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城》摄影师薛明：带着你的感受去拍摄
“故事梗概——建立于1954年，位于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如今面临整体拆迁改造。通过对两个纺织工人家庭长达6年的记录，深入观察他们面对巨大物质变化的同时，所经历的精神和情感冲击。新旧观念在这里碰撞，他们平凡的个体命运，让我们有机会审视在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人们情感生活的幽深波澜。这关于生老病死，也关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忆。我们将其视为一种象征，也许是对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总体历程的一种回眸。”
《纺织城》在提案阶段先后获得了多个国际纪录片基金与机构的扶持。这其中既有长期支持华语纪录片创作的CNEX，也有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基金如美国圣丹斯纪录片基金、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基金、韩国釜山亚洲纪录片基金的支持。
摄影师薛明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与导演王杨合作。合作的作品包括《地上－空间》、《中国门》、以及《纺织城》。近几年中国纪录片几部重要作品也有他的参与，例如范俭导演的《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请他分享关于《纺织城》的创作经验。
“薛明 陕西人，自幼习画，毕业于美术院校。专职从事纪录片摄影十四年，关注时代巨变下人性与家庭故事。由于近几年的作品频频亮相国际舞台，被外界看作中国最具希望的纪录片摄影师。代表作品有《中国门》、《摇摇晃晃的人间》、《纺织城》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节奖项。2016年凭借《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摄影。”
Q：先谈谈你对影片中空间的最初想法吧？
薛明：《纺织城》有两个主要场景。一个是工厂，一个是纺织工人的社区——自建村。工厂当时到了那边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大、特别的空旷。它那个层高我感觉都有二十米一层了。厂房的高大和人物的渺小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因为从来没有进到过这种工厂里面拍摄。第一印象是里面的温度特别高，噪音特别大。第二个印象是这种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厂房很有电影感。
之后是自建村，特别的拥挤，大概就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吧。住了那么多的人，每家平均就只有几十平米。所以到了自建村之后，经过对比你就感觉空间特别小，很拥挤。反正我感觉就是在里面要撑起三脚架都捉襟见肘。所以在拍自建村的时候都是手持拍摄多一些。基本上以中景、近景为主。在拍工厂时，大全景和特写这种两极镜头会多一些。
Q：《纺织城》大部分时间是跟拍，也是观察与参与共存的方式。总体上是自然主义的，但我发现在开头结尾事实上又用了轨道，让摄影机做移动。
薛明：第一次在工厂拍摄的时候我们就在车间里铺了十五米的轨道，那些一排一排的纺纱机纵深感特别好，就适合用轨道来表现这个空间，慢慢推进。当时如果用固定机位拍的话不就成了一张照片了吗？那时我们也是在尝试。用轨道来拍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包括工厂拆迁后变成一片废墟，我们也是铺着轨道拍的，缓缓离开的感觉。我觉得这也跟影片本身的视角特点有关，它即是物质的，也有精神层面。
Q：在拍摄中能感觉到静与动之间节奏与变化。你是怎么想的？
薛明：我一开始想是一种稳定的风格来拍摄。比如说那些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节奏是特别慢的，行动起来也是特别慢。所以一开始我是打算用三脚架来拍摄。但是当我到了他们的家里的时候我发现三脚架是根本撑不开的，后来就用独脚架代替三脚架，所以总体的影像风格保持了稳定性但不失呼吸感。因为你拍的是老年人他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还是以固定镜头为主。第二个感觉，你到了这个地方会发现实际住了很多人，但是整个村子是很安静的，也很有秩序。所以影像风格要稳一点，镜头要长一点。
因为在他们的家中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静静的观察，你会发现人物身上有很多细节，包括他的一缕白发，家里的一座钟表，一个拐杖……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反映他的背景与情绪的。所以拍摄的时候大部分景别选择的是带人物关系的特写。
屋子里的光比都特别大，暗的地方都黑死了，亮的地方都曝过了。当时使用佳能5d2是没办法拍Raw格式，所以基本上就是用的标准格式来拍的。拍出来的颜色都是比较单薄的。在自建村这个地方实际上他们每家都有四十年的历史，家里墙上挂的每一件物品都很有年代感的。这种自然的美也许你请一个美术师来也未必能做出这个效果。
Q：觉得你们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薛明：实际上我们对这几个老太太和老大爷的感触都特别深。他们的子女平时都不怎么回家，所以当我们到了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而且到最后他们有什么事都会找你帮忙，老年人喜欢小孩儿这应该是自然规律。不拍片子的时候也会去他们家聊天，实际上也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甚至是在他们家吃个便饭，帮着做个家务，时间长了就跟一家人是一样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张大爷的老伴，他拄着拐，上厕所很不方便，每次从她的床前到卫生间，五六米的距离她自己走也要走个五六分钟，有时她走着走着就哭了起来，就叫我们帮忙。我把它扶到卫生间里头，给他把拐杖放好了，把马桶盖揭起来，我就感觉到这个拍摄对象真的是把你当成他自己的家人，根本就没有那种怕镜头的感觉，你在不在那个空间里头他根本就不在乎，就是把你当成了他自己的孩子，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就会叫你。
我们当时拍摄，也都住在纺织城。即便你没有拍摄，但你还是在村子周围住着。所以你对这个环境以及村子里发生的事情你也熟悉。我印象最深的是，拆迁开始了，向老太太心里其实是非常的难过，我们拍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么你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种情绪传达给观众这是我要考虑的。在临近搬迁的那一天，她在自家院子的废墟里的那棵香椿树上给我们摘了一袋鲜嫩的椿芽。那是一棵长了三十年的香椿树。她一边摘一边说：当年盖房子的时候她特意在院子里种了一棵香椿树，整整吃了三十年的春芽，今天是最后一次吃了，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当时我就特别的难受。这么大的一棵香椿树，明天将会倒在废墟里，再也不存在了。它跟人，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就终结了。
所以刚开始拍的时候摄影机跟她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到了后面就非常的近了，你跟她的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了，你甚至镜头都移到她的脸边儿都没有关系，就是说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你跟拍摄对象可能会有一定的距离，拍着拍着就慢慢地走进了，摄影机也就随着慢慢的走近了。包括我们拍张大爷家的时候，刚开春，天气暖和了，他一瘸一拐的走出来散步，在那个废墟里头特别的不好走，我们跟在他的后面，走着走着他突然摔倒了，我吓了一跳，当时都傻了，这个时候我顾不上按停止键了，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扶他起来。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摄影师了。
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是摄制组的，他们是拍摄对象。但是拍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觉得和他们是朋友是一家人了。除夕夜，我们挨着每一家都拍点，走到那家都必须先吃完饺子才能拍。最近几年，拍的少了，有空时还常去看看他们，说一说话，聊一聊最近的状况，问问他们的身体情况，会一起唠家常。在拆迁房的家庭分配上，老人的房子到底分给谁？一个孩子还好说，家里五六个孩子到底分给谁，到最后老人的选择就是为了让孩子的家庭更幸福，最后还是选择了让步，只能这样子。这些家事在我们看来就道尽了人生与社会的种种。
Q：拍摄时剧组的分工配合是怎么样的？
薛明：纪录片的拍摄团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四五个人吧，导演、顾问、摄影、录音、助理，基本上这四到五个人就可以了。
我们当时为什么采用这种组合模式呢？主要还是想让片子在各种技术指标上不失分。其实很多导演都习惯自己掌机拍，一个片子从头到尾一个人也完全可以搞定，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在现场你要把一半的注意力放在技术上，另外一半的精力才能用来观察和创作。我们这种团队化组合，我觉得每个人的分工会更明确，同时也能保证电影制作的技术标准，又不至于身心疲惫。另外，导演在现场更能集中精力去思考，去观察，去创作。把握大局，组织影片的结构，感受整个环境，这样的话他在现场能够重新构建他的想法。
也就是说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告诉摄影去执行就行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在纪录片中摄影和导演分开的好处。当然有人说了，如果这么多人在现场会不会影响拍摄对象？也许可能会影响一点点，但是时间长了，随着你和拍摄对象的距离走近了，实际上也并不影响。我们在自建村，这么小的空间里我们照样把关系处理得非常密切。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空间特别小不适合进入太多人，那就有选择的进去一两个，见机行事。
晚上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每天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素材。这些素材看完之后就是总结这一天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哪一块拍的好，哪一块拍的不好？另一个就是人物。我们把这个人单独拿出来研究。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想的，发的什么样的心思，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看素材来分析他，有时候还甚至帮他们出主意。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拍摄对象都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给我们单独说他的心事，避开他们的子女，给我们来诉苦，给我们来说他的想法。我们也会帮她出主意。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和拍摄对象已经走得非常的近了，他们把你当成他的家人，是这样的。
Q：《纺织城》主要是用佳能的5d2拍摄的？5d2其实对于拍摄比较厚重的题材时是让人担心的，它的焦点非常薄，且难以控制。但从成片的质感上来说感觉非常好。
薛明：用5d来拍摄纪录片，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拍纺织城之前5D2刚上市，我们就买了一台。之前我们拍摄都是用一体机，不能换镜头，焦点也基本上是自动的。但是我们这次用的是相机镜头，需要你手动跟焦点，不停的更换镜头。刚开始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虚。最担心的不是我能拍到什么拍不到什么，而是我能不能跟上焦点。实际上，这种工作模式一旦你适应了，后面也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了。但现在拍片，我基本上离不开定焦镜头，很少使用变焦镜头。因为，电影它还是有它的镜头语言的。当然，用定焦头来拍摄，就得不停的来换镜头，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摄影助理。让我自己来背个双肩包，装着镜头来拍摄的话，这个对于体力的消耗是很累的，，实际上也是很难操作的。纪录片，在现场对于突发事件的拍摄就得快，有时侯拍到比拍好更有意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得带我自己的摄影助理，而且这个摄影助理跟你是配合非常默契的，助理在现场不仅仅是换镜头，他还得帮我盯着摄影机背后的一举一动。我跟助理已经默契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我们换镜头时，用哪个焦段，基本上不用说话。这个是需要长期磨合的。有时候也会担心你换镜头的瞬间是不是会丢掉某些东西，这个当然会，但作为摄影师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什么时候换镜头，这个是需要经验的。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贪心，什么都想拍到反倒不是件好事。
比如在某个现场，这件事预计会持续多长时间，你觉得它在片中能占多大比重。作为摄影师，你得有预判，得有选择，得预计到拍摄重点，拍摄时得有时间线的概念，得有分镜头的意识，而不是在现场盲目的从头拍到尾。有的时候甚至要退出来，站远一点去观察和感受。
实际上当时我们是用最笨的办法来拍摄的。机器也是刚上市，没破解，没有办法发射时码，声画没有办法同步，所以我们就用打板来解决声画对位的问题。可能刚开始每一个镜头都打板，实际上当你打到几百次的时候，拍摄对象已经完全适应了你这种工作方式了，而且整个团队也就磨合的已经非常默契。所以你在现场都不用说录音师看你一个动作他就知道开始了，实际上到后来工作就非常顺畅了。从器材到工作方式，我们当初也是一种尝试，只不过我们这个片子拉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现在的很多器材更新很快，已经完全可以替代我们这种笨拙的方式了。
Q：你觉得作为纪录片的摄影师在现场需要注意什么？你的经验是？
薛明：纪录片在拍摄的时候作为摄影师来说，你在现场并不是说把这个事情简单纪录下来就行。在现场更重要的是你要带着你的感受去拍摄。你对这个空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现场的气氛，以及人物的情绪，这些都是需要你去观察的，然后你要有选择的纪录，用你的镜头有逻辑的一个一个去讲述。比如在拍张大爷搬家那场戏时，要放在我早些年拍摄的话，可能就是去拍这个家具怎么搬出来，人和人说了什么话。而当初在现场拍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场景里，其他人忙前忙后，进进出出的搬东西，而唯独老太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轮椅上，一头白发，偷偷地抹着眼泪。所以我观察到了，我被她打动了。所以我在现场的判断就是搬桌子搬家具都不重要，他只是一个事件，而我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这个屋子住了一辈子的老人们，她的感受，她的情绪，有的时候什么话都不用说，就那一把轮椅，一副拐杖，还有她满头白发被风吹起，抹着没有泪水的眼眶……这些细节就足以表达出老人当时的所思所想。
还有就是向老太太她们搬家的时候，她把门牌号拆下来，和老伴站在自家的废墟前，用她粗糙的双手摸着那块锈迹斑斑的门牌时，那个动作，那个神态也打动了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更关注她们的情绪变化，先是谈笑，然后默默地看着这片废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时间久了，不管你拍什么，你先想想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如果找不到感觉，那观众看了影片一定是麻木的。所以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并不是急于拍到什么，而是先去感受，再观察，然后思考。思考你要告诉观众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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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日－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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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明 」
专职从事纪录电影摄影工作十四年，先后担任了30部纪录片的摄影工作，作品累计入围世界各大电影节50余次，获奖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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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日 — 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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