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做老师要考普通话？ 手语主持人国际聋人节致信教育部 建议为听力障碍者提供合理便利

9月最后一周是第58个国际聋人节，今年聋人节的主题是“倡导手语权利，赋能子孙后代”。在9月27日，手语节目《欢行手语》的主持人杜银玲将一封有来自全国各地61名听障人士签名的建议信寄往了给教育部和中残联，希望两个部门能够改革目前的政策，为听障人士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提供合理便利，还他们平等的就业权利。

据了解，目前各地的教师资格考试中，均需要提交普通话等级证明，并在笔试通过后参加以口语进行的面试，最后还需要通过体检，而各地的教师资格体检中都有对于听力的要求。这三个规定，成为了让听力障碍者无法获得教师资格证，成为一名正式老师的“三座大山”。

建议行动的发起人杜银玲在2010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计算机本科专业，近年来都在从事手语研究和教学工作，曾经参与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星星你好》的表演。一直在手语节目担任主持人的她，已经在网络免费教学手语长达五年，拥有全国众多手语爱好者观众。

杜银玲说，“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因为从小到大的成长中，教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我在教手语的时候大家都喊我老师，虽然教手语的时候大家都喊我老师 但是教的对象都是健听人。我从小在聋校长大， 也一直都在接触手语研究，对于聋人思维比较了解，有很多想法。有机会的话我挺想去尝试做一名老师教书育人的。”

杜银玲报考了今年10月份的教师资格认定考试，希望考取高中教师资格证。在报名之前，她犹豫了很久，最终取得教师资格证，拼的不只是笔试的成绩，还需要提交普通话等级证书、需要用口语来说课面试，还需要通过体检。“这样的话，即使我努力复习通过笔试，又有什么用呢？”

和她一样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在建议信上签名的61位聋人当中，有已经报名参加今年的教师资格考试的，也有的已经在特殊学校中当了多年的代课老师，还有在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后因为无法转正而辞职的，另外还有幸运地获得正式编制老师也参与了签名。

这些听障人士在联名信中提出了三点建议：

1、取消对于听障人士需要提交普通话水平证书的要求；

2、在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中，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考试形式，允许考生以手语代替口语进行面试；

3、取消各地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中关于听力方面的规定。

“考不考得上，我们都应该有考的权利”

与杜银玲一样有教师梦的聋人还有很多，可是在不开放的政策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连报考教师资格证的机会都没有。

参与联名的河南聋人李锐（化名）几周前去当地的教师资格证的现场报名，却遭到了负责报名的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拒绝。“对方说因为我是聋人，所以不让报名，”李锐回想当时的情形仍然忿忿不平，“他们说是国家没有这个规定聋人可以报名教师资格证。”

杜银玲说，在复习笔试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难题。“我去外面参加培训班，培训学校没有即时听打服务，会听不懂老师讲话 ，在网上看相关的视频也没有字幕。所以复习的时候全部都是靠自己看的，不知道考上的机会有多大。”

更让她担心的是，万一真的通过的笔试，还有面试、普通话、体检这些关卡需要迈过。“如果这些都需要我去申请，我不知道申请下来的机会有多大。所以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杜银玲和很多聋人都认为，无论考不考得过，聋人都应该有考试的机会。“好比聋人开车一样，开始是不允许的，可是很多聋人一起向国家争取，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可以让聋人去学车的政策。考教师资格证跟考开车一样，是一种权利。考不考得上，合格不合格，要看考官和学校面试，但我们应该有考的权利。”

考教师资格证一般需要经过几个步骤：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通过笔试、之后是讲课面试，最后一关是体检。杜银玲认为，这个过程中聋人的需要没有被考虑到。“我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一点点的力量，为大家呼吁一下这个事情，希望可以为聋人提供考试的便利。聋人的教育问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想尝试。”

残障权利倡导者黄诗欣认为，虽然现在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相关规定中没有直接排除聋人参加考试的资格，但是这些规定已经对于聋人构成了间接歧视。“虽然考普通话、用口语面试看似是对于所有人都公平的规定，但是它们在实践中对聋人构成了更不利的对待，造成的结果是聋人失去了平等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机会。”

杜银玲希望，教师资格考试能够为聋人做出合理调整。“聋人考普通话不可能吧？所以我首先希望把这个要求免了。然后笔试是没有问题吧，我们努力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口语说课，我们也做不到，所以希望可以加入手语面试官，让聋人可以用手语来说课考试。第四个是体检中有一个项目是听力检查，不过的话就过不了，我们的听力都不行。我很希望这些方面都有一些调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参加考试了！”

今年4月，国家教育部及残疾人联合会出台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规定了招生考试机构在高考中应为残疾考生提供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在考点、考场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如引导辅助人员、手语翻译人员等）予以协助，在考点、考场设置文字指示标识、交流板等的合理便利调整。并在该规定的第十八条列明，“残疾人参加其他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供合理便利的，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这一新政策让想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聋人看到了希望。杜银玲说，“教师资格考试也是属于国家教育考试，为什么就不能为聋人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呢？”她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起草了建议信，并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得到了几十个聋人的签名支持。“有太多的聋人想要通过这个考试，成为一个正式的老师了，”杜银玲说。

永远的临时工

参与联名的一位来自山东的聋人表示，自己曾经在聋人学校做了几年的“临时工”，没有劳动合同，只能拿到1500块基本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等的福利待遇，寒暑假都没有工资，跟正式老师的待遇天差地别。“坚持了几年，虽然很喜欢做老师，我还是辞职了，因为看不到我的工作有任何的发展前景。”

这是许多进入了教育系统的聋人普遍的劳动经验。即使是对于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这一少数接受聋人的示范院校的聋人来说，教师资格也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根据重庆师范大学的官方统计，2014年特殊教育（特殊教育信息与资源）专业的24名听障学生中，仅有14人成功就业，就业率仅为58%。而在同一年，该校本科生的就业率为88%。

没有正式编制，为这些听障教师带来了许多问题。杜银玲说，自己身边有许多在聋人学校当老师的聋人朋友，但是因为不能考教师资格证，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没有教师证，他们不能评职称，也不能考编制，还有工资会低很多，福利待遇都跟正式老师没办法比较，他们都觉得很纠结。”

聋人也可以做老师

杜银玲觉得，社会对于聋人的能力有很多误解。她认为，聋人学校应该有聋人老师任教。“有时候，聋人老师比听人老师更了解聋人孩子的思维，”她说。

“我有两个聋人朋友就在听人学校当老师。但现在聋人老师普遍都在特殊学校里面当老师，我觉得聋人学校最应该让聋人任教，聋人比听人老师更了解孩子的思维，现在兴起的双语教学就是因为聋人老师的手语教学孩子能更理解。我去过的几个特校，孩子们更愿意跟聋人老师谈心，因为聋人老师懂他们。”

香港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因为口语教学成为了聋人学生的唯一选择，42.9%的主流学校聋人学生出现了严重的语言发展迟缓，严重影响他们的课堂参与、成绩表现和社交发展。

杜银玲说，“有好几次我在特校活动的时候，听任老师跟孩子们用生硬的手语说话，说完后好几个孩子凑过来问我说的啥，说他们不明白让我再说一遍。在聋人学校中的听人老师如果不是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是不会用手语的。有的老师甚至会觉得，为什么聋人学生怎么教都教不会？可是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啊！”

在香港，已经发展出了在主流学校对聋人和听人学生进行手语、口语双语教学的融合教育方式。在这个模式中，聋人老师可以进入普通学校中教学，聋生可以获得一个没有障碍的教育环境，而听人学生也能够享受视觉学习的优势。

陈玩臻是研究聋人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者，研究生时期花了四年时间深入聋人家庭和社群进行田野调查。在自己的田野调查中，她发现由听人老师教聋人学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其背后是一个关于沟通的预设立场：只有声音语言的沟通才是沟通，手语沟通不应该被鼓励。

陈玩臻认为，很多时候，本身就是听障者的聋人教师，因为和聋人学生一样习惯于使用视觉语言手语作为对话方式，反而比听人教师更加能够让聋生学习和理解新的知识。

她说，“聋人家庭的第二代聋人常常在语言、学习或领导力等各方面表现出众，就是因为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从小透过手语让孩子接收到有效且足够的视觉信息，让孩子不因为少了听觉渠道就失去学习的机会，这也印证了手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可传承性，若能在学校教育当中重视手语，则可望提升聋人教育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