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儿天生学不好数学？别给她们强加刻板印象
看点 有报告显示，全球女学生在数学学科表现上落后于男生。女孩能学好数学吗？对这个问题，一位台湾电影导演带来了她的观察。男生女生在理工科表现上的差异不是来自于生理差异，而是社会文化影响导致的性别差异。女孩要打破刻板印象，给自己一点自信。
文 | 张瑶 编辑丨李臻
STEM教育已经进入中国并逐渐普及。在谈到STEM时，有个话题不能绕过去，那就是“科技与性别”。事实上，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全新的议题。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CED）每三年对全球50万15岁学童生进行评估测验，之后发布“性别平等与教育”的相关报告。其中，最近（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女学生在数学学科的表现仍然落后于男学生，这个差距在“成绩最佳”范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根据研究分析，女学生在数学或者其他理科上表现较差的原因是自信低落，以及学校与家长对女学生理科表现的期望较低。
英国女校协会（GSA）主席琼斯（Alun Jones）回应认可了这份评估报告。他表示，性别刻板印象已经存在数百年之久。很多人（包括家长在内）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表现这样的想法与言行，而这也会影响学童的自我期许。
这份报告也引起了台湾导演王慰慈的注意。她从2013年开始筹备拍摄两部女性纪录片《数学女斗士——徐道宁》以及《学数学的女孩儿们》。这两部纪录片集中反映了她在“女孩儿和数学”这一议题上的观察与思考。
影片中的徐道宁是台湾第一位数学女博士，曾参与编写台湾高中新数学教科书，对台湾数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且影响深远。《学数学的女孩儿们》记录了两位女孩学数学的故事，她们生于台湾1940年代末，如今已经成为国际型女数学家。
拍这两部纪录片时，王慰慈就在想，我们的时代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女孩为什么可以把数学学好？当然，归根结底，“我希望这部纪录片可以向观众传达一点：破除刻板印象上的迷思”，王慰慈说。
台湾导演王慰慈
数学老师们，请不要轻易对女孩儿降低要求
我们对女生学数学通常会有哪些刻板印象？“女生对数字不太敏感”“女生逻辑思维比较差”“女生擅长语文，男生擅数理”“女孩儿应该学文科，男孩儿学理工”，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回答。但在徐道宁眼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1923年，徐道宁出生于南京，成长中一直在经历国家战乱，就学十分波折艰辛。1942年，她怀着“科学报国”的心入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数学系（现“北京师范大学”）。最后，她以最高分毕业，留在系里当助教。一年后，她听说台湾师资非常缺乏，就想去这个地方做点贡献。1947年，徐道宁随父母来到台湾。之后，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台湾数学教育。
《数学女斗士——徐道宁》
徐道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非常性格”。她的母亲最恨自己不能独立，受此影响，徐道宁自己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独立自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正因为如此，徐道宁对所谓的男女性别差异非常敏感。她早年读书时，就听见隔壁班的女老师对男生说，“我对你们特别认真，对女生马虎一点没关系”。如今回忆起来，徐道宁对这句话依然感到气愤，她完全不能接受老师给男女学生设立的双重标准。“关键是，说这话的还是一个女老师”，徐道宁说。
在台湾任教后，徐道宁把自己的独立坚强转移到了对学生的要求上。她的学生回忆，“徐老师在课业上的要求很严，对男生女生没有差别。在她看来，只要数学学不好，就通通踢掉”。
“徐老师没有性别差异的观念”，王慰慈这样认为。
她们的父母说，女孩儿念数学最好
在《数学女斗士》拍摄完成后，王慰慈带着这部纪录片走进台湾很多高中。在学生看完纪录片后，她对学生发放匿名问卷调查，同时让学生通过网络和她通信。
这些高中女生正在选科系，他们告诉王慰慈，自己很怀疑自己能不能学科学。在和学生交流后，她发现，这些女生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缺乏自信。但她似乎感觉到，男生一般不会有这样的犹豫。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做性别与科技的研究。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漏管现象（Leaky Pipeline），也就是女性在科技行业的比例越来越少。根据台湾发布的《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的数据，在八年级之前，台湾女生的数学成绩优于男性。
但是到了大学阶段，只有16%的女生继续理工这条路，到后面做博士研究的女生只有8%。再观察她将来的职业，和理工科相关的只有10%。但是纵观其他国家的数据，英国女性从事科技行业的比例是37%、美国41%、芬兰47%、日本是25%、韩国是30%左右。
后来，台湾很多专家深究背后的原因。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女生的数学会逐渐跟不上。她们会自我放弃，然后老师的要求会放低，父母会妥协。这种数学表现上的差别，不是由于生理上的某种差异，而是文化现象造成性别差异。
《数学女斗士》中徐道宁的作品
在第二部纪录片《学数学的女孩们》中，两位数学家——张圣容和金芳蓉就冲破了社会文化带来的性别枷锁。她们从来没有低估过自己的数学学习能力，也不认为自己不能念数学。这两位数学家在1960年代读大学，在这个年代，很多华人科学家来台湾做演讲，他们都鼓励学生学数学，念理工。
更重要的是，她们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张圣容的父亲是台湾的工程师，母亲是企业里的会计。因此，她从小就对数学很敏感，但是她也很喜欢阅读，并且一度想要在大学念文学。后来父母和她商讨，建议她去读数学。现在她已经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教授。类似地，金芳蓉以高雄女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湾大学，选科系时，她的父母特别慎重，还召开了家族会议。讨论完之后，全家族的人都说念数学最好。
这几位数学家在大学读的都是纯数学。从理论数学出发，金芳蓉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研究大数据的专家。她们告诉王慰慈，自己的父母没有用“读理论数学找不到工作”的理由来阻止她们学数学。这也让王慰慈感觉到，父母对孩子的期许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影响女孩对数学的态度。
女孩们，给自己一点自信
王慰慈透露，选择这两位数学家作为纪录片主角的主要原因是，她们有性别意识。这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自信，她们不觉得自己作为女生矮人一截。有一位数学家还透露，自己高中的时候数学只有40分，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她从事科学研究。
“女孩儿的自我期许很重要，千万不要给自己添加刻板印象，而是应该给自己一点点机会”，王慰慈说。
虽然王慰慈试图通过纪录片向大家传达性别意识，但她自己的性别意识却来得比较晚，并且在个人成长中被贴上过性别标签。她的父亲是台湾第一批婚纱白光摄影师，所以王慰慈从小就经常摸相机。
但是爸爸知道做这行很辛苦，也就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走这条路。之后，她在一家大热的金融公司找到一份父母很满意的工作，但是熬了三年后，就做不下去了。最终她选择辞职，继续读大学念电影专业。
正是由于自己的社会经历以及对女性主义的研究，王慰慈在做老师时，格外注意性别的问题。她已经在大学教书26年，培养了非常多的导演及专业摄影师，其中有很多人拿到金马奖和金钟奖。
1991年，她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台湾几乎没有女性电影工作者，因为这个行业被视为是一个“男性的行业”。操作摄影机是个技术活儿，拿摄影机也是个体力活儿，但是她从来不会向女生传到这样的声音：你们不要拿摄影机，让男生去拿摄影机。
王慰慈认为老师有性别意识很重要，否则，他们就会无意识地给学生施加刻板印象、贴性别标签。“但是现在的老师的性别观念已经趋于社会化了”，她注意到。
走过40、50年代，现在台湾女孩性别意识有什么样的发展呢？王慰慈毫不客气地说，女孩儿的性别意识在完全退后。而其中最大的凶手就是媒体，因为媒体在不断制造刻板印象。比如，媒体总是在讨论女性的胸ABCD、太瘦太胖的话题。女生从媒体那里学到的标准来看自己，所以她们对自己总是不满意。
“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就更不要谈自我性别意识”，王慰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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