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聋人、以及多元视角的普世性
守语者曰：守语者的成立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聋人文化”，以及我们所处在的世界的聋人是如何生活的，成立伊始，在国内说这个理念的时候很多人无法从语言的不一样去理解聋人。而作者是第一位接受守语者的理念的人，在两年的时间里，作者慢慢地体会到了聋人的处境。看这篇文章，激动到眼角泛着泪光。守语者做的事情很难，因为大家都无法从残障走出来并且真切地去体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难而不去做，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预估到谁会和我们一起去改变，建造那个美好的世界。作者的美国之行，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体验呢？
两个月前，我申请了美国一家培训机构的“协作工作坊”，并且幸运地获得了奖学金参加为期17天的培训。连同国际参会者的迎新活动，正式的培训只过去了不到一周，除了开脑洞的协作技巧以外，更大的收获在于在过程中对于自己身份的探寻：作为一个非西方参会者，我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What？！我是边缘人？边缘感从何而来？
培训理所当然地以英语进行，绝大部分的参会者都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来自非西方国家（南美、中国等）的国际参会者大约只占四分之一。
虽然我曾经短暂地在国外学习过，但是我的英语水平更多地只能应付学术阅读、写作以及我擅长的学术领域的口语讨论。而协作工作坊特别强调每位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大量的体验和讨论环节的设计导致沟通的发生是即时和互动的，因此对英语的要求也无限地高。眼见着各种信息在我面前飘过却无法抓住，我开始隐隐地产生一种沮丧感。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都在从事残障权利的培训及倡导工作，聋人文化的概念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沮丧感之后，一个念头冒出我的脑海：我的处境不就是聋人在听人世界中的处境吗？
这个发现点醒了我，我开始用聋人文化更加深入地分析自己的处境，并逐渐意识到，除了语言的差异，工作坊的沟通以西方经验作为绝对的文化语境这一因素也是让我变得边缘的原因。在工作坊的设计以及参与者的互动中，西方文化是沟通生长的土壤，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有其“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对于长期生活在该文化语境当中的人是约定俗成、不言而喻的。因而，在工作坊当中，本地的参会者信手拈来各种例子，从美国的宗教、政治到特定的社会运动领域不断转换。比如一个练习环节当中，每个小组的成员有机会练习协作方法，一位美国人使用了“角色扮演”的方法，她让我们将自己想象为housing counsel的leader，而我花了一番功夫寻求解释才明白这是一个类似中国的“业主委员会”的东西，而在理解后才可能代入自己的“角色”当中。
这样的觉察让我对于聋人的处境有了更好的想象，我更加清楚地理解到，“主流”的语言以及文化，是怎样使到一些主流以外的人处于“边缘”当中的。
平等的第一步：边缘得到承认
带着这种边缘感，我得以重新思考多元视角、探寻边缘人平等地在主流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
因为意识到自己边缘感的来源，我固有的权利意识告诉自己，我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
经过多年的民权运动、性别权利运动、残障权利运动，美国社会（至少在社会运动领域）早已树立起尊重少数权利、承认多元文化的平等性的“政治正确”，在参与者当中，有黑人、跨性别人士、原住民、女权主义者等不同身份的人。在工作坊开始的时候，协作者就带领了一个“welcoming diversity（欢迎多元）”的环节，表示对于各种身份的人的尊重和承认。但即使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仍然对自己的边缘感到羞耻——我不断地思考：使用不同语言是一个需要被承认的身份吗？英语不够好是不是说明我比较蠢而已？我来这个工作坊是不是已经接受了它必须以英语进行的契约？这么多参会者，总不能让大家来适应我吧？不可能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啊，难道要有同声传译或者用中文来进行吗、这太不现实了吧！
这些羞耻感让我意识到，自己从前在中国时作为“主流”的一份子，鼓励处于“边缘”位置的残障人士为自己的需要发声，实在显得太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主流文化，实在显得自己太突兀。
但我对这个问题想得越深入，我就越想要发声，再加上在工作坊中，平等、多元文化、power dynamics（权力动态）这样的概念实在被提出太多遍了，这样友好的环境令我鼓起勇气向自己的buddy（在工作坊当中每人都有一位互相支持的伙伴）说出自己的苦恼。我并没有勇气讲出我认为自己是边缘人的苦恼，只是很具体地表达了协作者在很多环节的指示太快太模糊，我需要更多的例子或者展示来理解。我的来自澳大利亚的伙伴居然马上把协作者喊了过来，把我的纠结告诉了他！我顿时感觉羞耻极了！他一定会觉得我连英文都听不懂，真的是好愚蠢！
想不到协作者居然非常真诚地接纳了这个意见，并且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在这次的沟通之后，协作者真的在之后所有新环节的指示当中加入了例子，不再像之前那样用两句话快速带过。
在这次沟通之后，我的buddy和协作者都开始意识到，作为中国人的我在工作坊当中正在经历着语言障碍。她们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来表示对我的语言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加入一些不需要使用英语的环节：用画画、形体雕塑进行互动，在提神的游戏环节中学唱别的语言的歌，其中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协作者甚至公开分享了自己在美国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困惑。有几位参与者甚至对我说：开会时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如果当中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随时问她/他。这些帮助让我非常感动，然而作为一个要强的人，我并不喜欢被这样刻意地被时刻提起或当成一个需要被处理的问题。我感觉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弱者、是处于主流位置的人的负担。于是我继续思考，除了这些近乎政治正确的承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使我平等地参与这个工作坊呢？
承认的政治：共创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我继续从聋人文化当中寻求解释。
两年多前，第一次接触聋人的我，在一个自己主办的工作坊中被聋人参与者要求提供手语翻译服务。在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我们请了来自台湾的专业手语翻译员为工作坊提供付费手语翻译。第一次接触手语翻译的我感到非常兴奋，以为手语翻译的存在让我们的会议变得非常的多元和平等，也以为只要有了手语翻译，聋人便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
后来对聋人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的我，与聋人朋友和手语翻译朋友一起陆续举办了两三次只有聋人参与的工作坊，得以从聋人的角度出发，去了解她们的沟通方式以及在长期的隔离中形成的文化。今年初，在参观香港展能艺术会时，我听说香港的聋人对于由聋人艺术家或解说员用手语带领的艺术导赏团的兴趣，远远大于有手语翻译及口语解说员的导赏团。
我开始意识到，专业的手语翻译虽然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聋人无法获取信息的问题，但它无法回应的问题是：信息的构建是以听人为中心的，无论手语翻译如何努力地以符合手语文法的表达方式来转换信息，那些信息在根本上都是属于听人世界的。
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开始对聋人自己的创造有更大的兴趣：聋人电影、聋人绘画、聋人诗作，这些聋人自己的创造其实是在挑战单一中心的社会文化，在主流之外创造新的可能性！
这样的联想被引申到了我对于工作坊的思考当中，更加确信了“边缘”与“主流”的差异，并且对于我这样的边缘人被全面地融入主流的可能性感到黯淡——毕竟无论怎样调整，美国文化以及英语才是唯一的主流呢！
可我马上又觉得这样的想法有问题的，因为按照这样的想法，恢复到隔离的状态才是唯一的选项：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来美国参加培训，继续在中国发展适合我们自己的协作手法不就好了吗？再想下去，根本协作都可能是外来的方法，有什么必要去推广呢？
可是，我明明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收获啊！我学到了新的方法、体验到非常不一样的协作风格、也观察到美国的协作文化对于唤起每位参与者个人与理念的联结的重视——这一切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怎么能够否认这种融合的好处呢？但问题来了，应该怎么处理身份不同带来的边缘感呢？边缘与主流怎样才可能平等地共处呢？
我又想起了来美国前我协作的工作坊。在那个工作坊当中，有聋人以及听人的共同参与，除了有手语翻译及即时听打服务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调整：对于工作坊的活动进行再设计，使之符合聋人的沟通特点。比如，在对于残障的三种模式的讲解当中，我们不再像过往一样由协作者用口语讲解，而是提前排演了三幕小品，代表三种模式之下聋人的处境，并由此牵引出不同的模式之下社会对于残障的构建。这样的安排虽然还未能尽善尽美，却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将不同沟通方式的人的需求都被考虑到工作坊的设计当中，变成一种“通用设计”。在通用设计当中，主流与边缘的界限开始被挑战被模糊，边缘不再被吞没在主流当中，相反，边缘与主流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
在我们的协作工作坊中，也有可能创造一个这样的美丽的新世界吗？协作者可能在工作坊的全过程中，都注意到对不同语言和文化者不友好的地方并加以调整吗？“主流”中的人，能够有足够的敏感性，觉察到自己的习惯当中对于其它文化中的人不友好的地方吗，能够在使用housing counsel的例子时加上一句“housing counsel refers to…（业主委员会是指…）”的解释吗？“边缘”的人能够有足够的主动提出自己的需要吗，能够以足够的勇气加入创造的过程吗？
重新认识边缘：身份的多元性，以及多元视角的普世性未来
我终于鼓起勇气跟来自哥伦比亚的协作者一起探讨自己对于“边缘”的感受，她却尖锐地指出，在我们的工作坊当中，边缘的身份并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同一个人可能处在不同的身份位阶上。在当下的沟通中，我对她并未给予我足够的承认感到愤怒，觉得她不应该责怪我不勇敢走出“comfort zone”，因为其他讲英语的人确实无时无刻都处在舒适的状态当中。
可是她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又得以重新审视工作坊参与者中的各种power dynamics（权力动态）。我发现自己除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确实很少经历其它的挣扎。一旦我能够理解协作者的指引或者参与者正在讨论的话题，我是有勇气用并不完美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事实上，我对于很多会议中诸如权力关系等的讨论都表现得特别积极也特别擅长，我甚至为协作者没有带出更深入的讨论而感到意犹未尽，而我不得不承认这与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关——而有的参会者甚至没有机会接受大学程度的教育。
意识到这一点，让我重新变得谦卑，认真地体察其它身份的人的边缘经历，也警醒自己是不是有哪方面的行为惯性令她人经历边缘。美国人将这样的行为称之为“self-check（自我审查）”。
我非常幸运自己能够接触到聋人文化，以聋人文化作为起点，我得以用多元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的独特性，在理智上清楚自己不需要为不同身份感到羞耻。更重要的是，我得以在承认和接纳自己的不同的基础上，重新探寻在这个充满各种边缘和主流的划分的世界当中，创造新的平等的关系的可能性。既然身份是如此的多元，每个人都可能处于边缘位置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打破这些划分、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规则的创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