想就在眼前的时候，艺术家渴望艺术的境界是富有新内涵的真、善、美。无论艺术在这空前良好的文化环境里取得了怎样的自由，正面表现真、善、美，依然是他最主要的着眼点。这个时期的王福春先生应该是一位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忠实的记录着他所看到的一切，深切的反映着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样貌。王福春在告诉这个世界：“这趟列车里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温情。”他的作品给中国的那个时代留下了至为珍贵的人文视觉文本，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扇随时可以打开的耐人寻味的窗口。
三十多年以后，一位年轻的摄影爱好者背着照相机重又登上了与王福春那个年代外形相差无几的 “绿皮火车”。所谓“绿皮火车”大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由蒸汽机车牵引运营的客运车厢，也有人称之为“闷罐”（真正的闷罐车指以前基本没有窗户的封闭货运车），后大多改为内燃机机车。这类列车车厢内虽然设施简陋，但因票价便宜很受农民朋友和底层社会民众的欢迎。
三十多年过去，中国已进入高铁与信息时代，整个社会经济以耳晕目眩的速度在高速发展，中国被冠以“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名，并底气十足地昂首在世界舞台上。收回港澳、加入WTO，举办奥运，载人航天，立足大国贸，致力可持续发展，无论内政外交相较于三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
改革开放的红利也惠及到了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中国人体验到了从没有过的富足感。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把多元的中国拖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城市人长途出行选择飞机与高铁已毫无悬念。一言以蔽之，中国似乎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新世界，要为全世界、全人类树立起先进生活方式的光辉榜样。
可当我们浏览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的，钱海峰历经八年，乘坐227列次的除港澳之外“绿皮火车”所到之处拍下来的万余幅照片中的一小部分时，人们不禁心里“咯噔”一下。这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甚至是凌乱无序与“主旋律图式”格格不入的图片是要告诉人们什么？站在展场里走过钱海峰一幅幅照片，都会让人心里莫名滋生出一阵阵的空虚感。钱海峰镜头里的中国乘客满脸的无助、沮丧与焦虑，好像一种从未兑现的归属感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像策展人唐浩武在前言中写道：钱海峰的《绿皮火车》给沉浸在“小时代”梦境的我们兜头浇了盆凉水。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已全面进入消费的时代，“市场与消费”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题。市场的发展一开始便暗含悬疑，都市化、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常常会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一些巨大的反应，包括刺激、兴奋、紧张与不适。当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觉醒来面临生计窘况时，心中充满了惶惑、焦虑与不安。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更加重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受。每一年中国人都有几亿人次像候鸟一样迁徙在路上，奔赴他乡讨生活、讨公道，廉价的“绿皮火车”顺其自然地成为这个国家运输“人肉”的集装箱。在这些“绿皮包裹”里，钱海峰随意地摄影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真相。这些万花筒般的车厢似乎就是中国底层社会的“白皮书”。
这个世界是什么屏蔽了我们的观看？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容不得你随意下去走进一闪而过的村舍，机舱内狭小的舷窗只能让你窥见巴掌大小苍茫的土地，地铁里一张张木然的面孔紧贴着手机屏幕让人们无暇旁观。消费社会的格式化不但遮蔽了先富起来的双眼，而且渐渐对真实视而不见。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P文》对钱海峰和王福春二者作品之间的对比。作者站在一个形式主义的立场，挑出二者的照片进行一对一的对照，从摄影媒介的语言、构图等方面来证明钱海峰的照片不如王福春的“典型”、“考究”和“经典”，于是“高下立显”。作者的观点，说得更直白些其实是：钱海峰的照片没有王福春拍得好看。显然，作者对于中国三十年多来的社会发展缺乏历史性了解，对摄影在走出了形式主义束缚之后，如何参与社会话题的批判和表达缺乏足够的关照。
钱海峰的用意根本不在创造一张张符合决定瞬间式的经典照片，而是在冷峻地观看我们貌似幸福的社会的另一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摄影最为本然的记录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极致如果跟时代的发展议题紧密联系，那么就成为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他达到了“当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他随意廉价，并非说他抛弃了形式。它的“不完整”、“随意”、“粗鲁”就是最适合的形式，正是这些零碎、廉价、随意的照片，反而和盘托出了一个时代。
苏文的5万张废旧照片和李政德《新国人》，它们是如何刺中了这个时代的我们？它们恰恰都不是那些经典性的所谓决定瞬间的影像。这也说明，如果我们死守着那一套僵化的摄影语言和图式，仍然膜拜“打造一张好看的照片”这一禁锢摄影界多年的魔咒，我们就始终无法把摄影和我们这个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也就始终无法“当代”起来。
我只是想在这里厘清钱海峰的《绿皮火车》与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之间三十多年的时间关系。他们各自是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来进行相似的工作的。但王福春给我们呈现的是那个时代充满迎接新生活乐观的“绿皮火车”，而钱海峰则是通过还是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告诉我们今天貌似光鲜背后的真实。更可贵的是，我们看到了钱海峰具有鲜明的批判立场。王福春的讴歌与钱海峰的批判，各自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这才是我们应该分析和肯定的。所以根本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如果非牵强的把他们搓到一起来决一雌雄，不是非把郎静山和亚当斯弄到一起来掐架吗？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摄影人似乎从不关心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对摄影的“构图”、“用光”、“审美”似乎有着狂热的迷恋，对影像的观看也只停留在图式、形式的肤浅表层上，而且据此划分什么“传统”与“当代”，玩弄什么“新锐”这些不着四六的概念游戏。是谁告诉我们纪实摄影没有当代性？又是谁说当代摄影的语言不能用纪实的手法来呈现？早在二百多年前，清朝画家石涛就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放在今天，这声音仍然振聋发聩。
钱海峰的《绿皮火车》，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以评委全票通过的结果获得本年度“刺点摄影奖”并不意外，让我们欣喜地看到“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对待当下的摄影作品选择的姿态是包容和开放的，中国摄影也将会在未来更关注人类的生活与生存。它充满感性与智性的路子会越来越宽！
以下图片由《绿皮火车》策展人唐浩武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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