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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另一神秘组织||“汾酒会”||

粥扒皮 律法刑道 2022-06-12

  上官永清,女,汉族,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曾任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上官永清是晋城市沁水县中村镇北山村人,属于撤地设市前的晋东南地区人。但从小随着在临汾市翼城县当干部的父亲在翼城长大。

  在此居住的一位上官永清的本家堂叔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的父亲很早就在翼城县委办工作,永清一家随迁翼城。据其妻回忆,上官永清小名“小清”,应是1959年或1960年生人,“今年也有五十六七岁了”。山西省信用联社一位曾经举报上官永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据他调查,上官永清生于1959年。


  在目前公开的上官永清履历资料中,其生年记为1963年。履历称,上官永清于1978年~1982年在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读书,按该履历推算,上官永清“15岁上了大学,3岁就上了小学”,这早已引发诸多质疑。

 

  据山西省纪委消息,山西国信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上官永清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反腐重地山西又一名厅官被“双开”。


  记者了解到,上官永清曾组织12家企业,花了3.9亿元人民币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享用。


  此外,上官永清被称为山西政商链中的“关键一环”,其参加的“汾酒会”政商圈此前已有多名老虎落马。


  经查,上官永清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公款送礼;豪华装修单位接待场所并超标准接待;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违规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议事规则和程序擅自决定重大问题;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子女、亲友在就业、入党、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不按规定上交因公因私护照,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出国。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礼品;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擅自延长在国外期限、变更出国路线。严重违反生活纪律,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侵吞、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在发放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非法占有公司(企业)财物;挪用公司(企业)资金。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在干部选拔任用、发放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等问题涉嫌犯罪。


  决定给予上官永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团开放日中列举腐败案例时曾说,山西省某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组织了12家企业,花了3.9亿元人民币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在给企业贷款时,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形式支付给她控制的公司。对此,有媒体报道,经多位知情人证实,王儒林说的这位巨贪就是上官永清。


  有报道称,这位董事长生活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


  上官永清,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在山西省从事金融工作33年。


  历任临汾地区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副行长、党组成员,工商银行山西省榆次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工商银行山西省晋中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以及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


  2009年,晋商银行正式成立,上官永清出任董事长,2014年又任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作为曾经的山西金融业峰线人物,上官永清与地方高官、商人牵连颇多,被称为山西政商链接中“关键一环”。


  她同时是山西“飞行俱乐部”及山西“汾酒会”两个圈子的重要成员。


  在近十七八年中,上官永清和山西省多名政府领导关系异常密切。一位退休的太原市委常委曾提到,山西官场在十多年前就有人分别称上官永清和原晋中市委书记、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为“三申夫人”和“四为书记”—“三申夫人”指在晋中啥事都得通过上官永清申办;“四为”被解释为:年轻有为,敢作敢为,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并明言二人有诸多“合作”。


  上官永清在政府领导中的特殊地位和她作为大型国有控股金融单位筹建者和主要负责人的国企领导角色,使其成为多名官员连通商界,取得或运作资金的重要通道。


  2015年7月23日晚,上官永清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次日,上官永清的办公室被搜查。


  自2015年初山西强力反腐以来,许多银行在职及退休(或调离)的主要负责人员被牵涉,部分被带走调查或判刑。上官永清被查是这些金融领域案件的一个高峰。


  据媒体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获悉,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董事长要在家中藏那么多纪念币,究竟是什么纪念币让银行董事长都欲罢不能?


  在2000年,国家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特发行了2000年千禧纪念龙钞,这枚龙钞是我国首枚塑料连体钞,如今的收藏投资价值极高。相信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单张的龙钞都属于精品中的精品了,日前的单张龙钞(面值100元)成交价多在1600元上下徘徊。一直以来,龙钞的价格走势比较稳定,市场各方阻力也较少。


  一捆1000张,1000张龙币相当于160万元,从上官永清家中搜出的估计有上百捆。有收藏界资深人士表示,这么大量的龙钞如果进入市场,也必定会引起龙钞在货币收藏市场的价格。


  建国50周年纪念币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而发行,其中有15万张的纪念钞在出厂时已被裁剪为三连体纪念钞,其市场价普遍在25000元左右。


  上官永清是晋城市沁水县中村镇北山村人,属于撤地设市前的晋东南地区人,但从小随着在临汾市翼城县当干部的父亲在翼城长大。


  北山村都姓上官,属同一家族,曾有二三百人口。近十多年来陆续向山下移民,目前已经是一座空村。迁移出的上官氏集中在山脚下的张马村。


  在此居住的一位上官永清的本家堂叔告诉记者,上官永清的父亲很早就在翼城县委办工作,永清一家随迁翼城。据其妻回忆,上官永清小名“小清”,应是1959年或1960年生人。山西省信用联社一位曾经举报上官永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他调查,上官永清生于1959年。


  但公开的履历资料显示,上官永清出生于1963年,1978年~1982年在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读书。按该履历推算,上官永清“15岁上了大学,3岁就上了小学”,这早已引发诸多质疑。


  一位在山西省某群团机构任职的干部认为,上官永清年龄和履历造假。


  大学毕业后,上官永清进入临汾地区工商银行,经常下企业。她会跳舞,也很活跃。


  履历资料显示,上官永清在晋中的时间段(1998年9月~2002年10月),和申维辰在晋中任职的后期(1998年4月~2000年9月)有重合。


  2009年2月28日,太原市商业银行翻牌为晋商银行,上官永清当选为第一任董事长。当年秋天,上官就给晋商行高管改革了工资制度,上官永清和行长阎俊生拿最高年薪:170万元。


  有分析认为上官永清利用晋商银行成立后,注入大量国资,帮助有关省官员安插其关系人,形成了庞大的“亲友关系网络”。


  晋商银行组建后,上官永清以董事长身份实际总揽了该行的行政和业务两大事务。


  晋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2010年10月,晋商行“首家异地分支机构”—晋商银行吕梁分行成立,晋商银行和吕梁孝义、柳林、交城、离石等地煤老板的合作广泛展开。这也使上官永清涉足多个“圈子”。


  据目前网络上能搜索到的信息,2012年11月,一个叫山西晋商飞行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在太原市学府街汇都大厦挂牌成立。晋商飞行俱乐部成员中有十多名吕梁老板,他们筹资购买了一架商务飞机,由北京航空公司托管,相关人员透露,该飞机主要为上官永清及其贵宾服务。


  上官永清的另一重要政商“圈子”则是“汾酒会”。


  “山西汾酒会”是对经常在相对固定会场参加聚会、活动的以山西高级别官员为主的一个官员群体的称谓,其在北京的会所是位于旧鼓楼大街152号的山西汾酒会所。据知情人士介绍,该“会”总人数有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被调查,如聂春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杨森林等。


  “汾酒会”与汾酒集团无关,据称为一个姚姓老板所开。


  该“姚老板”为山西芮城人,善社交,和运城的山西籍高官交好。姚在去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今年出来后居住在北京。


  山西汾酒会由一个临街四合院投资改造而成,最先是山西官员子女在京聚集、相亲的一处场所。据接近“山西汾酒会”的人士介绍,上官永清因和山西多名高官关系密切,且是该群体中少有的金融界人士,据称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帮助。


  不要误会。山西汾酒会其实和汾酒集团没有关系。只是位于北京的山西汾酒会所成为官商相会的地方,才有了这样一个称呼。起初,这里只是山西官员子女在北京上学聚会的地方。后来由于“权力中介”加入,成了官员和商人“利益偷情”的地方。



  山西汾酒会上演的无非又是一场官商勾结的大戏。在推杯换盏的场面中,多少腐败交易就这样完成了。问题是,监管部门查处一个山西汾酒会并不能终结官商之间的灰色问题。究竟该如何打破官商勾结的“腐败酒杯”?


  这其实还是老生常谈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山西汾酒会笼络的不是老张也不是老王。笼络的是老张手里的权力,是老王手里的权力。权力在谁的手里,他们就会盯着谁。这需要规范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眼下,正在深化简政放权。我们应该把市场的交给市场,能让市场决定的,就不能让市长决定。除此之外,集体决策、集体拍板必须严格执行。当审批项目不再是一把手金口玉言的时候,山西汾酒会也就能自我瓦解了。


  对于商人而言,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原本没有问题。但是,在错误的观念之下,出现了“赚钱不问出处”的尴尬。只要有钱就是大爷,只要能赚到更多的钱就不择手段。这说明很多行业存在严重暴利。如果说,一个工程,一个项目的利益是合理的,谁会投资血本笼络官员?正如房产开发一样,假如开发商利益获得处于合理区间,就不会用更多资金去砸晕官员的脑袋。市场经济之下,物价约束不能缺位。当利益已经喝醉的时候,物价监管也已经醉了。商人的赢利必须处于合理水平。


  官商之间能不能实现直接权钱交易?对于官员来说,他们不敢贸然接受陌生商人的钱财,他们害怕出事。对于商人来说,他们未必心甘偷偷将钱财给予官员,他们害怕无据可查而被玩耍。官商交易中间需要一个腐败纽带。这就是一些手里掌握着“官脉”和“商脉”的人。他们俨然成了“腐败中介”,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为了治理腐败现象,我们已经实施了“行贿受贿同罪”的处罚制度。但是,却遗忘了拉皮条的中间人。当查处环节也被灌醉的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


  虽然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但是山西汾酒会却佐证了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权力依然在“半梦半醒”之间。山西汾酒会无非是官商“利益偷情”的场所而已,打破腐败的酒杯,才能让山西汾酒会类似的组织轰然倒塌。(资料整理:独臂刀客,审核:粥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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